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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今天 [0/5]
他 （高声地）我整个人都在您面前，还要问名字干什么！ ——
可以不问名字，因为名字仅仅是某种符号和标签，当“整个人”站在面前的时候，具体的存在便意味着“去名化”的可能。但是在不问名字之前，却遇到了如何命名的问题：看完书，想在豆瓣上做一个标记，但是搜索“盖利曼”无果，于是只好用唯一的书号去检索，结果出来的书名是《外国当代剧作选（5）》，和彼德·谢弗的《伊库斯·上帝的宠儿》是一个系列——豆瓣上彼得·谢弗的这部作品就命名为《外国当代剧作选（3）》。用图书系列来做其中一本书的书名，毕竟不严谨也不科学，但是谢弗的戏剧作品收录了两部，还可以用两部剧作的题目作为书名，但是A·盖利曼的这本书却收录了五部剧作，难道用对谢弗的书命名的方式泡制成《反馈·验收书的签字人·家丑外扬·长椅·齐努莉娅》？
书名既不应该是《外国当代剧作选（5）》，也不应该是《反馈·验收书的签字人·家丑外扬·长椅·齐努莉娅》，于是，当这本书“整个人”站在面前，却在一种无法命名的状态中，最后索性用《盖利曼剧作选》作为书名——第一次以自造的方式命名一本公开出版的书，的确是某种尴尬，而当回到“还要问名字干什么”的戏剧语境里，不需要命名的背后不是尴尬，不是凑活，也不是有具体存在的“去名化”行为，而是呈现了一种真相的缺失，正是在这种真相的缺失中，唯一性和必然性也不复存在，于是站在面前的“整个人”也成为了符号和标签，最终具体的存在也变得虚无。
出场人物只有他和她，第三人称代词指向的只是某一种性别区分，他是身材不高、秃顶、壮实的男子，而她则是一名少妇，男子和少妇可以指代所有人，当他和她在祖鲁巴文化休息公园里相遇，第三人称的故事注定会走向不确定，甚至变成完全的谎言。但是在少妇面前说着不要问名字的男人，却首先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现我要告诉您一个高度机密：我叫尼古拉。”告诉名字是为了得到一种肯定性信息，在肯定性信息里才有可能铺垫出接下来的故事：他说自己每月有三百五十卢布的收入，他说自己是一个四十二岁的单身男人，他说妻子和自己离婚了，他说自己正出差在这个城市——无论是收入还是年龄，无论是婚姻状况还是此行的目的，他都是为了搭讪，并寻找一种机会。而当他说可以为遇到困难的女人提供必要的帮助时，实际上就是把她当成了自己寻找的目标，“只要店里有货，然后我们带上买好的东西，叫一辆出租汽车，到您家里作客去！”
做好了铺垫，只为这最后的目的，但是起先就朝他笑的她却告诉了他一个事实：“您已经在我家里作过—次客了！”这是一种对已经发生事件的确认，理由是她知道他的名字，“尤拉奇卡”无疑解构了他说出自己叫“尼古拉”的事实，而且，和他说“我整个人都在您面前”的具体存在相对应，她也说：“要不要我脱光衣服，让你认一认？”而且在这个身体作为证明的存在中，她也说出了那次在家里做客的情形：在家里呆了一个晚上，最后临走前告诉她很快会回来，因为要从宿舍里取来生活必需品和证件，为了“以后住在你这里。”但是他却一去不返，于是再次遇见之后，她骂他是：“公园的臭流氓！两条腿的畜生……”
他整个人站在她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告诉了自己相关的信息，而她也整个人站在他面前，也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叫“薇拉”，也提供了相关的信息，于是问题产生了：到底是他说的是真相，还是她说的是事实？实际上，围绕这个问题，盖利曼在接下去的情节里几乎都是在证明他所说的是谎言，而她则不断地戳穿他的谎言：他说自己离婚了，一个人生活了三年，作为一个四十二岁的单身男人，知道面前的她想要嫁人，于是他急于想一起去她家里，但是她一开始质疑的是，为什么他没有认出自己？“为什么你一下子没认出我来？竟然忘记了，怎么会呢？从你那儿我还能得到什么好呢？我这人就那么容易被忘掉？你去找个不容易忘掉的人好了！”他解释说，“上次我们相遇是鬼使神差，今日则是天作之合。”但是在他紧抱着她的时候，她从他的口袋里摸到了身份证，才知道他根本不叫尼古拉，也不叫尤拉奇卡，而是费多尔·库兹米奇，也就是“费加”；他不是来这里出差，而是在公共汽车场工作；他也根本没有离婚，和妻子住在红军街；孩子也不是女儿，而是两个儿子……
身份证当然是他身份的证明，于是关于名字、工作、婚姻状况和子女都一清二楚，当然也把刚才他所说的话都变成了谎言，但是他还是沿着自己的逻辑，力图证明自己不是说谎，“好，瞎说就瞎说吧，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想象力很丰富。”将这一切都归结为想象力，他便告诉她自己的孩子是儿子，而且马上有自己的孩子了，和妻子已经离婚，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他甚至把前妻的电话号码写在纸片上，让她打过去确认。实际上他知道她不会愚蠢到去打电话，她在他面前也说自己不会去确认，但是在自己离开之后，她却真的打了电话，她得到的信息是：电话根本不是家里的，是单位的，和妻子也没有离婚，而且也不是供应科长只是一个普通司机。
