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本事与故事探源——以“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为例

时间：2011-10-25

李白潇洒的故事和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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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李白“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本事”与“故事”值得追根溯源，仔细探究。“御手调羹”有本事记载作为支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龙巾拭吐”很可能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情节，这两者分别与李白草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诏”相关连。“贵妃捧砚，力士脱靴”未见诸任何关于李白的本事记载，全出于后世杂史和小说作者的故事性演绎，其与“放还”的关系，应属子虚乌有的杜撰。

关键词：

李白；翰林供奉；杨贵妃；高力士；本事；故事

李白是名垂千古的大诗人，其风骨，其行事，其生平际遇迥异于常人，在当时就名闻天下，惊动流俗，在后世更被披上光环，涂上光晕，成为极具传奇性的人物。纵观李白一生的行事，其受征召入长安、供奉翰林时期发生的事，最具故事性和传奇性，直到李白被“赐金放还”之后，仍有据此而演绎出来的故事产生，如《唐才子传·李白》载：“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1]93－94《警世通言》第九卷《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也细致地描绘了这个故事，更安排了华阴知县改贪为廉的结局。[2]61－70由此可见，在后世的流传中，“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成了李白通行天下的名片，而这一名片也恰好概括了李白供奉翰林时期的几桩得意事。

“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到底有无其事呢？我们知道，关于李白的事迹，起先是纪实性的叙述，后来在传播书写的过程中就逐渐被故事化了，由实事而演变为小说家言。李白的事迹见于李白自己的诗文及其故人好友的记述的，是接近于事实的“本事”（只是相对而言，不排除已渗入了少量故事性因素），而后人在“本事”基础上的踵事增华、加工改造，便成了“故事性演绎”。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李白供奉翰林时期“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本事”与“故事性演绎”，来辨析其真实与虚构成分，探寻其演化轨迹，进而还原李白故事的生成过程。

一、“龙巾拭吐，御手调羹”与草诏

李白才华出众，志向远大，因其先世曾是流放西域的罪人，“漏于属籍”而被断绝了科举之路。[3]李白自幼即到处干谒，却不愿意随便入仕，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以下简称《碣记》）说他是“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4]1460。最终在天宝元年，42岁的李白被皇帝征召，供奉翰林。

李白受征召之后，天子礼遇之隆亘古未有。李阳冰《草堂集序》载：“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4]1445范传正《新墓碑》载：“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缀。玄宗嘉之，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4]1463由此可见，玄宗视李白为当代高人，甚至亲自过问其饮食，也十分倚重其文学才华。“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手和羹”的记载可以印证“御手调羹”的真实性。只不过，玄宗是在初见李白时出于仰慕之情而“御手调羹”，还是后来为嘉奖李白的才华而“御手调羹”的，李阳冰和范传正的观点并不统一。但总体而言，为了配得上皇帝的礼遇，李阳冰、魏颢、刘全白、范传正等人全都在传记中极力彰显李白草诏的才华和功绩，如“问以国政，潜草诏诰”[4]1446、“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4]1449、“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4]1460、“草答蕃书”[4]P1463等。

后世的李白故事延续了“御手调羹”的情节，多与“草诏”联系在一起。如《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写李白被杨国忠、高力士黜落之后一年，忽有番使送书给大唐王朝，百官无人识得番文，天子烦恼。李白受贺知章推荐，应诏将番书译出，并应许在天子和群臣之前草答番书。草书时李白已醉，天子御手亲调醒酒酸鱼羹，设七宝床于御座之旁，李白乘机要求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二人不敢违旨。李白草就《吓蛮书》，番国降伏，天子宠幸。[2]61－70也借“御手调羹”烘托出了李白草诏的才华与功绩。《隋唐演义》写李白的故事，情节基本上与《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相同。[5]

与“御手调羹”类似，“龙巾拭吐”也是标举皇帝对李白的宠幸的，只不过在程度上有些过分了。无论如何，“调羹”的举动还是属于雅的范畴，因为古代的圣君对贤才“解衣推食”一直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高尚行为。而如果“龙巾拭吐”成立，那前提条件是李白醉酒了，天子不避亵秽为其揩拭，这就有点与封建礼法秩序相违背了。

魏颢《李翰林集序》说：“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4]1449从中我们似乎可以添油加醋地拟想出一个情景：李白醉酒，而《出师诏》非白不可，玄宗于是纡尊降贵，为白“拭吐”。然而，“龙巾拭吐”并未见诸任何可信的记载，只在后世的李白小说中出现，而且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如《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写天子与贵妃赏牡丹花，急召李白作新曲，李白被召来时醉酒不醒，天子于是“亲往省视，见白口流涎沫，天子亲以龙袖拭之”。[2]61－70“龙巾拭吐”很可能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情节，且此时李白所作是用于歌唱的新曲子，而不是关乎国家社稷的文章。

