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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刘敏与你无话不说，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西北蒙古贵族，统治的地区和民族，文化与制度的吸收。
蒙古贵族对所统治的地区和民族，基本采取因地因俗而治的措施，因袭各地各民族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统治各地民族。其中尤其是吸收了汉族及中原的制度和文化传统，同时，蒙古贵族对吸取西北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十分重视。翁独健先生《元典章译语集释》一文所搜集的蒙古职官制度名一号中，据他考订，有许多就源于畏兀儿语，说明这些职官制度多引自回鹃、突厥的职官制度。成吉思汗重用耶伊楚材、牙刺洼赤父子、塔塔统阿，以及后来被蒙古统治者所重用的赛典赤瞻思丁父子、布鲁海牙父子等等，都曾经对蒙元统治制度的建立有所建树，同时也是蒙古统治者吸收西北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制度的一种表现。
蒙古统治者在吸收西北少数民族文化方面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文字方面。
蒙古族同活动于蒙古高原上的许多民族一样，最初没有文字，有事则“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社会、政治生活十分简单而质朴。随着成吉思汗的对外扩张，蒙古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对外关系的籍要日益复杂，仅用“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已经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使用文字的要求，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提出的紧迫任务。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消灭乃蛮部，俘获乃蛮部太阳汗的大臣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成吉思汗不仅对塔塔统阿信用倍加，而且命其“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语(即蒙古语一引者)”。
此后，蒙古诸王公大臣亦开始学习畏兀儿字母，用以拼写蒙古语。塔塔统阿死后，又由畏兀人哈刺亦哈赤北鲁、岳磷帖木尔、撒思吉、昔班先后为诸王教授，遂使畏兀字母书写蒙古语为这种文字，在蒙古上层广为流行，“其诸符玺，用是篆刻;西征军中，飞书羽檄，亦靡不以之。中统三年，犹以其字书给券，则且行之汉地矣”。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这是蒙古社会文化的一次大飞跃，对蒙古族社会、政治生活及以后的对外扩张、建立政权、确定各项制度，都起过重大作用，同时也是蒙、维关系发展中的一件大事。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的文字，研究者称其为畏兀儿体蒙古文。这种文字流传下来的有“也松格碑”，又称“成吉思汗石”等，蒙哥汗给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书信，也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忽必烈汗也曾用这种文字书写玺书，云南昆明市玉案山笼竹寺的《云南王藏经碑》，碑阴刻有用这种字书写的云南王阿鲁于公元1340年颁发给耸竹寺的令旨。
可见这种蒙古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蒙古统治者上层所使用的正式官方文字。随着这种文字的广泛使用和流传，蒙古族的中下层也开始在政治、经济的交往及日常生活中使用起来。忽必烈至元六年虽曾下诏使用以梵裁字母为基础的新蒙古字。但畏兀儿体蒙古文已广为流传，与蒙古族的社会生活、文化传统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所以，在新字颁发后，畏兀儿体蒙古文仍在使用。元成宗时(公元1295-1307年)，蒙古学者拥思吉斡节尔，对畏兀儿体蒙古文加以改造，归纳整理了蒙古书面语语法，使畏兀儿体蒙古文更加完整和规范化，从而使这种蒙古文日益成为整个蒙古族所使用的正式文字。
忽必烈即位后，一方面为了表现他万始更新的气度，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畏兀字蒙古文“字书有阔，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决定请吐蕃萨迎派喇嘛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以梵藏字母为基础，制定41个拼音字母，创制了新蒙古文，这种蒙古文以“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韦改吾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这种文字又称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字。它反映了蒙藏两族文化上的交流和吸收。这种文字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制成，并于当年颁布使用，忽必烈还规定用这种文字“译写一切文字”，“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用这种文字书写约牌符、钱钞及碑刻等有很多流传至今。但到元朝后期，使用原来畏兀儿体蒙古文的则愈来愈多，到元朝灭亡，蒙古新字也就基本上停止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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