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恐怖文化有着深远的历史

与吸血鬼不同，中国本土的鬼怪则远远没有那么“传奇”，这恐怕和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不无关系。虽然从《易经》开始，鬼神文化就已经在古代中国不断地生根、发芽，当时的许多著述也或多或少地记录了一些带有恐怖色彩的片段，如《墨子明鬼下》中记载，周宣王杀害了杜伯，后来他和随从一起狩猎时，杜伯幽灵现身，骑着白马，头戴红冠，手持利器追杀周宣王，最后让周宣王一命呜呼。 然而正当这些恐怖片段还处在口耳相传的阶段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一出，立即从文化正统上割断了恐怖文化在中国求取发展的可能。“子不语怪、力、乱、神”，着眼现实才是孔子的一贯思维。但“恐怖”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心理诉求，恐怖文化也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甚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即使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鬼神与灵异崇拜也依然随处可见，所以中国的恐怖文化还是在民间隐秘地发展起来。 在中国民间各种各样的鬼怪传说中，鬼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即善鬼和恶鬼。恶鬼是给人们带来死亡和灾难，而善鬼则是给人们带来好处，保护生者。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它们都基本遵循着“冤有头，债有主”的行动准则，很显然这和中国传统的善恶有报观念密切相连。在这两种鬼中，咱们先来谈谈恶鬼，恶鬼即惨遭横死、冤死者变成的鬼或是死后没有后代奉祀的孤魂野鬼。在那个受奴役的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处于被压迫被欺凌的境地，而这些人大多是没权没势的普通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所以只好求助于阴间，求助于鬼怪来惩罚恶人。他们一是幻想恶人被打入地狱受“无间苦”，永世不得翻身；二是自己死后变为厉鬼向仇人索命。据《左传成公十年》中载，晋景公梦见仇人变成厉鬼，四处追赶他，要“杀余孙”，也就是要断了他的香火。虽然这只是晋景公梦中所见，但还是被吓得半死，最后鬼使神差地掉进粪坑淹死了。

另外一个故事说的是郑卿伯有的鬼魂出来作祟，扬言要杀掉仇人公孙段和驷带。第二年，这两个家伙先后呜呼了，郑国人惊恐不安。郑国的相国子产向鬼魂妥协，立伯有的儿子为大夫，伯有的鬼魂就不再出来作祟害人了。伯有的鬼魂之所以成为厉鬼，而立了他儿子为大夫后又不为害是因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也就是说伯有的鬼魂没有得到祭祀，没有归依无所供奉，于是成为了厉鬼，要使之不为厉，就要给它祭祀。死后有人祭祀，就是不断香火，在古人看来这是必须的，要不就成了孤魂野鬼。于是早夭或没有后的人，亲族要在族中为其过寄一个后嗣，以承香火，客死他乡的人一定要归葬乡里。 除了少数“恶鬼索命”型的传说外，中国的鬼怪传说大多并不以吓人恐怖为志趣，一般很少有日本恐怖传说中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感。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则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了。虽然偶尔也有《画皮》中那种“裂生腹、掬生心、卧嗥如猪”的厉鬼，但更多的还是痴情善良的善鬼形象，这其中则以女鬼居多。比如《聊斋志异》中的“一袭白衣、肌肤胜雪、云鬓高耸、巧目盼兮”的聂小倩，虽然醉倒众人无数，但却甘心为爱从良，不再勾引男人，重新投胎做人。《胭脂扣》中鬼女如花也是如此。她为爱而死，又为情而返人间。而如花没有聂小倩幸运，发现自己在阴间苦候53年的十二少不过如蝼蚁，还在人世偷生。哀莫过于心死，如花并没斥责自己的情人，而是轻轻转身离去。

中国的鬼故事其实明是说鬼，暗指的却是人，它总有一种做人的道理在里面，这恐怕要归结于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 。周作人说过“我不相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听人说鬼，其实等于听其谈心”，可以了解鬼里面的人，鬼世界其实透露着“中国民族的真实心意”。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历代文人都与鬼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借鬼谈人，以鬼讽今，曲折地抨击现实，抒发心中的愤懑。“不问苍天问鬼神”，其实是兼问苍天与鬼神，而且问得更多的还是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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