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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百度派 @小蝶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实施和积极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逐渐深入人心。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作为当今社会的主流媒介，电视媒体肩负着弘扬法治理念、传播法治观念、倡导法治文明的历史责任与社会使命。各类电视普法栏目应运而生，北京电视台的《法制进行时》《现场说法》、重庆电视台的《拍案说法》、广西电视台的《海案线》、中央电视台的《普法栏目剧》等节目在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文明方面取得不俗效果。其中，中央电视台《普法栏目剧》无论是创作理念，还是表现形式，抑或传播效果都堪称典范。
《普法栏目剧》打破了以往法治节目单纯说教或还原现场等相对单一的叙事模式，通过观众喜闻乐见的栏目剧形式，运用真实再现、情景剧、系列剧等表现方法，演绎一段段僭越道德底线、践踏法治精神的犯罪故事，在人们或愤懑、或叹惜之际，依照法律条文对故事进行对照分析，有效地普及了法律知识，向社会敲响了法治的警钟。《普法栏目剧》既注重故事的通俗性，又讲求表达的艺术性，最终达到弘扬正气、震慑犯罪、构建和谐的效果。
一、栏目剧：法治故事的奇观展示
叙事与人类生活相生相随。无论是古代的结绳记事，还是今天的信息传播，都表征了叙事的种种功能。洛朗·理查森曾指出：“叙事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人们可以通过叙事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讲述世界。” ①叙事主要以故事的形式呈现，通过讲述故事来达到传播理念、阐释道理、答疑解惑等目的。电视媒体以其生动的语言和逼真的视像，成为了当今社会最会讲故事的载体和渠道。在新闻、娱乐、剧场等众多电视叙事手法中，混合和嫁接了新闻和剧场的“栏目剧”备受观众喜爱。
关于栏目剧的说法，众说纷纭。原重庆电视台《雾都夜话》制片人马及人认为，栏目剧“从内容上看，‘不是情景剧，不是喜剧，是正剧’，从形式上具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长度，以栏目的形式加以发布’，可以说是电视剧与栏目的嫁接。” ②原中央电视台《法制编辑部》汪小青认为，栏目剧“是一个电视短剧，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再现式演绎，是假定性、有组合的表演。”③无论如何，栏目剧都是要讲好故事，或真实再现，或假定表演，都离不开故事的演绎。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普法栏目剧》在对法制故事进行阐述的过程中，超越了单纯的故事叙事，以仿真影像为中介，将当代社会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建构了故事奇观。
1.仿真的镜像：真实与拟像的内爆
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让·鲍德里亚认为，社会的结构及其运动是一个“仿真”的过程。仿真是“在真实或原本缺席的情况下对真实模型的衍生，是一种超级真实” ④。超级真实与事物原本之间的界限趋于消融，仿真与真实让人真伪难辨，而且仿真还时常被认为比真实还真实的东西/事物/摹本。《普法栏目剧》在以现实生活与真实案例为题材的基础之上，经过创作者的艺术化加工和审美化处理，建造一个超级真实的仿真世界。比如，2015年9月8日和9日播出的《温暖在我心中》上、下两集节目中，来自农村的男主人公叶平，心地善良、老实敦厚，放弃了读书的机会，来到城市打工为弟弟挣学费。在他打工的过程中，认识了情感受挫的女老板温暖。在温暖需要关心的时候，叶平能够陪着她。久而久之，叶平就喜欢上了这个美丽动人的女老板温暖。节目组关注叶平这种来自平民百姓的生活，使得节目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让百姓感觉故事似乎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可信度极高。这就是建构的仿真世界，与真实生活高度吻合与重叠。人们已无法辨识真实生活和影像世界之间的界限，产生了一个由真实世界、虚拟符号相互内爆的视觉幻象。
随着节目的不断推进，仿真的世界开始给人一种错乱的感觉。这种感觉来源于假定故事的离奇性和荒诞性。主人公的遭遇超乎现实的离奇，他们身上集合了现实生活中多人的遭遇，给人一种不真实之感。比如，2015年9月6日和7日播出的《寻亲》。女主人公唐青的婆婆，由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盼子心切。当婆婆得知唐青怀的是女儿时，就和唐青的老公策划了一场卖子的悲剧。唐青经历了种种磨难，解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自己的亲生父母竟然在从事非法拐卖儿童的勾当，而且唐青就是生父把她卖给了别人。如果不是生母发现及时，不然自己的孩子险些被拐卖。这系列的因果连环，发生在唐青一个弱女子身上。观众在同情与愤怒的情绪交织中，难免会质疑节目的真实性，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距离。真实与虚拟在艺术化的处理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冲撞，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观众在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影像中很难找到一个可供参考的文本。
