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年轻的时候》：鸳鸯蝴蝶的情欲故事 写出现代主义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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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评价张爱玲“是一个用中国传统小说手法写出现代主义精神的作家。”张爱玲置身于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历史背景中，在抛弃“古典主义”趋向“写实主义”的文学思潮之下，却一心向往传统小说的写作笔法，用她柔靡艳丽的古典笔调调和出独特的“张式文学”。在她的作品里，传统与现代并行不悖地奇异融合，文白夹杂的语言里，沥出来的尽是赤裸裸的人性现实。

张爱玲擅写男人女人的小事情，描摹那些细琐到纤毫毕现的心思，骤看温吞无力，及至细寻，却已经轻而易举地穿透厚厚的时光啐出咄咄逼人的真实，看张爱玲，总能被她精心构筑的华美语言下包裹着的犀利和刻薄惊出一身后知后觉的冷汗。

《年轻的时候》是张爱玲一篇并不怎么出众的短篇，放诸于她那些过于出色的作品里，显得寡淡而不打眼。然而正因为偏弱的故事性，才更考验读者的耐心和领会力，几乎是在一个年轻人通篇碎细的情绪之下，淡淡的压抑和无力感不动声色地漫起，在未及察觉之际故事戛然而止，这时候那点淡淡的感觉方才回过神来，便是一重又一重冲刷上心头的苍凉。

看似主观意愿的选择，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和自我催眠，爱情和婚姻，都是“房间里的大象”

张爱玲叫人敬佩之处在于，她不是个控诉者和批判者的角色，她笔下的人物是长进了生活中去的，烟火气里摸爬滚打，环境和人性的复杂往往又是现实中比比皆是的常态，若不是正好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些人和事会泛在世俗里被自然地忽略。张爱玲认为：“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往往平静地展示却蕴含最击中人心的力量。

《年轻的时候》就是写一个二十出头、读医科大学的男生潘汝良的感情故事。说是感情，因为它并未触及到爱情的层面。汝良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未涉社会的青年人的共性，这种共性是将青就熟却自恃过高的“成熟”。在生理与思想刚刚够脱离出家庭环境的囿限，经历一些单薄的世事时局之后，所衍生的一份想当然的倨傲与自信。对于未触及的一切向往，怀着过度理想化的浪漫，这份浪漫更像一层屏障，隔离开了真实与世俗。

汝良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开着一爿酱园店，母亲勤恳无怨地操持儿女家事，两个读了大学打扮新潮的姐姐，几个懵懂活跃的小弟妹。但汝良憎恨着这一切，父亲市井商贩的模样让他觉得不体面，母亲无知浅薄令他生厌，两个姐姐不甚漂亮又爱慕虚荣叫他反感，弟弟妹妹惫赖脏乱使他气闷。这样的家庭对于他这个受过新式教育的进步青年而言，实在是旧得尘埃倾覆，家里的空气都是呛人的古旧，过度的鄙夷使他更为淡漠和疏离，下课后他大多在学校修习德文，只为了尽量不接触家人。

汝良向往一切西式的事物，他鄙视用锡壶装暖酒倒进茶杯喝得红光满面的父亲，却觉得一个被情爱打击后失魂落魄喝着威士忌借酒消愁的人是“高尚的下流”。他觉得咖啡和文艺是分不开的，那银亮的咖啡壶和玻璃盖都叫他向往和着迷，他之所以念医科，是因为医生的器械闪现着现代科学的光芒，只要他穿上医生洁无纤尘的外套，就能够剥离出他那庸俗油垢的原生家庭。

汝良爱在书本的空白处画上一个个流畅的侧脸，没有眉眼极简的一条线，密密麻麻填满了书头，下意识地把鼻子的线条画得高高的，像外国人广告上的模特儿。沁西亚和汝良的相识便因为这侧脸的偶然，沁西亚误认为汝良画的是她，而汝良亦默认了这份误会。两个初次相见的青年男女，诸如此类的误会实在是再好不过的锦上添花，浪漫是邂逅最完美的底色。

像任何对爱情存有美好幻想的青年，汝良如同一个不断润色画作的人，每添一笔就多一份满意的快乐，沁西亚和洋酒、咖啡、闪光的医疗器械一样，是新奇而令人不安分的向往。然而“时间短，可是相思是长的——他想得太多了，就失了真。”再见到沁西亚，那个完美还原笔下侧影的无瑕女子，只不过是个姿色平凡的少女。相比书上那个侧影完美的虚幻，沁西亚是现实的生动。她会在累的时候脱下高跟鞋，吃完面包嘴唇上沾着面包屑，吃点心时会用书摊开接掉落的碎糖胡桃屑。沁西亚谈到窘迫的家境、婚姻的现实，这一切实际又庸俗的话题，刺痛了汝良为沁西亚精心堆叠的诗意和烂漫。

