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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说的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经典作品《牛虻》。
对我国很多人来说，《牛虻》这个名字并不陌生。1953年，《牛虻》中文版上市的时候，三个月就卖出了50万本，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在苏联，这本书出版了74次，被翻译成18种苏联民族文字，又翻拍成电影，引起巨大反响。不过，同样是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的文学界，不仅没激起什么水花，甚至还得到不少负面评价。一个英国人写的书，为什么在西方世界不受欢迎，反而在苏联反响热烈呢？作为中国读者，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看待这本书？听完本期音频，相信你会有自己的答案。
《牛虻》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的意大利，主线剧情是主人公阿瑟从一个单纯的爱国青年，成长为坚毅的革命者。需要提醒你注意的是，这个时间设定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的意大利跟现在很不一样，不了解那段历史，就没办法理解小说里的各种冲突，所以在正式讲故事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时代背景。
从公元8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意大利地区就受教皇国的统治。这个教皇国，不是一个单一制国家，而是由许多城邦、小国和贵族领地组成的，受罗马教廷领导，政教合一。1815年，拿破仑战败之后，维也纳会议召开，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法兰西四国缔结“神圣同盟”，在上帝的名义下，重新划分势力。这一回，奥地利取得意大利主要地区的控制权。
从1848年开始，意大利各地爆发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运动。当时的罗马教皇是庇护九世，这位教皇比较开明，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开放新闻自由、建立公民自卫队等。但是，面对民族独立运动，教皇却不可能公开支持某一方，因为作为天主教领袖、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归根结底，教皇是没有民族性、没有国籍的，他的目标是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和扩大，就不可能支持意大利教徒去打奥地利教徒。而在意大利人眼里，他们需要独立统一、需要反击侵略者，所以普世性的宗教必然和民族革命冲突。《牛虻》的故事，就建立在这种冲突上。
主人公阿瑟是个私生子，从没见过自己的爸爸，他妈妈嫁给一个二婚的英国富商。富商和妈妈去世后，原配生的两个儿子继承了家产，阿瑟继续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尽管哥哥们供他吃穿读书，但没什么感情，一直把他当外人，刻薄的嫂子动不动就提起他不怎么光彩的身份。虽然家里环境恶劣，阿瑟却长成了个温柔单纯的少年，因为在家庭之外，有两个最重要的人给了他爱的温情：一个是医生的女儿琼玛，阿瑟的初恋对象；一个是红衣教士蒙泰尼里，他的精神导师。
受蒙泰尼里的影响，阿瑟长大后去了神学院上学。而跟阿瑟青梅竹马的琼玛则投身民族独立事业，加入了青年意大利党，是党里的活跃成员。前面我们提到，宗教和民族革命是冲突的，阿瑟最亲近的两个人一个跟宗教有关，一个跟民族革命有关，阿瑟该怎么选择呢？他的决定是，既要当虔诚的天主教徒，又要参加革命。
不过，阿瑟对革命的看法，跟琼玛不太一样。有一次，他们俩一起听了一场关于“共和国理想”的报告。阿瑟听得钦佩不已，琼玛却感到不满足，因为那个作报告的人讲了很多在思想上、感情上、素质上应该提高到什么程度，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具体到底该怎么干。这种风格，跟天主教的宣教特别像。于是琼玛就感慨，耐心和容忍是不能提供出路的，意大利需要的不是耐心，而是有人站出来捍卫自己，因为天主教精神和意大利革命之间没什么关系。但阿瑟激动地反对用愤怒和激情拯救意大利，他说“意大利需要的不是恨，而是爱”。用“恨”这个字眼来概括琼玛的想法，确实有些偏激了，不过，爱与恨，或者说，从爱到恨，的确可以概括阿瑟的人生历程。
今天的读者们经历了各种言情小说、肥皂剧的洗礼，身经百战，再回头看阿瑟接下来的遭遇，就会觉得有点套路：单纯的阿瑟在忏悔中不经意泄露了组织成员的信息，导致自己和党里的一个主要成员被捕。被捕已经够倒霉了，出狱后的打击，更让阿瑟难以接受。琼玛误以为阿瑟是故意出卖同志，伤心失望之下给了他一记耳光。阿瑟回到家以后，又跟嫂子起了冲突。吵着吵着，嫂子爆出了一个大秘密：原来，阿瑟的亲生父亲正是蒙泰尼里。这个他最信任、最崇拜的人，让他成了私生子。蒙泰尼里的欺骗和背叛，让阿瑟陷入彻底的绝望和愤怒，他当场砸碎了神像，和上帝反目成仇，又伪造出自杀现场，离开这个伤心地，隐姓埋名去了南美洲。
13年后，一个浑身病痛、腿有残疾的古怪男人回到了意大利，他声音阴柔，说话刻薄，有时候冷酷，有时候又突然任性得像个孩子。他反对教会，尤其憎恨已经当上红衣主教的蒙泰尼里。他的笔就像一把刀，用讽刺文章把敌人刺得鲜血淋漓。这个古怪男人的名字叫牛虻。当然，牛虻就是阿瑟，他回到琼玛身边，与认不出自己的爱人并肩作战。而当琼玛逐渐对他的身份生疑时，牛虻再度入狱，受到酷刑。在监狱里，牛虻还和蒙泰尼里见了面，坦白了自己的身份。蒙泰尼里非常痛苦，但仍然选择站在上帝一边。最终，绝望的牛虻被执行枪决，而为上帝献祭了儿子的蒙泰尼里受到惩罚——他发了疯，很快离开了人世。
