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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我又翻看了浮生六记，薄薄的册子，记录了的是琐事，是日常。是散文叙写家常事，记得哪位作家说过，日常是生动的。是沈复与妻子芸娘一起用心生活的细小故事，这里面有爱情，有世俗生活，也有普通人的悲欢，普通人的遗憾，我想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看到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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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清的李渔，袁枚，沈复，到后来的沈从文，汪曾祺，都是写这种烟火气的小品文，虽然看起来很琐碎日常，并不承载什么厚重的东西，也不讲究什么深刻的内容，但却有他特有的滋味，并且在书中，呈现传统中国人的样子。
沈复。何许人也？
历史上并没有太多的记载，清，乾隆二十八年，出生姑苏城南沧浪亭畔的士族文人之家。以游幕为生，在他46岁时，写下自传体浮生六记，笔墨之间，缠绵哀婉，真切感人。
一百四十年来，不止一位学者赞誉《浮生六记》为“晚清小红楼梦”。从沈复对女性的态度、地方风物的惜爱、植物山石的用心、古代典籍的取舍、寺庙僧人的礼仪等方面，无不情深而近之，只是结构不如《红楼梦》繁复、庞大。《红楼梦》是一种繁华过后的凄凉。《浮生六记》则是一种布衣文人的日常哀矜，与普通世人更为切心。这文字之切心，即是人世间最难得的真。
所谓平凡人家、日常之美，“凡常”二字，被沈复写出了月光溪水的光泽和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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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贱夫妻百事哀吗？也并非如此，全书少见其怨言，多是甘苦自得之语。他惟有妻子去世（见卷三“坎坷记愁”）、儿子早夭（见卷四“浪游记快”）时有几句愤激之语，而且更多是自责，几无怨天尤人之词。正因为他这责己甚严却又如浮云漫卷的文风，使得文中记叙的春花秋月显得弥足珍贵。
沈复文中的苏州之美，乃是中国古代典籍流布在人间的雨。她的韵致在于园林与饮食，在于流水与古树，在于吴语之发音。
俞平伯在《浮生六记》德语版序言中写道：“文章之妙出诸天然，现于人心。及心心相印，其流传遂远。”即如俞平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撰写的《重印浮生六记序》中的“通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园艺篇幅虽然都是断章，但透露出的信息，是一册珍贵的《插花秘籍》。全是他的经验之谈，娓娓叙来，绝无丝毫民间艺师的那种秘而不宣的悭吝之气。“浪游记快”一卷，也是时时情景变换，“浪”字有些江湖气息，也许正因为沈复妻子去世后的心态。
《浮生六记》自光绪四年（1878年）首次刊印，至今有近两百种。民国历史虽然仅三十八年，版本也有近六十种。一本连传记都难写完整的作者的小书，百年之间版本如此之多，远超晚清以来的所有散文随笔作家，可谓奇迹。对于民国的学人而言，这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一脉，是《诗经》与《乐府诗集》的传统。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它代表的是一种古意与美学。民国时所拍摄的同名电影，已经不能见到，影像片段也是难以寻觅。只能从电影诗人费穆的履历中，民国报纸上的《浮生六记》电影剧照、海报中猜度。以《小城之春》《孔夫子》的气韵可知他对情感的把握之微妙，想象得见，闺房吃粥、夜游花照，都是感人至深的细节。缘于此，关于它“足本”的期待，屡屡见于历年学者作家笔下。俞平伯、林语堂、郁达夫、郑逸梅、周瘦鹃、叶圣陶等等，几乎民国的半数文人学者均有相关评语。