于是，谎言全部被揭穿，“全世界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男人在欺骗成千上万的女人！这是生活的规律！”当欺骗成为生活的正常规律，一个具体的人便被解构了，变成了一种虚无的存在：他到底是谁？或者如她所发问的：“那到底真相是怎样呢？”但是谎言被揭穿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当他离开她坐在长椅上哭泣，当他返回她告诉他“我觉着我已经活不下去了”，甚至当他建议回去拿点必需的东西然后坐车去她家里，并且“往后我就住你那里”了，她似乎又接受了他新的说法：儿子是两个，但是那个大的是前妻生的，八年前他跟他离婚了，然后她嫁给了一个军人，后来大儿子也结婚了，而现在的儿子是第二个老婆生的，儿子刚上二年级，而和妻子之间也发生了矛盾，因为妻子有了外遇。
编号：X38·1951112·0193作者：（苏）A·盖利曼出版：中国戏剧出版社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定价：6.30元页数：427页
在一切被信任的情况下，她等待他回去拿必需品，她相信了她的妻子有了外遇两个人关系不好，她也接受了他回去和妻子好好谈谈明天再来找自己，但是最后他的建议是：“我求你一件事——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多么需要，不管你多么想……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你都千万不要去找我……工作单位不要去，家里也不要去。听见了吗？”于是她回答了“听见。”甚至最后给了他自己在波里戈夫大街四楼四单元一层的房间钥匙，等待他和妻子商谈完之后回到她身边，开始在一起的生活。从名字到婚姻状况，从工作单位到孩子情况，为什么一个满嘴谎言的人最后还是被她接受？其实，盖利曼或者设置了一个陷阱，当他被她一步步揭穿谎言，似乎说谎者就是他，沿着这样的思路，他之存在就是一个可能，甚至是可能都不是。这里或者又盖利曼道德层面的考量，但是在她拿出钥匙等待他最后来找他的时候，是不是她也设置了一个骗局？或者说，当她成为揭露真相的存在时，有可能她也在编造谎言，甚至比他更甚——在她作为真相的寻找者而存在的时候，不仅站在在道德高地上使他丧失了一个人的尊严，而且一步步接近事实。
但是，她似乎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个不明显的骗局，当她见到他并且说他曾在自己家里做过一次客，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开始就是一种不真实，从他的反应来看，他几乎没有质疑就认定自己的确是去过她家，一个到处找女人搭讪到处编织谎言的人，当然已经记不得自己和谁有过交往，于是顺水推舟承认了她所说的事实，特别是在“要不要我脱光衣服，让你认一认？”的具体存在面前，一切都失去了质疑的可能。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已经处于下风，被她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之后她对他的命名，之后拨打的电话，都是一种骗局，而被他控制的她试图证明她是喜欢自己的，所以一步一步被她牵着鼻子走。最后当她给了他钥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可能，“用不着担心，我的傻瓜。如果有那种情况，我会换一把新锁的。”那个房间是谁的房间，这把钥匙是谁的钥匙，在他没有真正打开那扇门的时候，一切都可能是假设。
所以，在他和她这两个第三人称演绎的故事里，一切都可能是谎言：他不叫费加，她不是薇拉；他没有儿子和妻子，她也没有在一年前认识他；他不是公司职员，她也没有那套房子……在一切的事实都变成虚构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不被命名的、可能的他，她也是一个不被命名、可能的她，于是真相缺失了，甚至寻找真相都在他们相信的谎言里放弃了，最后，盖利曼在他和她离开之后再次将目光对准那些长椅，长椅上还坐着几对情侣：有时是她对他说的是：“咱们走吧，已经很晚了！”有时是她对他说的是：“急什么，还早着呢！”在没有真相的时候，“两位姑娘说得都对。”而盖利曼为这样的可能性生活带出了最后的结局：“因为严酷无情的夜幕正徐徐降落到人间，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有人啼哭，有人安眠。’”谁会啼哭，谁会安眠，也许只有也本身知道，而一切的生活都滑向了没有真相的可能状态中。
“场次由导演决定”标注在这部戏剧里，当导演决定着场次，一切也都变成了盖利曼对于真相的态度。这是剧作选里最具有哲理意义的一部戏剧，作为苏联“生产题材”的剧作家，盖利曼所关注的是一个相对平静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他在《致中国读者》中说“我希望我的剧作能够给读者这样一个印象：了解近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存在着哪些冲突，哪些矛盾。”的确，《长椅》之外的其他剧作都具有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但是无论是《长椅》中的寓意，还是其他剧作中的现实，盖利曼都在寻找真相，尤其是在“生产题材”的剧作中，他试图抓住矛盾和冲突，用问题的紧迫性和尖锐性，用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权益的利害性，来激发和调动公众的兴趣。