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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胜贤来跟大家讲一下“崇有论”与“无君论”——反玄学的著名理论。
继裴頠反玄学的晋代激进派人物，是鲍敬言。
鲍敬言的生平事迹和著作篇目不详，约与两晋之际的道家代表人物葛洪同时。他是葛洪的论敌，在葛洪的《抱朴子》中有《诸鲍》，一篇，专门洁难鲍敬言的言论、思想。在《诘鲍》篇中，一葛淇吟他“鲍生‘，犷说他“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他被叫做“鲍生”，说明他是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他“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说明他虽好老、庄之书如但不是喜欢老、庄的玄论，而是“治”·反对玄学的“剧辩之盲”。他的产剧辩之言”，主要是借用老、庄书中关于向往没有君臣之分的“至德之世”的思想，反对玄、道思想，反对封建制的君主制和剥削制度。他的著论就是“以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无君论》。
《无君论》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和反封建的进步著作。在《无君论》中，鲍敬言首先用苍天“无事”和天地“本无尊卑”的唯物主义观点，驳斥了“天生蒸·(众)民而树之君”和“天尊地卑"的唯心主义说教。
周代以来，统洽者就制造了“天生蒸民而树(立)之君”的说法，是说自天生众民以来天就为民树立了君主，君主是“天树”的，人民是愿意君主统治的。玄学家说“名教出于自然”，实际上就是说君臣等关系出自“天道”，是天生固有的。鲍敬言坚决反对这种说法。
他提出质向:“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为辞哉!”意思是说，这是皇天真的这样谆谆告诫的呢，还是一些想做君主的人制造的借口呢!按照他的看法，“古者无君”，人类社会开始的太古时代是“万物并生”、“万物玄同’，的没有君臣之分的时代，“降秒秒季(末世)”以后，，才产生了君臣关系和“君臣之道”。“抄季”才产生的这种君主统治臣民的“隶属役御炸关系，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强者与弱者的争斗、智者与愚者的较量，结果弱者、“力寡之民”以及愚者被强者、智者、力多之人所征服或欺诈。君主的出现，完全是人为，而不是“天树”，他的结论就是:“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而较愚智，彼苍天果无事也(老天爷没有干什么事)”。这种君主的统治、奴役，完全是强制的，绝非民之意愿，正如鸟类、牛马被。人役用“非鸟所欲”、“非马之性”、“非牛之乐”一样。
鲍敬言还驳斥了儒、玄、.道家散布的“天尊地卑”谬论。儒者说什么“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二(列)，贵践位矣。”道家代表葛洪也说什么“君，天也”，并认为君不“可斑”如同天不“可改”一样。他们鼓吹“天尊地卑”，就是说君民的贵贱、尊卑关系是天经地义。鲍敬言则认为天地“本无尊卑”，人类原来也无尊卑之别。他指出:“天地之位”是阴阳“二气范物(形成的物质)”，“乐阳”的阳气云飞于上成为天，‘好阴”的阴气水处于下成为地。阴阳二气又按照它们的柔、刚本性，随着四时‘春、夏、秋、冬)、八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而化生万物。天的位置在上，地的位置在下，“各附所安，本无尊卑也。”、冰类最初也本无尊卑，后来分化为君臣之后，才有了尊卑。
鲍敬言阐述的苍天“无事”和天地之位‘“本无尊卑”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他认为人类本无君臣、.尊卑之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它有力地揭穿了“天树”君主和，“天尊地卑”的谎言。在此基础上，他论述了“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政治思想。
所谓“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即，是说无君的古代胜于有君的 “今世”(指夏代以后的阶级社会)，无君胜于有君。鲍敬言认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囊古之世(久远的古代)”，是没有君臣之分的无阶级社会。那时候，“无君无巨，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大家自由劳动、生息，平等，自由，白得其乐，人们单纯质朴，“纯白在胸，机心不生”，“其言不华，其行不饰”。生活简单，艰苦朴素，房屋“足以蔽风雨”，衣服“足以掩身形”，音乐“足以定人情”，饮食也“足以充饥虚”社会上没有贫富，没有压迫、剥削，“势利不萌，祸乱不作”，没有掠夺战争，“干戈不用，城池不设”，没有军队、官吏、刑法等国家机构。这是人类的“至德之世”。
但是，这种“至德之世”发展到“抄季”，由于强者、智者与弱者、愚者斗争、较量，弱者、愚者臣服于强者、智者，便分化为君臣。从此，“君臣既立而变化逐滋(滋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在这种有君有臣的社会里，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背叛了人类的“大始之本”(开始的本性)，背离了囊古之世的纯朴道德，残酷剥削、压迫、屠杀人民，统治者、刹学者与被统治、被剥削的斗争愈演愈烈，社会祸乱不已。这种有君之“今世”不如无君之“囊古”。
首先，今世的君主是利用君权肆意奢凶、屠杀巨民的暴徒。君臣既立以后，君主贪婪、荒淫，凶恶、残暴。他们之所以这样，由子他们做了君主，_掌握了君权。鲍敬言举夏继商纤为例，说“梁纷之徒”所以能够“肆酷悠欲，屠割夫下，由于为君，故得纵意也。”从夏商时代开始，象继纷这样的“无道之君，无世不有”。
其次，今世的君主是依靠官吏残酷剥削、压迫人民、制造社会祸乱的社会根源。因为有了君主，就有了官吏、刑法等统治、剥荆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些官吏是君主统治人民、剥削人民的鹰犬。他们剥削、压迫人民就好比水獭吃鱼、老鹰吃鸟，使得人民陷入极端的贫困。鲍敬言说:“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官吏)设则百姓困，奉上(奉养君、官)厚则下民贫”。人民穷困到无法生活下去时就必然起而反抗，犯上作乱。君主、百宫又用刑法等来镇压，人民又更加反抗，祸乱不已。这些祸乱的产生和发展，“皆有君之所致(引起)也”。
第三，今世的君主又是掠夺战争的罪魁祸首。因为君臣既立，争夺势力的斗争就日益频繁。鲍敬言认为当时小民虽也争利，但只是个人的“小小”之争。而“富贵之家”更重势利，君主则为了贪求疆土、掠取金宝、争夺权柄而发动大规模的侵夺战争，驱使广大“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成千上万的人民死亡。‘无道之君”是这种“侵割之患，的制造者。
鲍敬言关于“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这些论述，是反对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而堕落的君主势力，向往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剥削、投有战争的无阶级社会，期望人民“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大家“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力之争。”这在当时，虽然是一种不切实际、也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却反映了晋代农民反封建的愿望，也体现了当时革命人民反抗封建君主制统治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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