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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变化体现了创作风尚的变化。作为人物形象的载体，它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规范和约束作用。在狄仁杰形象流变这一具体问题上，从宏观上看，小说史上不同的文本类型对狄仁杰形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使其形象经历了从笔记小说中的片段化描写到自话长篇中的传记化描写。从小说题材内部的变化上看，小说题材的叙事重心的转变也会带来人物形象的不同展现。狄仁杰从唐代开始进入文学领域，其形象并非一成不变，从唐宋的文言笔记小说，到明清的白话长篇小说，狄仁杰形象经历了一个由形象片段到形象整体的转变过程，这是小说体裁变化的结果。
如前所述，笔记小说无论是何种题材，作者大多习惯于用一则故事着力突出主人公的某一形象特质。笔记小说中的狄仁杰或者医术高明、或者救助鬼神、或者直谏女主 作者往往用凝练的语言刻画出狄仁杰的某一形象侧面。比如，笔记小说中狄仁杰替老娘伸冤故事。在故事中害死老姐独子的杀人凶于是一只老虎，然而狄仁杰却可以通过向山神发撤文，与虎群对话等方法，最终揪出了吃人的老虎，并将其按照人类的律法加以惩罚。这则简短的故事，集中笔墨突出了为民伸冤的狄仁杰神通广大的形象侧面。
这种片段化的描写，显然有利于对人物个性的集中展现，但是限于篇幅和形式，往往会使得人物形象破碎化。以志人笔记为例，唐代以来的志人笔记多承袭《世说新语》的传统，按照人物品格分门别类，而每个人物都不止一面，自然具有多种特点，因而它们会分别出现在不同门类下。这样的体例固然有利于读者直观把握人物形象具体的性格特点，但是，人物形象往往被割裂开来，类似于编年体史书，不易于对人物形象形成整体把握。随着小说的发展，到了明清白话长篇小说中，狄仁杰的形象不再局限于片段化的描写，已经发展成为传记化的呈现。民篇小说既通过典型事件来凸显狄仁杰的性格，也不忘对狄仁杰的外貌加以描写使得狄仁杰形象较笔记小说中那种只关注性格特点的刻画方式更加全面。在小说史中，狄仁杰形象从片段化发展到传记化的描写显然得益于小说体制的发展。
明清时期章回体的迅速成长打破了小说体例上短篇一统天下的局面，它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章回体裁篇幅可以无限制的延长，有更大的容量，这十分有利于作者多角度、多侧面的展现人物形象。同样是狄仁杰劝谏武则天立储的情节，文人笔记往往十分洗炼，如《智囊全集·语智》中对于狄仁杰改周为唐的描述十分简练，＂狄仁杰从容言于太后曰姑侄与子母孰亲。降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若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柑姑于庙者也。’太后乃悟。”通过这一片段读者很难获得完整的狄仁杰形象。而到了白话小说中，狄仁杰改周为唐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生动的故事。
首先在对待最高统治者武则天时，狄仁杰利用解梦之机对武则天阐明太子不在朝的危险性，然后对武则天晓以母子大义，以及祭祀、庙享等实际问题。其次，对于武三思等反对者，狄仁杰联合其他效忠李唐的大臣通过斗争把他们逐一消灭。甚至在有的白话小说中狄仁杰还采用了一些挑拨离间等不够光明正大的方式来处理反对派。总之，臼话小说中，狄仁杰忠于李唐的形象得以更生动地诠释其次，在语言运用上，与笔记体的短小精悔、纯用文言写成恰恰相反，长篇章回体受到讲史等民间说话艺术的影响，运用通俗易懂的臼话写成，令狄仁杰形象更加世俗化，这为狄仁杰形象深入底层民众心中提供了可能。
小说题材是作品的材料基础，不同题材的作品开同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不同的取舍标准。狄仁杰的历史真实是文学创作的材料基础，但对于不同题材的作品，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必有不同侧重。小说题材对狄仁杰形象的影响典型地表现在历史演义小说和公案小说这两大类型中。不容易凭了作者的想象而骋驰：又其时代也受着历史的牵制，往往少者四五十年，多者近三五百年，其事实也多者千百宗，少者也有百十宗：作者实难于收罗，若子布置，更难于件件细写：而其人物也往往为历史所拘束，不易捏造，更不易尽量的描写着。”早期的历史演义多是以历史事件发展为描写中心，因此其中的人物形象难免有单薄、面目模糊的倾向。
在早期的说唐类历史演义中，由于历史演义这一题材模式处于初创阶段，小说还不成熟，对正史十分依赖，加之作者才力所限，因此其中的狄仁杰忠君形象十分单薄。如《隋唐志传通俗演义》中仅仅通过狄仁杰与武则天、委师德等人的对话来塑造他的忠君直谏、知错能改的品质，而他兴复唐室的重大事迹仅一笔带过。这里并不否认狄仁杰的次要人物地位，但也不能忽视早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重心，它是以描摹隋唐历史事件为主要目的而非创作人物形象。到了《隋唐演义》中，狄仁杰的忠君形象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丰富。这一方面来自于作者加大了对武周朝的展现力度，一方面来自于作者本人对于狄仁杰兴复唐室的丰功伟绩的推崇。但是《隋唐演义》也没有超越依托史书的框架来展现隋灭唐兴这一历史事件的模式，这种人物形象服从于历史叙事的方式难以全面刻画人物，因此狄仁杰的光辉形象表现的不够全面。
狄仁杰形象在《薛刚反唐》中获得生动而全面地展示。这主要得益于小说对历史演义这一题材的突破，从小说题材上看，《薛刚反唐》虽被归入说唐系列的历史演义之中，但小说本身更注重表现薛刚等人的英雄事迹。换言之，这类小说更侧重于人物形象的刻画，这就比侧重史实演义带给创作者更大的施展空间。它传承了《水浒传》一脉塑造英雄人物的理念，作品汲取了正史、小说对狄仁杰形象塑造的存益成果，在此基础上加入大量的夸张和虚构，通过营救薛刚、举荐贤臣、定下复唐大计等儿件大事把狄仁杰塑造成一个深谋远虑、忠心耿耿、未卡先知的唐室砾柱，使得狄仁杰忠于李庸的形象变得生动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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