《浮生六记》说是六篇，如今仅存四卷。“浮生”二字，是李白所谓“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四篇文字，除了《坎坷记愁》，剩下三章，还真都是谈论生活细节、为欢之事：闺房之乐、诗酒之乐、游玩之乐，都是典型中国文人的清淡闲雅情致。其《闲情记趣》一章里，谈论养花寻石、布设园林的段落，颇有趣味，可见沈复是位实干动手型的，倒不像其他名家，只是指点评论一下便过去了；《浪游记快》，也因为他幕游在外的身份，以及穷困潦倒还不忘去郊游的旺盛精力，显得很是热闹，风景层叠，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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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记》也可以当作乾隆年间苏州书生家庭市井的一幅卷轴画来欣赏——还是加了大量风景描绘的山水卷轴呢。也因为沈复这般不厌其烦娓娓道来，我们才得以隔了二百余年，还领略到他那位夫人陈芸的风采。《闺房记乐》是为本文的核心精华所在，而芸又是核心中的核心。林语堂先生说芸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诚非过誉。实际上，读完全篇，我都产生了“沈复简直配不上他妻子”的念头。自然你可以说，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沈复对他妻子已经算是极好了。而芸的出色，也恰是在细节中呈现：身为一个父亲早丧、独自靠女红养活一家、自学认字的才女，沈复很喜欢描写她如何可以陪自己在闺房中谈诗论书、赏月饮酒，这也是此书情致动人、独一无二的所在：自来才子喜欢描述佳人名妓狎玩故事（沈复当然也写了类似篇章），但如此深情描写自己的夫人，却实在罕见罕闻；芸也的确是个心路活泼的妻子，比如，敢于女扮男装去看庙会，能够雇了馄饨担子为丈夫的赏花会温酒，主动为丈夫谋妾室，也有主意为自家公公找姬妾，诸如此类，乍读便令人神往，觉得实在是个有趣的女子；但略多读几遍可知，芸最可贵处，是她风雅感性之后的缄默沉静。
清朝出版界的人无意中在苏州的小摊上偶然发现《浮生六记》的残稿，只有四卷，因为被文中的故事感动，于是这本小书才得以在1877年以活字板刊行，侥幸地存活了下来。
《浮生六记》记录的都是家长里短，都是他在怀念他和妻子陈芸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故事再普通不过，但是因为真情流露，一往情深，他们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甚至有人拿这部作品跟明代文学家归有光的作品《项脊轩志》做比较。最终《浮生六记》流传到现在，逐渐成为经典。
1936年，林语堂将《浮生六记》四篇翻译成英文，分期连载于《天下》月刊。后来又出版了汉英对照单行本，并作长序言。
林语堂在序言中对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陈芸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芸，我想，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
陈芸是沈复的表姐，比沈复大十个月，两个人青梅竹马，结婚之后的二十三年，时间越久反而感情越发深厚，就算在家里，也要同行同坐。
甚至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陈芸还女扮男装陪沈复出游，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但是从传统的眼光来看，沈复就是一个“不思习上”的败家子，而陈芸则是助纣为虐的坏媳妇。
后来陈芸不被公婆所喜欢，夫妻二人被驱逐出家门，靠朋友接济为生。
虽然遭遇种种变故，但患难之时，两个人感情依旧深厚，沈复并没有因此抛弃陈芸，陈芸也依旧选择与沈复同甘共苦，然而他们最终没有逃脱命运的折磨，陈芸病重，因为知道家里贫困，死也不肯就医，最终亡故。
而沈复也天涯飘零，孤苦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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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娘的可爱反映在很多有趣的故事上。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他们还没有结婚之前。