《牛虻》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得差不多了，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爱尔兰作家要写一个意大利故事？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在苏联受到欢迎？这就不得不提作者的经历了。
作者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生于1864年，出生不久，就跟着母亲搬到伦敦生活。从少女时期开始，她就游历了欧洲各国，还在彼得堡居住过。在彼得堡，她认识了一些俄国民粹派革命者，跟他们走得很近，甚至参加他们的会议。民粹派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推翻沙皇统治，支持人民拥有土地的权利，希望实现地方自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民粹派发展出的一些组织就先后遭到迫害和瓦解，大量民粹派革命者流亡海外，其中一个重要据点，就是伦敦。
在伦敦的俄国流亡者之中，伏尼契结识了自己的精神偶像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克拉夫钦斯基和他的家人。克拉夫钦斯基笔名斯捷普尼亚克，是当时非常活跃的革命理论家和作者，参加过俄国和意大利的革命活动。伏尼契选择写意大利故事，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意大利已经通过解放运动实现了统一，为俄国革命提供了重要借鉴；另一方面，跟斯捷普尼亚克的密切合作，也开启了伏尼契研究意大利解放运动的契机。
那小说中的俄罗斯文学气息又从何而来呢？跟斯捷普尼亚克也有些关系。在作为小说家出道之前，伏尼契帮斯捷普尼亚克翻译了一些论文，也翻译了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应当说，无论是俄国革命，还是俄国文学，都在伏尼契的创作中烙下了印记。而在《牛虻》写成之后，第一个外文版本就出现在俄国。1897年9月，《牛虻》在伦敦出版，三个月以后，俄文译本就面世了。根据苏联研究者的材料，在英国版出版之前，伏尼契就写信跟俄国诗人明斯基讨论俄文版的翻译，而明斯基的妻子正是《牛虻》俄文版的译者。这两口子跟伏尼契私交很好，当时俄国某书店出版的新百科全书中对伏尼契作品的介绍，很可能出自他们之手。在这段简短介绍中，伏尼契被亲昵地称为“丽莉”，关于《牛虻》，文章是这么说的：“在这部描写意大利革命时代的长篇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出俄国革命运动的影子。这是因为作者是非常熟悉俄国的革命环境的。”可以说，从一开始，《牛虻》就建立了和俄罗斯文化之间的血缘关系，其亲密程度，超过了英国这个母体。
在中国，读者是通过另一本书知道《牛虻》的，这本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942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翻译成中文。1949年以后，中苏蜜月期来临，苏联小说成为国内引进外国文学的主要来源，这部作品很快变得家喻户晓。因为作品中多次引用了《牛虻》，让中国读者对这本只闻其名、不见其面的小说充满向往。1953年版《牛虻》的译者就回忆说，他中学时期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书中多次提到的“牛虻”非常好奇，心里想着有朝一日读读原著，把它译介进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保尔·柯察金和牛虻这两个人物之间的传承关系上。比如，当保尔受了重伤，在医院治疗的时候，无论承受多大的痛苦，他都一声不吭，有人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50年代初，一位叫马仁的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牺牲，而他留下的日记中写了三个名字：牛虻——保尔——马仁。当时，《牛虻》中译本还没有出版，可是因为小说人物之间的命运关联性，也因为中国人自身的历史语境和信仰，牛虻和保尔已然合二为一，共筑起中国读者心目中的英雄谱系。
中国读者对《牛虻》的喜爱，还引申出对小说作者的爱屋及乌，促成了一桩有趣又温馨的故事。1955年年底，《牛虻》的读者之一、中国作协会员封凤子收到美国朋友的来信，写信人提到自己的丈夫是伏尼契的侄孙，当时伏尼契已经92岁高龄，住在美国，生活拮据。伏尼契的生活状况，引起了中国作协的极大关心，作协党组将有关情况上报中央，这份请示文件非常真诚地写道：“伏尼契的《牛虻》在我国青年中影响很大，但她的生活目前竟陷于困境，我们认为我国应对伏尼契有所表示，并给以帮助。”共青团和文化部很快积极回应，以稿酬的名义，向伏尼契支付了一笔款项。于是，在那个冷战时代，在中美敌对的背景下，一笔来自红色中国的汇款，经由中国国际书店以及瑞士的某家银行，辗转寄到身在美国的原作者手中。而意外收到五千美元稿酬的伏尼契，于1956年回了信，感谢中国读者带给她的巨大惊喜。这桩几乎被历史湮没的小事，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留给我们一种既陌生又亲切的温暖。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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