他画的原来是个女人的侧影

汝良刻意地回避了这些不够唯美的特质，他不愿意打破他一手塑造的最接近于爱情的纯粹。沁西亚何尝不是相似的？她的继父收入微薄，作为长女必须要做两份工作才堪堪维系家用。上海的俄国人本就不多，以她的条件找一个优秀的俄国青年结婚的概率微乎其微。汝良的出现无异于她死水一般的人生里射进来的一道浪漫的光，这个男孩子把她的侧脸画满了书里所有的空白，她被这近乎于虔诚的“暗恋”打动了。即使她有了婚约亦不打算同汝良交往，她还是提出见面互相学习德文和中文，她几乎是体贴过度地为汝良提供了再次相见的机会。这份体贴之后是一个女子被爱的虚荣，是给自己灰白的青春续上些可供回忆的颜色。

两个年轻人，都是在自我制造一些“动人”的情感，心照不宣地回避着关乎现实的问题，各自心怀叵测地造着梦。沁西亚对汝良宣布婚讯，就像给这个梦里加一些底色浪漫的悲情。汝良为这恰到好处的“悲情”而如释重负。毕竟和沁西亚相处的浪漫感受是他为了恋爱而刻意制造的，光是在想象中触及求婚的现实，这点浪漫都够被惊吓到支离破碎了。沁西亚的婚姻是因为毫无选择，嫁给一个收入低微的俄国下级巡官，但她表现出的是嫁给爱情的模样。

汝良为了恋爱而恋爱，沁西亚为了结婚而结婚，看似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和自我催眠。凡尘琐事的存在是无可逾越的必然，汝良通过沁西亚试图触摸向往的独特，这是沁西亚所不能给的，沁西亚和汝良短暂的来往，更无法改变她要嫁给庸俗婚姻的现实。英国有句谚语叫“房间里的大象”，意指对于显而易见的事情，人们默契地保持集体性的沉默。汝良知道沁西亚和他心中幻想的形象相去甚远，沁西亚也知道自己选择的结婚对象非常糟糕，但都下意识去选择性漠视，刻意忽略现实，本质上是害怕面对理想破灭的恐慌，活在自我想象中就不会撞上真实世界里难堪的高墙，在这层小心翼翼之下，获取一份自我安慰的幸福感。小人物的无奈欲语还休间跃然于纸上，读来无限怅然。

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生活构想的幻灭，正是在对人生的体察中，调整了自我对于现实的意识

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在成长过程中一次次实践与体察中丰润的。自我生命的实践和对他人经历的体察构成了个体最终看待生活的方式。汝良从一个年轻人不切实际的虚幻落定到真实生活的实质，正是以他旁观者的角度，通过沁西亚的人生经历而触动的。说得残忍些，沁西亚的个人悲剧促成了汝良性格上的成熟。

汝良在参加沁西亚的婚礼时，尚且抱着悲剧性的浪漫主义，想像他像那被情爱打击后失魂落魄喝着威士忌借酒消愁的人一般，伤心到酩酊大醉，这场醉的期待里甚至有些表演式的自我怜悯。汝良的一层想像对应着婚礼现场的现实，像是糖霜落在粪土上，触目惊心地割裂。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写到她的写作风格，一再强调“参差对照”的手法，它不以强烈的对比制造斩钉截铁的冲突，而是用不落痕迹的对照，传达出人物命运最终的必然性。

汝良大醉一场的设想是理想化的，现实中沁西亚的婚礼在勿促的仪式后就散了，只有极少的亲族被邀请到他们家中参加茶会。第一重对照若有似无，未着一字，却让读者明白了沁西亚在经济上的困窘。第二重对照来自人物与环境的对比，庄严的俄国礼拜堂，笼在似雾非雾的毛毛雨中，堂里充满了雨天的皮鞋臭；神甫高大俊美却带着嗜酒过多的倦怠瞌睡得睁不开眼；唱诗班领袖很用力地连喊带叫，从汝良的角度，只看到他长汗直流，热得头发都脱光了；僧侣正式的黑袍下，却是随意地赤脚趿着鞋，留着一头披散的西式长发，像个鬼。