李白在天宝初年以“文学之士”的身份借“翰林供奉（学士）”之名出入宫廷,“掌制诰书命”[6]。李白诗《赠崔司户文昆季》曰：“攀龙九天上，忝列岁星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4]538《书情赠蔡舍人雄》曰：“愧无横草功，虚负雨露恩。”[4]517都表明李白既为翰林供奉，则草诏不过是其日常职事。其实，在供奉翰林的生涯中，李白草的一方面是关乎国家社稷的诏，另一方面是宫廷宴游类的文字。范传正《新墓碑》已经明确写道：“（李白）多陪侍从之游。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4]1464这是玄宗以李白为文学侍从之臣，诏其作有关宴游白莲池的序。另外，以下两则记载也透漏出一些端倪。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李白于便殿对明皇撰诏诰，时十月大寒，笔冻莫能书字。帝敕宫嫔数十人侍白左右，各执牙笔呵之，遂取而书其诏。其受圣眷如此。”[7]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载：“开元中，李翰林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8]

李白作宫中宴游、点缀太平的帮闲文字时，面对着的是玄宗的众多宫嫔，无论是呵牙笔，还是沃冷水，与之相适应的情景都是轻松、娱乐性的，在这种境况下，发生“龙巾拭吐”的事，是情有可原的。而如果李白草的是《出师诏》、《和番书》、《宣唐鸿猷》一类关乎国家社稷的诏，那他所面对的是天子和重臣，“御手调羹”也是恰当的。

在后世的李白故事中，“御手调羹”时，李白草的是关乎国家社稷的诏；“龙巾拭吐”时，李白草的是宫廷宴游类的诏，这种情节演绎合情合理，全面突出了李白的才华和天子的礼遇。

如果说“御手调羹”有本事记载作为支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龙巾拭吐”很可能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情节，但终究也有一点事实的基础，那么，“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真实性又如何呢？

二、“贵妃捧砚，力士脱靴”与“放还”

在后世李白小说的情节设置中，“贵妃捧砚，力士脱靴”既是李白人生的辉煌顶点，也是李白被“放还”的原因。然而，在相对可信的“本事”记载中，李白之被疏远和放还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4]1446

魏颢《李翰林集序》说：“以张垍谗逐，游海岱间。年五十余，尚无禄位。禄位拘常人，横海鲲，负天鹏，岂池笼荣之？”[4]1449“吾观白之交义，有济代命，然千钧之弩，魏王大瓠，用之有时。议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倘黄祖过祢，晋帝罪阮，古无其贤，所谓仲尼不假盖于子夏。”[4]1452

刘全白《碣记》说：“上重之，欲以纶诰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4]1460

范传正《新墓碑》说：“既而上疏请还旧山，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遂之。”[4]1464

关于李白被“放还”的原因，综合上述记载，主要有以下三种的观点：一是奸臣进谗，奸臣姓名语焉不详，或指为张垍；二是李白人格独立，追求自由，纵酒自昏，不能为天子所用；三是因李白自身的性格缺点，诸如不谨慎、张扬浮夸等，天子放还。

君臣遇合，自古难得。玄宗在开元年间不可谓非明君，李白亦是罕见的大才，但玄宗“知其不可用”，遂赐金放还。这本来是个难以说清的历史问题，但好奇猎艳的杂史和小说作者惯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戏剧化。

唐李肇《唐国史补》曰：“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9]排，即“推”之意。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曰：“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10]

《旧唐书·文苑列传》曰：“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4]1475

以上三则记载，都只是写到高力士、李白、玄宗之间的纠葛，并未涉及杨贵妃。而且在《唐国史补》和《酉阳杂俎》中，李白令高力士脱靴的举动，不待高力士进谗，首先就引起了玄宗的不满，是玄宗疏远李白的重要原因。《旧唐书文苑列传》对李白“令高力士脱靴”与“斥去”之间的关系语焉不详，到底是高力士在玄宗面前进谗使李白被斥去，还是玄宗不满李白令高力士脱靴而主动将其斥去，我们可作多重理解。

