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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夏时报
编者按：驱动经济良性增长的是价值创造活动而非价值攫取，但在现行经济中，攫取者所获得的回报却长期高于创造者，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形悖论，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增长的悖论》中试图推翻这一悖论，揭开那些所谓财富“创造”故事面纱背后的真实故事。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我们经常听到企业、企业家或生产部门宣称自己在“创造财富”。说这话的语境可能有所不同，说话的可能是金融机构、大型制药公司或小型初创公司，但其自我描述类似：我是一个特别富有成效的经济成员，我的活动创造了财富，我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所以与仅仅从这项活动的溢出效应中受益的人相比，我应该得到更高的收入。但是，如果最终这些描述仅仅是一个个故事呢？他们编出来的这些话不过是为了证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是合理的，从而为少数能够说服政府和社会的人谋取巨额回报，而其他人则只能吃些残羹冷炙。
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声称，“高盛员工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人之一”。然而就在前些年，高盛还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美国纳税人不得不掏出1250亿美元来救助它。鉴于高盛这家投资银行一年前的糟糕表现，CEO的这种任性声明确实非同寻常。该银行在2007年11月至2009年12月期间利润大幅下滑，并解雇了3000名员工。该银行及其部分竞争对手被罚款，但相对于后期利润，这笔金额似乎很小：高盛被罚5.5亿美元，摩根大通被罚2.97亿美元。尽管如此，高盛以及其他银行和对冲基金继续押注它们创造的金融工具，而正是这些工具导致了金融动荡。
价值创造的故事不仅限于金融行业。2014年，制药巨头吉利德对其治疗危及生命的丙型肝炎病毒药物哈瓦尼三个月疗程的定价为94500美元。吉利德坚持认为这代表了卫生系统的“价值”，从而证明这个价格是合理的。辉瑞制药公司前研发总裁约翰拉马蒂纳认为，特殊药物对患者和整个社会有益，这说明其高昂的价格是合理的。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将药物的价格与疾病如果不进行治疗的社会代价或者使用次佳疗法进行治疗的代价相关联。业界称之为“基于价值的定价”。
这一论点招致了批评者的反驳，他们引用的一些案例研究表明，癌症药物的价格与它们带来的好处之间没有相关性。著名肿瘤学家彼得巴赫博士在网上上传了一个交互式计算器，可以让你基于抗癌药物有价值的特征（抗癌药物为患者增加的预期寿命、副作用等）来确定其“正确”价格。该计算器表明，对于大多数药物而言，这种基于价值的定价低于当前的市场价格。然而药品价格并没有下降。似乎制药行业的价值创造论成功地抵消了批评。事实上，在西方世界，高比例的医疗保健成本与医疗保健本身并没有关系：这些成本仅仅是制药行业榨取的价值。
再考虑一下互联网和IT行业的企业家以创造财富的名义游说政府给予其有利的税收待遇的方式。随着“创新”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生力量，硅谷的社会改革家已成功地将自己刻画成企业家和车库发明家，在引领未来的工作中释放出“颠覆性创造力”。从谷歌到优步再到爱彼迎，这些新参与者经常被描述为“财富创造者”。
然而，这个诱人的价值创造故事导致政策制定者提出了问题更广泛的税收政策。例如，“专利盒”政策对所有专利产品减税，据称是通过奖励知识产权来激励创新。这是一项毫无意义的政策，因为专利本身是垄断性的，通常能带来高回报。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不应该是增加垄断的利润，而应该是支持研究等领域的投资。
科技行业许多所谓的财富创造者，如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经常将政府视为财富创造的纯粹障碍。蒂尔甚至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分裂主义运动”，这样，财富创造者就可以尽可能独立于政府的管制。当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被问及公司如何管控用户的个人数据时，他用了一个反问句来回答：“你愿意政府拥有你的个人数据吗？”其回答不过是重复了一个当下流行的陈词滥调：企业家好，政府坏。
然而，在将自己标榜为当代英雄时，苹果和其他科技公司很轻易地忽略了政府在新技术浪潮中的先锋作用。苹果不客气地宣称，它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不应该通过税收，而应该通过其伟大发明来判断。毫无疑问，这一系列发明很精彩，但是帮助苹果创造这些产品以及创纪录利润的纳税人，难道不应当获得回报吗？其实，哪怕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就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即谁首先创造了财富，谁又随后榨取了这些财富。
如果在产业界有这么多的财富创造者，那么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在步伐轻快的银行家、基于科学研究的制药厂以及创业极客的对面，是榨取价值的惰怠公务员和官僚。在这种观点中，如果私营企业是为世界带来创新的迅猛的猎豹，那么政府就是一个阻碍进步的缓慢的乌龟。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比喻，就是卡夫卡式的官僚，埋首一大堆文件中，笨拙而且低效。政府被描述为一种社会消耗性机构，通过对长期受苦受难的公民强制征税来供养自己。在这个故事中，总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需要更多的市场和更少的政府，国家机器越精简越高效就越好。
从金融到制药再到IT，政府都会左思右想，以确定是对它们实施税收减免还是税收豁免，竭尽全力不让它们陷入这些被认为会限制其财富创造的繁杂税赋中，以吸引这些所谓的创造价值的个人和公司。媒体对这些财富创造者赞不绝口，政客们对他们大献殷勤，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人地位崇高，值得钦佩和效仿。但究竟是谁决定他们是在创造价值？人们是用什么样的价值定义来区分价值创造和价值榨取，甚至价值毁灭的呢？
为什么我们如此轻易地相信这种善与恶的叙述？如何衡量公共部门创造的价值？为什么它往往被简单地视为私营部门的低效版本？如果这个故事根本没有证据怎么办？如果它纯粹源于一系列根深蒂固的想法呢？我们可以讲述哪些新故事？
对有关价值的这些流行故事产生的可悲结果，经济学家必须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他们不再就价值展开辩论，使得关于财富创造和财富创造者的故事几乎没有受到挑战。本书（《增长的悖论》）的目的是改变这种状态，通过重启关于价值的辩论来实现这一目标。
现代经济学中对“价值”一词的理解使得榨取价值的活动更容易被伪装成价值创造活动，我将证明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租金（未实现的收入）与利润（收入）被混淆了，其结果是不平等现象加剧，实体经济投资下降。
（作者为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本文节选自《增长的悖论》，有内容调整）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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