按照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普法栏目剧》的影像传播并不是随意的、漫无目的的，而是基于特定意识形态的符码化行为。“声音、词汇、音符、表情等符号代表或表征我们的各种概念、观念和感情，以使别人用于我们表现他们时大致相同的路数来阐释其意义。” ⑤《普法栏目剧》正是借助故事这一表达载体，运用视觉、听觉等符号形式，来完成节目的重要意义阐释——普及法律知识。这是节目在编码过程中的重要指向性意义。对于解码的观众而言，由于在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中，被故事所吸引，沉浸在戏仿的影像中，忽略了节目所传达的法治精神，甚至产生“对抗式”解读。倘若编码与解码的两个环节，不能进行顺畅对接，将会背离节目的初衷。
2.共存的话语：冲突与认同的交汇
美国著名社会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建构媒体奇观理论时，指出了媒体奇观是各种话语冲突的场域，“它本身构成了一个推行霸权和抵制霸权共存的话语场” ⑥。在这个话语竞技的场域中，不同群体之间、群众与个体之间、或者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着对峙的势力/力量。
首先，媒体奇观为不同利益群体提供了相互争夺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不同利益群体相互争夺控制权，从而制造出了以媒体奇观为载体的不同群体的话语场。《普法栏目剧》在展示故事奇观的过程中，搭建了一个多方话语冲突的竞技场。比如，在2015年7月22日播出的系列迷你剧集《风雨燕归来》中，以褚良为代表的警察象征着威严的法律，主人公欧阳燕代表着遵纪守法的普通大众群体，人口贩子则代表着违法乱纪、破坏秩序。节目通过这三种不同群众的相互斗争来构建整个故事框架，他们在故事中的作用各不相同。警察群体通过对案件的梳理和调查，依法打击贩卖人口的违法行为，而人口贩子则想尽办法逃脱警察的追击。节目制作者想通过人口贩子在警察的追击之下最后伏法来向观众灌输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理念。三类群体通过相互斗争、沟通和对话最后达到了和谐。
在各方话语的博弈中，节目通过设置悬念来引起观众的好奇心和激发观众的想象力，进而提高观众对节目的关注度。例如，节目开头主持人会讲述故事的整体情况，包括主人公的身份和背景，但对人物和故事都是提示性的，这样观众才能好奇。加上主持人背后的屏幕上，截取故事的精彩部分进行播放，激发观众强烈的观看欲。当然，主持人经常会采用一些富有悬念的语词来勾起观众的好奇心，比如，究竟是谁发的神秘短信呢？但并不讲出结果，而由观众自己继续观看方能得出结论。在节目推进的过程中，无论在情节设置上，还是背景音乐的穿插，都为制作悬念营造了氛围。比如，原本相敬如宾的夫妻，由于受到父母、亲戚或朋友的成见，慢慢关系疏远，最后导致一系列犯罪事实的发生，这是情节上的悬念。在即将发生不好事情的时候，背景音乐一般都是较为紧张、恐惧，预示着接下来要发生糟糕的事情，这是节目组惯用的，以背景音乐来设置悬念的方法。可以说，“悬念”是故事戏剧化呈现的一个重要手段，节目合理设置悬念，将普法理念融于故事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讲述之中，为受众构建了故事奇观，从而达到普法的目的。
其次，媒体奇观还为观众提供了话语认同的原材料。人从出生到死亡，均属于某个家族或者团体，所有这些角色确定了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人也通过这些角色获得自己的认同性。但是现代性的认同和传统意义上的认同有所差别，现代性的认同变得个人化和多重化。人们或通过多种方式来寻求认同。媒体奇观为各个群体提供相互争夺的平台，而认同性就在相互较量的话语场里形成。
在故事奇观的建构中，节目创作者竭尽全力向受众提供具有认同价值的内容。比如，在《一冬无雪》中，主人公都出身于底层，他们老家在农村，去城市里拼搏，想要在城市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却无法完全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农民工的身份，成为了大多数普通百姓认同的资源材料。剧中福山和玉蓉虽然共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却不能经常见面进而导致福山婚外情的发生，这反映了农民工内心深处的孤独。这是对新闻报道“临时夫妻”戏剧化呈现。另一位女主人公则反映了一些年轻女农民工的思想，想通过嫁给城里人而在城市扎根，因而她拿自己的身体为代价，随意挥霍青春，最后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现实生活中不乏有此类人。《一冬无雪》整个剧集以底层的农民工为原型，反映他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剧中农村、城市、出租屋等场景的展现也和现实中相差不大，这些真实再现了农民工的生活面貌，能让他们产生情感认同。
二、法治精神：弘扬正气，促进和谐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和血液，是规范社会秩序、推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引擎。《普法栏目剧》正是通过一个个法治故事，以法理教育疏导社会心理，以理性智慧抚慰社会情绪，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
