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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自然缺吃少穿的日子经历了不少。
父亲一直在村委会（很早以前称大队）干调解委员兼计生委员，母亲是一般的家庭妇女。父亲个头高大，面皮白净，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别看我们村不大，但调解和计生的问题不少，按倒葫芦起来瓢，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父亲整日陷于琐碎事务中，我很少看到他天黑前回过家。
父亲的两项工作相比而言，调解好干，只要会圆事就行，这项工作父亲向来轻车熟路，没有摆不平的。而计生工作却是老大难，干这行没有一个不发怵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代计生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模式尚属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受“多子多福”的影响，当时农村人都忌讳做绝育手术，认为这是断香火，特别是只有闺女的计生对象，更是想尽办法逃避手术。父亲相当不招人待见，甚至让计生对象深恶痛绝，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母亲一直不支持父亲的工作，认为不如回家种地安稳，但父亲矢志不渝，不改初衷，他像解放初期的老革命一样，每年挣个“先进工作者”是最好的奖赏。
因为父亲长了一副不怒自威的面相，所以，从小到大，除了对他有朦朦胧胧的敬畏感外，我实在说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印象。在外人眼里，父亲很讲原则。有人给父亲起了个外号叫“影响不好”，据说，如有人请他喝酒，他总用这句话来回绝。
相反的，别人在我家吃饭喝酒的机会相当多，父亲来者不拒，没钱了就到处借，每到年终，讨债的蜂拥而至。
父亲对家人的严厉是出了名的，6岁那年，我曾因淘气挨过他的打，虽然只有3巴掌，但为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那巴掌绝对有力度，如今想来仍不寒而栗。我对父亲的那几巴掌产生了很多的抵触情绪，后来父亲经常跟我无话找话想缓和尴尬气氛，但我总报以淡淡的回应，或干脆远离他。
稍大一些，我大哥、二哥相继分家，三哥在外当兵，只有我天天与父母一起生活，那时父亲已经闲赋在家，看着满头白发的他除了下地干活外，其他时间都是一个人孤独地在大门外坐着，我心里不是滋味，但又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20岁那年，我当了兵，临走那天，父亲随全家人一同把我送出大门，在母亲的哭声中，父亲表情冷静，只是对我挥了挥手，没有言语，更没有想象中那样上前拍拍我的肩膀。这使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刺激，感觉与他的隔阂更深了。
我到部队后，通过训练学习，逐步转变了自己的思维，感受到父亲的不易，于是开始每周给家里写一封信，遗憾的是，父亲从来没给我回过一封信，令我怅然若失。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所以信是沟通了解的唯一方式。
正是因为父亲当年的一通巴掌，让我长了记性，学会了谨小慎微，凡事不敢马虎，这种性格自然适合干文秘，所以到部队时间不长，便成了首长的公务员，后来当了文书……从部队到地方，从事的大都是与办公室文秘相关的工作。
2002年，父亲因意外事故导致大椎受伤，家里打电话给我，说父亲病情越来越重，已经下不了床。更可怕的是，他每天晚上高烧不退，天天都在抢救，而且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我听说后，马上请假回家。病床上，父亲全身僵直，由我三个哥哥轮流照顾着。看到我后，父亲眼里闪过一丝晶光，我不忍与他对视。那几天，我天天陪在父亲床前。我有比较丰富的陪床经验，知道对病人不能仁慈，所以在他白天稍微好转的时候，逼着他在床上坐着，几天后，看有起色，又逼着他下床，从原地站立到走一步、两步……等我假期结束时，他已经能在床下走五六步了。医生大为惊奇，说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父亲身上发生了，别人都猜测因我回来他高度兴奋，从而缓解了病情。其实，父亲发烧的原因很简单，他每天暴露着半边身子做电疗，电疗室窗户破了一块玻璃，洞口正对着他，他一遇冷风就感冒。后来不再让他去电疗，他也就不会发烧了。
我回部队不久，家里来电话，说父亲完全康复了。再过了几个月，说父亲已经能干力所能及的活了，听到这些利好消息，我很高兴。
2003年正值“非典”，父亲过完69岁生日的第二天，再次卧床不起，病因不明。虽经医院抢救，但没能再现奇迹。当时部队因“非典”封闭式管理，经集团军首长层层签字批准，准假3天。
我匆匆回家，看到了形同槁木的父亲，手指、脚趾都已开始干枯，药水均无法注入体内，神智时清时浑。看着他魁梧的身体被病魔折磨成这样，我心如刀绞，失声痛哭，为自己当年的不成熟而自责。
军令难违，3天后，我匆匆与父亲告别，那一刻，他似乎有些清醒，尽力伸出手碰了碰我的脸，便无力地放下了。我知道，这次分别将是无法改变的生死离别！我强忍泪水，一步一步倒着出了门……
回部队仅一周，传来父亲去世的噩耗，恰巧“非典”疫情缓解，我再次请假奔丧。几天未见，父亲已经由活生生的人化成了骨灰。
收拾父亲遗物时，母亲说：“老头子留下一个小木盒，天天当宝贝一样藏着掖着，谁也不让碰！既然你们兄弟几个都在，就打开看看吧。”
父亲的盒子我听说过，他不让任何人动。母亲曾一度对小木盒内的物品产生过怀疑，两口为此曾经闹过矛盾。所以，父亲小木盒里的秘密成为在场人瞩目的焦点。
母亲取出钥匙，打开父亲专属的桌子抽屉，取出小木盒，小心翼翼地掀起了盖板。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聚焦盒内——只见里面工工整整地放着我写的信和我从小到大各个时期的照片、证件……除此别无他物。我“扑嗵”一声跪倒尘埃。母亲拍拍我的背，轻轻地说：“你当兵走的那天，老头子痛哭了一场，这么多年了，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哭。你的每封信他都看好几遍，他怕写错别字，战友笑话你，所以每次都让你哥回信。”
作者：王正义，《办公室业务》杂志主编，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六届8名个人常务理事之一，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原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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