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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仁学强调人在品德、素质上的自我修养，包括恪守一套观察问题、为人处世的基本思想方法，也就是中庸之道。《论语·雍也》载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哉！”意思是中庸作为一种品德、素养，是最完善的了。“中”是不偏不倚，恰如其分，行为、想法不能过头，也不能有差距，即所谓的无过、无不及；“庸”有两层含义，一是“用”指实际施行，二是“常”指恒定不变。中庸就是持久、一贯的实行“中”的准则，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执其两端用其中”的处事方式。孔子认识到事物具有互相矛盾的两方面，称之为“两端”，而处理问题则要把握住两端，找出联结两端的平衡点，以一种稳妥的方式求得解决。孔子赞扬舜是具有伟大智慧的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与《论语·尧曰》所说的“允执其中”意义相同，实际上都是指将矛盾的两个方面加以调和、折中，不偏不倚，避免出现极端的行为及其后果。所谓“用其中”、“允执其中”，需要在充分了解、把握矛盾两方面状况的基础上，因而“执其两端”是不可忽视的，孔子曾说自己认识和解决问题就是靠“叩其两端”的方法。所以，“执其两端用其中”是孔子中庸之道的主要内容，其他的阐释都是在此之上的发挥。
第二，“无可无不可”的应变方式。《论语·微子》篇中列举了三类隐士：一种是决不降低自己的志气，不辱其身，另一种因某种实际需要而降志辱身，然而言论符合伦理，行为必经考虑，再一种是说话随便，而保持自身清白。这三种人各按其人生哲学采取了一种不变的做法，都值得尊敬，但孔子自称与他们不同，“我则已于是，无可无不可”。“无可”指不绝对的认可其中的一种做法而排斥其他，“无不可”是不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做法，更明白的说，孔子不认为三种人中哪一种最好而做出唯一的肯定，也不否定这三种人或其中一种，孔子本人不会坚决的效仿其中的一种人，但也有效仿其中任何一种人的可能性。这岂不是有些令人捉摸不定了？似乎如此但又不完全是，孔子认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奉行的中庸就是要“时中”，“时中”是根据时间场合的不同而变通“中”的标准，承认采取权宜之策的合理性，表现为灵活性，避免死报一成不变的价值尺度，也不死守单一的行为方式。当然，孔子“无可无不可”态度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灵活性，并不是全无原则，如上述三种隐士，都保持自身人格的正派，在这个基点上才能予以“无不可”的认定。
第三，“不可则止”的处事态度。孔子的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为推行其政治主张和宣扬仁学学说而不懈努力。但他仍以中庸之道对待，认为“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就是说大臣在“道”不可能施行的情况下，不必狂热、固执的坚持而与君主发生冲突，应当适可而止，随时隐退，这并没有放弃“道”的原则，他自己辞去鲁国的官职就属于“不可则止”。据此，仁人志士不一定出仕为官，“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隐士仍然可以弘道，仍然是可敬的。这种中庸的处事态度影响极大，不失为几千年知识分子调整心态的一剂良方。甚至对待朋友及一般人也是如此，“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君子矜而不争”，表现为一副明哲保身高于责任感的面目。
中庸之道被认为是孔子在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时“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但其应用中有多样的表现，有时具备明确的原则与是非标准，不能概以折中主义看待，但其思想与行为的倾向是取温和、舍激烈，反对走极端。尽管这种思想方法包含一些辩证因素，而总体上则是要维护平衡、稳定，利于保守而不利与变革。只不过“不可则止”，“君子矜而不争”等等，明显是为了抹杀矛盾的斗争性，在思想上有折中主义倾向，在行为上是消极退缩，更体现了中庸之道保守性的一面，与孔子赞扬过的“杀身以成仁”精神也是根本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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