在小说中，李白无一例外地是因为奸人的谗言而被玄宗疏远和放还的，只是奸人及其谗害李白的方式有细微的差别。奸人起初是由高力士一人来充当，接着引入了杨贵妃，有的还添入了杨国忠，如《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和《隋唐演义》。需要指出的是，由高力士脱靴受辱，在玄宗面前进谗言，演化为高力士在杨贵妃面前进谗言，再由杨贵妃在玄宗面前进谗言，个中情节更曲折，更符合小说的审美习惯，于是也便成了后世李白小说中的固定情节。

关于李白与高力士之间的交往，范传正《新墓碑》说：“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4]1464这是唯一较为可信的涉及李白与高力士的记载，不言力士“脱靴”，只是“扶以登舟”。“脱靴”辱人太甚，高力士为玄宗心腹重臣，李白当不至于狂悖如此，且“脱靴”难有施展的场合。好事者改“扶以登舟”为“脱靴”，使矛盾更尖锐，更富有戏剧性，越发显出李白傲视权贵的精神风貌。

唐代孟棨《本事诗》记载过一件关于李白的轶事，大略言：玄宗尝因宫人行乐，命高力士召李白吟咏其事。时白为宁王邀饮，已醉，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领命，请玄宗赐其无畏。上许可，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十篇立就，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11]《宫中行乐词》原为十首，现李白集中仅存八首，“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是第二首。此处的“飞燕”最多算是影射，并没有点明是杨贵妃，全诗也看不出任何杨贵妃在场的信息。另外，为李白“研墨濡笔”的“二内臣”显然不是高力士，与“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说法不相干，与“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的说法也不相干。

宋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刘昫《新唐书》较早涉及杨贵妃与李白之间的恩怨。《李翰林别集序》大略言：开元中，上与太真妃在兴庆池东沉香亭前赏牡丹，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然承旨，赋诗三章。上命歌之。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歌辞，意甚厚。上自吹玉笛以倚曲。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辞，力士曰：“始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欲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太真妃颇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4]1455此中写到贵妃“笑领歌辞，意甚厚”、“敛绣巾重拜”，并无“捧砚”之举。《新唐书·文艺列传》说：“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4]1476

关于高力士向杨贵妃进谗的事端，《李翰林别集序》说是李白在诗歌中以“飞燕”来比杨贵妃，《新唐书·文艺列传》只笼统说是李白的诗，然而，“飞燕”能否构成对杨贵妃的中伤或讽刺？

唐代社会风气开明，文学和思想享有较大的自由。飞燕作为以美貌著称的历史人物，就算其人有秽行，毕竟是汉成帝的皇后。以飞燕来比杨贵妃，所比并非不伦。杨贵妃原为玄宗之子寿王的妃子，为玄宗夺得，早已是是非之人，如果她连飞燕的比照都无法容忍，那倒是过于脆弱和矫情了。为了弥合其中的漏洞，后人对此作了创造性的理解和发挥。洪迈《容斋随笔》说：“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摘其诗以激杨贵妃，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谗诗》一章，大率载妇人淫乱败国，其略云：‘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强强。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坦荡君子，无悦簧言。’又云：‘妲己灭纣，褒女惑周。汉祖吕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毐亦淫荒。螮蝀作昏，遂掩太阳……’予味此诗，岂非贵妃与禄山淫乱，而白曾发其奸乎？不然，则‘飞燕在昭阳’之句，何足深怨也？”[12]为了要合理解释杨贵妃深怨李白的“飞燕”之比，洪迈认为汉代飞燕淫乱后宫，李白是借此人物来揭露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虽然此说不足为据，因为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另是一个不可稽考的小说家言了，但后世的小说作者大多接受了洪迈的这一解释。如《唐才子传·李白》曰：“尝大醉，上前草诏，使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摘其《清平调》中飞燕事，以激怒贵妃，帝每欲与官，妃辄沮之。”[1]94《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写天子与杨贵妃赏牡丹花，命李龟年宣李白进宫。醉酒的李白稍醒后立成《清平调》三章，天子赞赏，贵妃赐酒。高力士为报脱靴之耻，在杨贵妃面前进谗言，说李白在诗句中以飞燕比贵妃娘娘是谤毁，飞燕与燕赤凤私通隐含着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贵妃于是心怀怨恨，在天子面前馋毁李白。李白纵酒自废，乞归，天子赐金放还。[2]61－70自此，李白放还的缘由基本上定型下来了。

可以说，“贵妃捧砚，力士脱靴”未见诸任何关于李白的本事记载，全出于后世杂史和小说作者的故事性演绎，其与“放还”的关系，应属子虚乌有的杜撰。

总而言之，无论有无本事作为支撑，李白“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故事被演绎得十分精彩，也许只有这样才配得上、衬托得出这位狂放不羁的诗人的精神与风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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