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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故事：刘勰思想方法的一些特点（下）中国古代故事：刘勰思想方法的一些特点（下）
林环讲知识
百家号11 1217:16《文心雕龙》对某些问题的论述，使人感到似乎有些矛盾，有些捉摸不定。例如对于《楚辞》，《辨骚》称其“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惊才风逸，壮采烟高”，可谓热情赞颂，几乎无以复加，但《宗经》云“楚艳汉侈，流弊不还”，《通变》云“楚、汉侈而艳”，又认为《楚辞》与汉赋侈大华艳，乃是后世淫丽之风的始端。评论汉赋也有类似情况。既称道其描绘物象生动逼真，称司马相如等为“辞赋之英杰”;而又多所批评，尤其对司马相如，指责他“理不胜辞”，“文丽用寡”，颇为严厉。实际上，这正是兼顾两头，既看到长处，又看到短处的思维方式的体现吧。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所作出的评价可以完全不同。犹如一件物品，正面看是一个形状，背面、侧面看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形状。唯有诸方面都看到，才完整真实，对于所谓“近代”即刘宋以来作品的评论，也有似于此。既批评其讹滥，以“宋初讹而新’，加以概括，可谓严厉之极;又颇为准确地概括了当时模山范水之作的艺术特色，不无欣赏之意。宋代制作，既有文风不正的一面，又有写景体物自然真切的一面，二者都可说具有新变的倾向，刘勰都注意到了，而态度有所不同。又如建安时期曹氏父子的乐府诗作，从音乐文学的角度，刘勰说“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态度显得保守;但若换一个角度，撇开传统音乐理论，单纯就诗论诗，则又称其“气爽才丽”、“有佳篇”、“清越”。由于刘勰常是在某一处只说一个方面，在别处又说另一个方面，如果简单地比照其评价、态度，便容易感到矛盾。其实正宜合而观之，方得其全。
《文心雕龙》之作，意在“弥纶群言”，欲将前人有关论述熔为一炉。而在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论，与魏晋以来文学自觉时代出现的一些论述，实际上不是没有矛盾之处当南朝的文学理论。事实上也不可能不是如此，因为不论创作也好，理论也好，其长足的进步、发展，乃在进人自觉时代以后。而刘勰作为一个儒教的崇拜者，当遇到二者矛盾时，自然不会公然对儒家文论表示异议。相反，他仍然引用这方面的言论，但实际上已有所违异。例如扬雄批评汉赋文丽用寡、劝百讽一，进而否定汉赋。扬雄那些话太著名了，刘勰也加以引用，说一些“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之类的话;而同时又肯定楚汉以来著名赋家，赞扬其艺术成就。那些被他称道的作家作品，其实有的并无讽谕之意，有的按扬雄的说法正是曲终奏雅、劝百讽一。因此事实上刘勰并没有固执于扬雄的本意。他之引用扬雄的话，实际上不是否定汉赋，也不是坚持赋必须有讽谏之用，而是只取其一点，即指斥汉赋过于侈丽那一点，拿来对汉赋艺术方面的缺点进行批评。对于诗歌也有类似情形。既引用“诗者，持也”、“思无邪”那样的话，也称道某些讽谏诗作，但又决不像汉儒或同时的裴子野那样要求诗歌都与政教相联系，而是表现出十分宽容的态度。对于许多并无讽谏性质的、一般的抒情写景之作都加以肯定，而且其评论的重点乃在于那些抒情写景作品方面，因为正是那些作品才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魅力。在这些地方，确显出其思想中调和的一面，容易使人感到矛盾和困惑。实际上刘勰的论述是所偏向的，偏向于重视文学内部规律、重视艺术美这一边。不过他也并不否定另一边，即传统的功利主义的那一边。事实上，又何止刘勰一人如此。在魏晋南北朝，即使非常重视审美因素、于诗教说并不在意的文论家，也决不至于公然表示反对。这是由整个社会、思想界的状况决定的，儒教总是统治者所提倡、尊崇的官方哲学。功利的、标举政教作用的文艺观，与审美的、不重视政教作用的文艺观，有的人或许视为对立的两极，但在刘勰头脑中，可能就不曾意识到其间的对立。只是文学发展的事实，时代的风气，使他在论述文学时，自然而然地偏到了重审美的这一边。
上文说过，我国传统学术本具有辩证因素。这儿还应补充一下，即佛学中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可能给予刘勰的思维不小的影响。《文心·论说》言及西晋时贵无崇有之争，有云:“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所谓般若绝境，指大乘般若空宗的理论，即鸠摩罗什所传龙树的学说。这种理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有、无的统一体。色有空无相即，二者并观，是为中道。若滞于有或滞于无，都谈不到“中”，都是落于一边。而掌握了中道，领悟到世界的本质是有无相即，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便是获得了佛家智慧即“般若”。鸠摩罗什的高足、东晋僧肇作《不真空论》，即阐发此理，认为万物乃因缘而生，并无自性，因而是不真实的存在，是无而不是有;但因缘既已生起，事物已经显现，因此又是有而不是无。其结论是“有无称异，其致一也”。有和无看似对立，其实是同一体的两个不同方面。僧肇在《答刘遗民书》中特地从认识论的角度，批评一般俗人“观色空”时。总是滞于一边，观照到空时便看不到有，把空和有割裂为两截。他说:“观色空时，应一心见色，一心见空。”意谓应该在同一时问内既看到有色，又看到无空;如此方为中道，方为不落一边。这种思想方法包含一定的辩证因素，猜测到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既包含肯定方面，又包含否定方面;从这个角度看是肯定，换一个角度看又是否定。僧肇另一篇有名的论文《物不迁论》也反映出相似的思想方法。他说万物“弗留”而又“常住”。一切事物都要消逝，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动而非静”。而它们既然只存在于它们所在的那个时间内，而不延续到下一个时间，“称去而不迁”，“虽往而常静”，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静而非动”。因此万物即动即静，既是“不住”，又是“不迁”。这是般若空宗中观方法的运用。刘勰称赞“般若之绝境”，其思想方法当受到此种思辨的熏染。上文所说他对屈宋、对汉赋的评论，有时甚为赞赏，有时又加以指责;还有他论文时，每每似褒非褒，似贬非贬，似乎只是客观描述，而使人觉得难以判定他的主观态度究竟如何。上文所述对曹氏父子祖孙乐府诗的评论即其中一例。从这些地方，似乎颇能感觉到那种“不落一边”的思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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