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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时报记者 王振雅
“北京、武汉、绥芬河，在三地，我都赶上了三场大雪。”柳洪杰说。头顶风雪，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刘洪杰为武汉、绥芬河“雪中送炭”，增强社区防控力量。在武汉，青山区实现“应收尽收”，绥芬河社区实现“零感染”。
4月8日，武汉解封；5月6日，绥芬河降为低风险区。北京海淀区马连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柳洪杰，不仅是这两项“抗疫”成果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柳洪杰抗疫返京，左为柳洪杰。
到武汉第一天，碰上基层疫情防控中的一块“硬骨头”
柳洪杰，他是一名北京海淀区的一名基层医生、一名共产党员，也是马连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曾任海淀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务处长、办公室主任，羊坊店医院副院长。
2月5日傍晚，柳洪杰接到紧急通知，国家卫健委要组建社区防控专家组到武汉指导基层疫情防控工作，海淀区仅有1个名额。他毫不犹豫的说：“我符合条件，我去！”。2月6日，他奔赴武汉，离京时，北京的上空飘满雪花。
2月7日，到武汉后第一天，柳洪杰作为国家卫健委组建的社区防控小分队的26人之一，被分到武汉市青山区。“青山区原来是一个老工业区。企业退休职工多，老年人比较多。”青山区是武汉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辖区，它被称为基层疫情防控中的一块“硬骨头”。
“通过一天走访，没想到武汉疫情那么严重，当时许多感染患者都在居家隔离，一个四五十平米的房子，住着两代人或者三代人，根本达不到居家隔离要求，家庭聚集传染、发病现象非常明显。”柳洪杰告诉健康时报记者，看到这样的情形，当时，我们走访时，只带着一个单薄的口罩，小分队成员都不敢吃饭怕被传染。
每天工作17个小时，18天实现“床等人”
每天6点半凌晨一二点钟，都是柳洪杰工作的时间。在武汉的日子，他除了睡觉，都在工作。“当明确了任务，感觉是在为国家做事，人还是很神奇的，身体里有股力量，也不怕感染了，不再想乱七八糟，想的就是如何快速完成应收尽收。有工作一心想的就是往上冲。”柳洪杰告诉记者。
疫情初期，武汉基层医疗资源短缺，基层工作人员短缺。“2月7日，青山区床位935张床，已经住了939人。”柳洪杰介绍。随着走访社区，他们发现社区聚集患者太多了，新增患者还在持续增多，床位缺口越来越大……
“我们就是党中央在社区基层的‘眼睛’，社区的情况都能通过我们第一时间上报中央。”在武汉，柳洪杰手机里有28个工作群，包括：各级指挥部、各个街道、城管、商委等。每晚8点写完日报后，柳洪杰就会忙碌于各个群中，反映问题，协调解决问题，一忙就到了凌晨1-2点。
国家“应收尽收”的政策下发后，柳洪杰的社区防控小分队，通过微信群直接发现问题，对接相应部门。“这样的方式，大大提高了效率，比传统模式，汇报问题，解决问题快了几个小时。当时时间就是生命啊。”
行走在武汉街头的柳医生也走到了武汉人民的心中。“这是柳医生，能帮我们联系上床位。”“你是领导么？能不能帮帮我！”……隔着窗户，武汉市民向走访的柳洪杰喊话，“一聊就哭”是柳洪杰走访中经常遇到的，安抚群众情绪，告诉他们国家援汉的信息，不到两周时间，群众的恐慌的情绪基本消除了。
在青山区红卫路街道走访中，柳洪杰发现了40多岁的刘先生感染新冠肺炎在家。每天到医院排五六个小时的队打针，每次回来都累得喘不上气，刘先生一度想要放弃治疗。后来在柳洪杰的帮助下，2月13日顺利收治入院。
与刘先生一样，2月12日开始，“应收尽收”工作开始见效。2月12日，青山区确诊患者全部收治入院。2月13日前，疑似患者全部进入隔离点。2月21前，所有密切接触的居民完成集中隔离观察。2月22日后，对四类人员能做到日清日结。
“到2月24日，青山区床位增加到5400张了，实际使用了4275张。这个时候真正实现了‘床等人’。”柳洪杰说，医生只能一个个病人去救治，而社区防控是群防群治，是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关键。武汉青山区抗疫胜利的最大功劳属于青山区的干部群众。
始终保持社区“零感染”
4月8日，武汉“解封”，黑龙江绥芬河市在大雪纷飞中进入疫情“战时状态”：截至4月7日24时，绥芬河市已累计确诊输入性病例84例、无症状感染者127例。绥芬河市人民医院从4月8日18时起全面停诊，所有小区自4月8日6时起实行封闭管理，严守小区大门、楼道单元门和居民家门。
4月11日，柳洪杰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派唯一的社区防控专家赶赴绥芬河。“绥芬河是一个边陲小镇，医疗资源缺乏。”由于当地宾馆房间缺乏，柳洪杰等专家所在的酒店，“前一天隔离病人刚走，第二天我们就住进去了。”
在绥芬河，柳洪杰看到了与武汉不同抗疫情况。武汉主要外防扩散，绥芬河则是内防输入。柳洪杰说，“当时绥芬河本地并没有病人，但是输入病例最高的时候能达到30%。”柳洪杰要做的就是在社区安抚群众，消除恐慌情绪。
“绥芬河从国门到家门防控闭环做得特别好，外来输入人员下了进了国门，他就完全受到咱们国家医疗的一个保障，然后进行隔离，隔离时间最长的有49天。”柳洪杰说这样一来，社区基本不会接触的到感染患者。
但在社区，3天一次外出的管制措施，让很多居民不适应。“绥芬河是个县城，人均收入低。有一些老人，想出来找工作挣点生活费，通常是短工、临时工，一限制出行，他们直接没了生活来源。”柳洪杰说，这些老人说，为了国家，日子苦些也不要紧，挺一挺就过来了。
在绥芬河，柳洪杰见证了绥芬河始终保持本土零新增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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