一次，芸娘的堂姐嫁人，沈复过去观礼，见到芸娘。当夜送亲戚到城外，回来时已经三更。沈复肚子饿，想找吃的。老婢女给小沈复枣脯吃，他嫌太甜，芸就在暗地里牵他的袖子去她房间，原来她藏着暖粥和小菜呢。
沈复高兴地举着筷子正要吃，忽然听见陈芸的堂兄玉衡嚷嚷：“淑妹快来！”陈芸急忙关门，应道：“我累了！要睡了！”玉衡已经挤将进来，见他正要吃粥，便笑睨着芸说：“刚才我要粥，你说吃完了；却藏粥在这里，专门招待你夫婿吗？”
陈芸窘迫至极，夺门躲走了。这一来一去，惹得全家哄笑。自从吃粥被嘲弄后，沈复再去芸家里，芸娘于是都躲起来。沈复知道，她这是怕人笑话。
第二个故事，是芸娘女扮男装的故事。
在离沈复家中差不多一里地，有个水仙庙。每逢神诞节日，就会特别热闹。沈复被朋友邀请去插花布置，因此也要去参加盛会。
芸娘羡慕不已，说：“可惜妾身不是男子，去不了啊。”沈复说：“戴我的冠，穿我的衣裳，也是化女为男的法子呀。”于是芸把发髻改为辫子，添扫蛾眉；戴上我的帽子，微露鬓角，尚可以掩饰；让芸穿上沈复的衣裳，发现长了一寸半，于是在衣服腰间打了折，缝好，外头披上马褂。芸娘问：“脚下可怎么办呢？”沈复说：“市坊间有卖蝴蝶鞋，大小脚都可以穿，买起来也极容易，且早晚可以当拖鞋用，不是挺好吗？”芸娘欣然开怀。
到晚餐后，他们装扮完了，她效法男子模样，拱手阔步大半天。芸忽然变卦道：“我不去啦，被人认出来就很不方便，被公婆听说了又不好。”沈复怂恿道：“庙里管事的，谁不认识我？就算认出来了，也不过笑一笑罢了。我母亲现在九妹夫家里，我们悄悄去，悄悄来，他们怎么会知道呢？”陈芸对镜子照照自己的男子模样，忍不住大笑。沈复强挽着她，悄然而出，直到水仙庙。在庙里遍处游玩过，没有人认出她是女子。也有人问沈复是谁，他便答说“是我表弟”，于是人家拱拱手施个礼罢了。
最后到一个地方，有认识的少妇小姑娘坐在宝座后面。芸忽然想挤过去打招呼，身子一侧，不小心按了一个少妇的肩膀。旁边的老婢女大怒，站起来喝道：“哪里来的狂生，做这样的不法勾当！”沈复正要措辞掩饰，芸看见情势不好，便脱了帽子、踮起脚尖给人看，说：“我也是女子啊！”
对面看了，先是愕然，随即转怒为欢，笑了起来，便留芸坐下，请吃喝茶点，待会完了，又叫了肩舆来，命抬着芸，好生回家去。
之后芸娘还瞒着沈复的父母，跟着沈复去游太湖。
第三个故事，是吃豆腐乳。
芸娘每天用餐，必吃茶泡饭，喜欢配荠卤腐乳，吴地俗称为“臭腐乳”，又喜欢吃虾卤瓜。这两样东西，沈复最讨厌了，于是讥讽陈芸，陈芸反唇相讥，两个人引经据典，互相斗嘴，芸娘嬉闹着用筷子夹起卤瓜，强塞进沈复嘴里。沈复掩着鼻子咀嚼，觉得脆生生似乎还挺好吃，放开鼻子再嚼，居然觉得很是美味，从此也开始爱吃卤瓜了。
《浮生六记》这段，令人为之泪下：
“芸娘执着我的手，看上去还有话要说，但只能断续说“来世”二字了。忽然她开始急速喘气，住了口，两目瞪望着我。我千呼万唤，她已不能说话了，两行眼泪，涔涔流溢。一会儿，她的喘息渐渐细弱，眼泪逐渐干了。”
嘉庆八年三月三十日，芸娘灵魂缥缈，香消玉殒，一代佳人，就此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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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才气纵横和伉俪情深的钱钟书和杨绛。
杨绛92岁高龄的时候，写下《我们仨》，她回忆先后离她而去的女儿钱瑗、丈夫钱钟书，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在文中的最后，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杨绛如此写下她对命运无常的感叹：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
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应该也是沈复和芸娘他们一家人的感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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