第三重来自沁西亚和众人的态度对照。沁西亚虔诚地低头微笑，竭力为自己制造出新娘应有的神秘而尊严的空气。于此同时，底下的两个妇人在交头接耳争辩她的礼服是租的还是借的。沁西亚穿着隆重的白缎子礼服庄重美丽，新郎只草草穿了一套家常半旧白色西装，局促不安地浮躁。沁西亚努力为这一天做个体面完美的新娘，但神甫无精打采，香伙出奇的肮脏，新郎不耐烦，几重对照之下，沁西亚的人生走向不言而喻。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在回国前曾下过个决定“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的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然而他那个“对的世界”在遇到风情万种的人妻王娇蕊时，顷刻就土崩瓦解。在他的婚姻和爱情里，都没成为绝对的主人。只想做个好人的振保最终妥协于自己的性格与命运，在幻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太多的不可抗力。汝良就像学生时期的振保，用幻想堆砌出他完美的“袖珍世界”，现实一点点蚕食掉他玫瑰色的天真，让他明白世俗的实际与复杂。

汝良去探望病重的沁西亚，尚且带着一丝侥幸的愿景，孱弱中沁西亚极度淡漠的一瞥，是两个人青春梦境的崩碎。“她的下巴与颈项瘦到极点，像蜜枣吮得光剩下核，核上只沾着毛毛的肉衣子。”极刻薄的描写，极残酷的现实。同样的一个侧脸，一个是美好的开始，一个是幻灭的终结。生命真实的本相，像一块扎进年轻里的碎玻璃，预备细细地凌迟着回忆的一生。“汝良从此不在书头上画小人了”，幻想对现实让了步，生活似他那老式的家庭里总放着的平和稳的绍兴戏，不稳妥的，是他自己的心。

鸳鸯蝴蝶的情欲故事，写出现代主义的悲凉

法国著名哲学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中指出“文学是人学”，好的作品往往传递出的是人性中真实且共性的一面，张爱玲无疑是个中高手，男男女女的小性小情，散落到生活的角角落落里经风过雨，洇了又干的循环往复。生活和人性的本质，这些东西无处不在，却最具有力量，我们都能够从小说的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份被文字看穿的震撼，才是张爱玲作品常盛不衰的一大根本。正如她自己所说“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生活才是最高理论的实践，最具有对人生的启示价值。

《年轻的时候》它的落笔就是汝良那似是而非的情爱探索以及年轻人身上那点无以名状的孤傲，汝良代表了年轻的一种状态和成长过程，除了身为年轻人的共鸣和契合之外，汝良对于自由的向往和掌控感，才是更为令人感慨和自我悲悯的部分。书里有一段这般写道：“只有年轻人是自由的。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习惯的泥沼里。”就像汝良开酱园店吃着花生米下酒的父亲，就像他那生育了一大堆子女成天操持家务琐事的母亲，坐在一个桌子上，各自说着各自的话。

年轻的自由是未经世事的错觉，做白日梦的自由，但是这份自由往往等到不年轻了，才会怅然发现并去怀念。汝良拥有着这自由的同时，他是不知道的，他的精力在于对原生家庭的憎恶，对于爱情对象不甚完美的烦恼，对于未够到的新兴事物向往中的不甘……等他经历过世事打磨，明了人生实质后，他的年轻的自由，已经是失去自由的年轻了。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这才是诉不尽、讲不明的苍凉之处。

《许子东的现代文学课》里有一句评价甚好：“张爱玲用传统小说的部分手法，写貌似鸳鸯蝴蝶的情欲故事，却能写出现代主义的悲凉颓废。”张爱玲的作品很难归类，到底是通俗文学还是纯文学？不同的读者赋予它不同的分类，它可以存在于被当成爱情小说来看的市井之地，也能出现于作为学术研究的大雅之堂。从这一点上来说，张爱玲的作品是很具有包容性的。

读张爱玲小说，很容易进入到观察-同情-悲悯-自怜的情绪闭环里。她敏感细致的笔触，带着不可思议的穿透力，各色人种种事如一出咿呀弹唱的戏曲，古老的戏台上尘烟飞舞，唱词也糊在这烟尘里悠远难辨，但那拖长了的音调却绵绵不尽地落在了心里，缠成一团难以消解的情绪盘亘良久。因为这出戏台之上，上演着的是平常的、永恒的人生悲喜剧，她是在普遍的人性里，落了一根针。

张爱玲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有更深长的回味。

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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