《反馈》聚焦的是生产线投产与否的政治问题，正在兴建的大型联合企业需要马上进行投产，州委工业书记完全了解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只能整体投产，不能部分地按生产线分期投产，否则将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他不顾工作人员的反对，一再要求公司提前投产，从而在全州树立一个先进企业的典型。但是刚上任的公司经理努尔科夫知道整个工程竣工投产非但不能提前，甚至如期投产都成问题，但是他没有已故经理马隆采夫的关系和威望，搞不到工程所必需的设备和材料。但是，为了迎合上级的意图，为了能搞到所需的材料，他决定铤而走险，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段，妄图用一条生产线提前投产的办法，沽名钓誉，瞒天过海。
新来的市委书记萨库林经过调查了解，揭露了建筑公司的这一冒险骗局，官司打到了州委奥库涅夫利用职权，将此事的责任完全转嫁于努尔科夫，骗局虽被揭穿，损失却在所难免，最后只得由州委第一书记出面收场：两害择其轻者——提前将一条生产线投产。《反馈》所批判的并非只是抛弃原则、不择手段的努尔科夫，而是揭露这样的问题出现的体制原因，当把市委书记萨库林作为一种理想而最终解决了这个严重问题时，盖利曼就是要将批判一种经验主义，以及经验主义背后的官僚主义、徇私舞弊、优柔寡断，最后他通过安装工人叶列明发出自己的声音：“党员必须忠诚老实……劳动中一丝不苟……讲原则……对缺点错误不妥协……与官撩主义……地方主义作斗争……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利益……”
就像《长椅》中提出“那到底真相是怎样呢”这一问题，就像《长椅》中谎言成为生活的规律的巨大讽刺，《反馈》所聚焦的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地方主义，《齐努莉娅》则表现了如何与现实作斗争：齐努莉娅是一个波塔波夫式的十九岁的姑娘，她天真、善良、富有正义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她的崇高的思想完全发自她的内心，而不是夸夸其谈的漂亮言词。但是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她遇到了困难：周围上下一些人所奉行的则是另外一套生活原则，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追求的是生活要好，工作要少，待人接物常常表里不一，两面三刀。齐努莉娅几乎完全陷入了这样一些人的包围之中，但是她不向命运低头，一个人孤军奋战。她也动摇过，甚至想去自杀，但信念还是战胜了自己，坚定了斗争的决心，逐渐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支持。但是齐努莉娅和《反馈》中的萨库林一样，有一种理想化色彩，而在《验收书的签字人》中，围绕面包厂该不该验收签字，委以重任的申金完全以这个目标而终极任务，他通过不同的方法甚至极端做法获得签字，但是验收小组成员谢苗诺夫最后对他说的是：“我不能签字。你上头有指示，我上头也有指示—一你有你的上司，我也有我的上司。让他们自己去谈吧。”两个具体执行者的困境变成了权力之间的斗争，而当妻子申金娜却他最终放弃的时候，申金却极力否定了这个决定：“不，不！不，不！”这是一个底层人的呼声，也是他的无奈。
面包厂能不能验收通过，关键在于验收小组的签字，这无疑也是一种形式化，而形式的背后则是权力，所以当申金不惜一切代价让达到了标准的面包厂通过验收，被认为是一种正义，申金作为一个正面人物“体现了崇高的道德精神”，但是有人也指出，申金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追求正义”，在道德上是不成熟的。两种观点其实也是关于人物定位的争论，无论是程序正义却遇到困难还是用不正义的手段追求正义，他们都反映了现实中存在的体制问题，而盖利曼也通过剧作将社会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展现出来。其实，在被权力控制的体制面前，在真相被掩盖的现实面前，其实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命名”：它是《长椅》中那把无关开门的钥匙，是《反馈》中不断被改写的提前投产倒计时牌子，是《验收书的签字人》中夹在车窗玻璃上的车票。
而在“命名”之外，生活就成为了这些问题本身，即使有叶列明、萨库林、齐努莉娅、申金这样的理想人物，最后也只是一个他或她，所以在《验收书的签字人》中盖利曼有一句话颇耐人寻味：“故事发生在今天”——今天就是无时无刻的现在，就是无处不在的此时，它不是虚构是一种现实，它不是创作是真实，所以在真相即是真实中，盖利曼本身就是用文本在讽刺着现实，讽刺“命名”：1987年1月6日他在《致中国读者》中写道：“我深信：没有广泛的民主和公开性，社会主义社会就无法向前发展。”四年后的12月25日，他所生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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