《普法栏目剧》在故事的中间或者结尾，主持人都会出现对所讲述的部分进行法律知识普及。比如，在2015年9月7日的《寻亲》中，讲完故事，主持人对故事中所涉及的犯罪行为进行梳理和盘点。对于剧中的几个涉嫌拐卖儿童的，主持人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进行解读。在解读的过程中，电视全屏字幕呈现法律条款，一是排除故事画面带来的视觉干扰，让观众对法律条文有更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二是体现节目的客观性，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能够很好地警示大家，要遵循社会规范，遵守社会法纪。
在道格拉斯·凯尔纳的眼里，媒体奇观是对当代社会问题的一种反映，可以体现占主导地位的强势话语，可以传递性别、种族、阶级等重大社会问题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无论是强势话语，还是戏剧冲突，都是为了能够引导正确舆论，唤起观众对法律问题的重视。《普法栏目剧》聚焦了性骚扰、拐卖儿童、故意伤害、欺诈等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但节目倚重法治精神，痛斥和鞭挞丑恶，传达了当代社会需要遵循的价值规则，最终的落脚点是能够唤醒犯罪分子内心的真善美。正如《普法栏目剧》项目负责人所言，“每一期普法栏目剧，都有一个触犯法律的过程，有犯罪分子的残忍，有失足的悔恨，更有为贪婪所害的愚昧。艺术的功能不仅仅是把伤疤撕给世人看，更重要的是善与恶博弈后心灵的救赎、人格的重塑、浪子的回归、精神的蜕变，进而诠释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⑦
人们总认为，法治精神和人文精神存在着对立面，比如，严肃性和情感性、公正性和倾向性等都是二者相互对立和矛盾的特征。其实不然，道德、情感等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是法治精神的现实支撑，正面和积极的人文精神能够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而提升法治理念、法治思维的现实意义，对加速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普法栏目剧》关注的不只是严肃的法律条款，而且还糅合了法律背后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将法治教育春风化雨般地注入人心，浸润人性。“法”与“情”融于故事之中，呼吁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在普法过程中解决社会矛盾，从而建构更加民主、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秩序。比如，2015年6月30日和7月1日播出的《清官难断家务事》，讲述的是一个乡村法官为村里案子奔波的故事。剧中刘三喜的女儿秀秀按照法律应该判给他，但是刘三喜因三年都没有照顾过秀秀，也没有支付抚养费。三年来，秀秀都是由小姨玉儿照顾。为了照顾秀秀，玉儿还耽误了自己的婚事。因此，村里的大多数人都支持把秀秀交给玉儿抚养。从人情和道德方面来讲，秀秀应该和玉儿在一起生活。最后尽管秀秀判给了刘三喜，但编剧却使结局逆转，刘三喜彻底想通，让玉儿照顾秀秀。该剧巧妙地链接了法与情，让整个故事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体现了法律之下依然有人情的道理。其实，人们的大部分日常习俗和生活习惯都是靠道德和人情进行约束，正是有了道德和人情的力量，社会才会涌现出道德模范、社会好人等典范。
三、结语
《普法栏目剧》以小切口、大视角来普及法律知识，成为了我国法制节目发展史上一个显要的地标，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构建法治社会具有普世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普法栏目剧》也并非尽善尽美，仍有改进的空间。一是拍摄地点过于单一，基本上都发生在重庆，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在选取拍摄场景的时候，可以尽可能广泛地涉猎全国各地的风景和乡情。二是演员基本上都是以蔡沅江、曾彬峰、秦丹等为代表的重庆地方栏目剧演员，同一个演员频繁变换多种角色，观众容易产生角色错乱，降低节目的辨识度。可以扩大演员队伍，补充一些主流电视剧演员，提高节目的影响力，丰富节目的表情。三是技术水平略显粗糙，无论是道具、灯光，还是演员的演技，都亟需进一步改善。四是普法宣传与故事阐述的融合度尚有不足，若能在人物或事件一开始出现，通过主持人出场或语音解说等方式，对照法律条文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这样观众对故事中的犯罪行为印象会更深刻，教育意义才会更明显。
总而言之，《普法栏目剧》以栏目剧为载体，通过故事阐释普及法律知识，创新了节目形式。节目聚焦普通百姓遭遇的种种法律问题，以法律为框架，以道德为规范，讲述他们的百味人生，有效地普及了法律知识，开创了电视法治宣传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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