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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三国演义》第十七回讲到：建安三年，曹操以东汉皇帝下圣旨讨伐张秀的名义，率领大军攻打张秀。曹操带领大军动身后，正好要经过一片麦田，为了表示自己重视农业，便下军令“三军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一律斩首”，发出告示，彰显曹丞相爱民如子。所以众将士小心翼翼经过麦田。不巧一只乌鸦飞过，曹操的马受惊冲进麦田，趟倒了一片麦子。曹操叫来军中主簿，问到“我马踏麦田，应治何罪？”主簿战战兢兢回答到“丞相岂可论罪”，曹操拔剑，众军高呼“丞相”，这时，曹操谋士郭嘉赶紧上前讲道“丞相，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统帅大军，岂可自戕”，曹操说道“我自己定的法律，我自己怎可不遵守，何以服众”，拔出宝剑，割断了自己的头发，往地上一扔，说道“姑且以我的头发代替我的脑袋”，拿这个头发号令全军，就说曹丞相今日以发代首。
曹操割发代首
小说《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写到这里，不禁感叹这个曹操太坏了，赋诗一首“十万貔貅十万心，一人号令众难禁，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这首诗写出作者罗贯中给曹操的定性是奸诈无比的，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难道曹操丧失的真的是一捋毫无价值的头发吗？这篇文章就来揭示一下，在当时的年代里，法和头发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脑袋上的头发在法律文化上的意义。
在曹操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头发远比我们现在要重要得多。古人很早就发现，头发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人类就外形来讲同其他动物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长有头发，其他动物身上的毛发长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脱落了，不会无限制地生长，但我们人类的头发就非常奇怪，它无穷无尽的生长，如果不修剪，头发可以一直生长，所以古人就认为“头发”是人类生命力的象征。我们华夏族相信的是祖先崇拜，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先、父辈去世以后，他们在天上就成为至高的神，他是主宰我们命运的至高至上的神，这个神赐予我们生命力，而这个生命力以头发为标志。所以中国古代就有头发的迷信，古代《孝经》写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这种文化价值观下，曹操割发代首的行为就没有这么简单了，那我们如何认为头发和国家法律制度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在古代，头发和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有着紧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西周时期，就有髡刑，即将犯人的头发全部剃光，这是一个重大的惩罚，这个刑罚生理上不会给你造成任何痛苦，它给你的痛苦是心理上的，因为祖先留给你的头发，轻易丢失，你就是不孝，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耻辱感，除此之外，生活的社会成员中看到你没有头发，就会认为你是一个不孝之人，会鄙视你、歧视你，这些异样的目光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这个刑罚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的刑罚。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律中，割掉别人的头发、眉毛、胡须，都要处以城旦刑，即筑长城，做苦工，割掉别人的鼻子，耳朵等，就要处以耐刑，即剃掉犯人的胡须和鬓角，到了汉朝，废除了全部的残害刑，取代的就是“髡钳城旦舂”，在曹操生活的年代，法律还是这样规定的，后曹丕推翻了汉朝，曹丕的儿子上位后，就公布了曹魏的法律，即《新律》，里面明确规定：刑罚制度里最重的刑罚是死刑，死刑下面的就是髡刑，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
现在我们回到曹操割发代首这一行为，属于曹操的自刑，自己对自己施行了仅次于死刑的髡刑。在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头发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割发被当作一种重刑而具有普遍威慑力，但是对于彻底反抗传统文化的非主流，割发这种丝毫不带来身体痛苦的行为还能起到惩戒的作用吗？
在反抗皇权统治的朝代，如东汉末年，百姓对政治深恶痛绝，对皇权统治完全丧失信心，起身造反，就编了一首歌谣“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对于造反的农民，你用髡刑处罚他的威慑力就非常薄弱了。
今天，从《三国演义》开始，我们知道了，曹操的那一捋头发还真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我们从这个事件中也可发现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法律是这个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集中代表，文化价值观念所推崇的东西就是法律重点保护的对象，反过来，当你违反这个社会规范的时候，社会对你的惩罚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着你的文化价值观念来的，你推崇什么价值观念，法律就剥夺你这个观念，让你感到痛苦。在现在打的法律制度下，我们不再采用让你生理上产生痛苦，但我们仍保留了传统的，让你心理上产生痛苦，因为这个社会上推崇的东西，你得不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推崇自由，那就剥夺你的自由，徒刑，我们称之为自由刑就产生了，对你心理上产生桎梏。一个国家 的法律制度是社会文化、主流价值观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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