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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冠疫情来势汹汹，让国内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深重冲击。其实在历史上，这些瘟疫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在卫生和医疗条件远不如今天的古代，一场瘟疫甚至对王朝的兴衰，文明的进退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读过《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朋友一定对一小撮西班牙人搞定整个印加帝国印象深刻。在这场战争中，从欧洲带过来的天花病毒就起了不小的作用。
许多历史研究者习惯用今天的眼光看待历史，从文化、制度、经济中去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由于史料的缺乏以及古今状况的变化，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些小小的寄生虫或细菌、病毒竟也对人类宏观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首先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上世纪末写下了《瘟疫与人》这样一本开创性的专著，试图从全球史的角度，将疫病纳入到历史诠释的范畴。书中有很多极富想象力的猜想和推论，当然部分还有待更完备的证明，但毫无疑问，麦克尼尔所讲述的内容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和今天遭遇疫情的我们，都是极有启发的。
我们知道引发传染病的寄生虫或微生物，都是以一种寄生的状态存活于宿主体内。最为成功的病原体，既能逃过宿主免疫系统的攻击，也不会让宿主快速死亡，这样才能达到稳态，让自己安然长存。麦克尼尔将其称为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s），顺着这个逻辑，他提出了一个牛逼的洞见，就是在微寄生物的生存机制中找到了与人类社会的共性，从而创造出了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s）这个概念。说白了，这巨寄生物就是人类自己，只不过是针对不同群体而言的。例如征服者从被征服者那里攫取钱财粮食，统治阶级从广大农民群体中收税，这两者就都是巨寄生物，在这样的「寄生」关系中寻找平衡的稳态，既要让自己得利，但又不能压榨弱者太狠，以防引起大规模死亡或反抗。这种寄生方式贯穿着人类大部分的历史时期，调节着人口的平衡，也成为历史发展中重要的因素。
首先让我们回到人类诞生的源头，看看传染病如何影响早期人类。
关于人类的起源，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来自非洲。而在很早的时候，寄生物就开始与人类共存，尤其在热带雨林这种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带。它潮湿温暖的气候是各种疫病的温床，疟疾就是其中常见的一种，致病的疟原虫会通过疟蚊的叮咬进入人类体内，让人变得四肢虚弱，严重的会导致死亡。当时的原始人以狩猎采集为生，族群密度还很小，通过飞沫或接触传播的疾病尚没有传染基础。但像疟原虫这种单细胞寄生物，本身在暖湿的环境中就可以在宿主体外长期存活，再加上疟蚊这种能飞的传播中介，即便人类族群数量不多，也很容易被感染。直到今天，疟疾依然在热带横行，每年导致数十万人死亡。人类至今都没有征服雨林，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全球疟疾分布（图：维基百科）
在人类还没有能力改造自然的时代，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处于长期稳定状态，并不会造成太可怕的影响，这也是前人类时代生态平衡的一种。有意思的是，这种平衡也体现在人与动物之间。早期人类虽然已经开始狩猎生活，但一些动物身上的寄生虫反倒会保护这些动物免于人类的口腹之欲（例如非洲草原上某些有蹄类动物身上的锥虫会引发人类的昏睡症）。这时候，人类还没法肆无忌惮地进行狩猎，也限制了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一直到人类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迁移之后，这种生态平衡才被打破，事情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按人类单地起源的说法来看，智人在 10 万 ~ 5 万年前从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并且取代了当地的早期人类（如尼安德特人）。这一变化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的星球。离开了非洲丰富的寄生虫和病原体，人类的活力得到释放，人口增长迅速，并很快遍布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陆地。相较于热带，温带的物种不那么丰富，生态平衡也较脆弱。人类的狩猎终于展现了对其他动物的杀伤力，旧物种的灭绝来得如此汹涌。尤其在美洲，一大波动物被团灭。
早期人类迁徙路线（图：维基百科）
人类占领全球后，出现了一种「梯度寄生」（parasitic gradient）的现象：从热带往两极走，气候变得寒冷、干燥，能够入侵人体的寄生物变得更少，传播也更加困难。因此暖湿地区的人来到干冷地区，很少遭到传染病侵扰；而干冷地区的人来到暖湿地区，则更容易遭殃。
于是在热带抑制人类发展的微寄生物系统在温带就没那么有效了。而扎根温带进行狩猎的人类（主要是欧亚大陆）由此获得了大量的动植物资源。在这一点上，走出非洲对于人类意义重大。
但随着人口的暴增和过度的动物捕杀，一些人开始了种地和畜牧的生涯，这一食物生产的革新迅速传遍大陆，狩猎时代就这样进入到农牧时代。新技术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定居成了常态，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迎来了新的变化，而新的传染病也悄然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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