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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是中国戏剧史上的杰作，它不仅是元杂剧悲剧的典范，也是世界经典悲剧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窦娥冤》的作者关汉卿是元代著名戏曲家，他一生创作了六十余部杂剧，被誉为元杂剧的奠基人。
元朝是一个由蒙古族开创的王朝，它的政治体系始终都不完善。蒙古统治者的种族压迫和歧视十分严重，他们实行"四等人制"，以此剥削和压迫汉族人民。在元朝，儒家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受到颠覆，儒家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体系惨遭践踏。《窦娥冤》就是一部反映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的经典悲剧作品。
《窦娥冤》的主题思想
官吏枉法、官府黑暗、草菅人命、地痞无赖猖狂横行、高利贷盘剥盛行，都是元代的社会现象。《窦娥冤》中的太守桃杌便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典型代表。他做官的原则是"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断案的办法只有一条："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桃杌身上，反映的是元代吏治的黑暗。
就是为窦娥平反冤狱的肃政廉访使窦天章，也并不是为老百姓申冤做主的良吏。窦天章第一次看到窦娥的案卷时，还没细看，便说出"这是问结了的文书，不看它罢，将这文卷压在底下，别看一宗"。要不是窦娥的鬼魂三番两次将他压下的文卷重新翻上来，并在他面前诉说冤情，窦娥的冤情肯定会永远石沉大海。连作为全剧正面人物的窦天章也是如此昏庸无能，可见作者在这部剧中表达了对元代吏治的批判和不满有多深！
关汉卿憎恨贪官污吏，憎恨他们所把持的官府对人民的残酷迫害，但他并没有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关汉卿希望在封建法制的范围内，改良社会弊端，从没有想过用革命暴力去推翻黑暗的统治。关汉卿相信皇帝，把解除苦难的希望寄托在皇帝和"清官"身上，肃政廉访使的出现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窦娥虽然在绑赴刑场的路上骂官府、骂天地，但是她并不是反抗封建制度的"英雄"，她的脑海里根植的是对命运的顺从、对天地的信任臣服，而天地代表的就是封建制度。她平日里处处以封建礼教约束自己，遵循"三从四德"，表现出的都是对命运的顺从，认为自己"八字该载着一世忧"，有着严重的宿命论。，她指天骂地发出悲怆的呼喊，是对现实绝望的呼救，也是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挣扎。在挣扎中，她仍然相信天地的威力，相信那个"天"能最终给她正义。
窦娥冤狱最后的昭雪，也是窦天章用皇帝授予他的"肃政廉访使"的身份，手持上方宝剑去完成的。也就是说，这出剧目的主题思想是：皇帝和封建制度仍然是可以相信的，应该维护的。人们只要像窦娥一样恪守封建道德规范，即使最后被冤枉，也会有"天"来给你昭雪。所以《窦娥冤》中窦娥的悲惨遭遇，仅仅是再现了元代社会真实黑暗的一面，揭露和批判了吏治制度的腐朽，而并不是对这种制度的否定。
在《窦娥冤》中，关汉卿无疑对窦娥持同情和歌颂的立场。窦娥案用案件的冲突与窦娥时代的儒家礼法与蒙元文化之间的冲突系在一起，表现的是儒家礼法的社会基础在蒙元王朝建立后遭到严重冲击，儒家士人从"社会顶层跌落到普通百姓不如的境地。
窦娥人物的分析
《窦娥冤》中第一个上场的人物是蔡婆婆，她是一个高利贷经营者，而高利贷是元朝官方特别是蒙元贵族都纷纷从事的合法生意。但是蔡婆婆是元朝"四等人"中最为低等的"南人"，不是蒙元皇族或可以合法经营高利贷生意的"斡脱户"，所以她经营高利贷风险是比较大的。
紧接蔡婆婆上场的窦天章是一个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儒生。在元朝代废止"科举取士"的大背景下，窦天章作为儒生很难进入仕途，他又不习俗务，正如元朝童谣中唱的那样"生员不如百姓，百姓不如卒"，窦天章不可避免沦落"一贫如洗"的境地。为了生计，他向蔡婆婆借了高利贷无法偿还，只得将女儿送于蔡家做童养媳抵债。
在封建社会中，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莫过于"孝顺"与"贞洁"兼而有之。窦娥恰好就是这样的女性。她三岁丧母亲，七岁被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十七岁的时候丈夫死去，但即使这样，窦娥仍然尽心尽力地照顾年迈的婆婆，毫无怨言。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以来男尊女卑的历史，注定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只能是以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地位存在。在《窦娥冤》中，窦娥也不自觉的成为贞洁观的遵守者与维护者。当窦娥看到婆婆要招张驴儿父子上门时，她直接表现出了内心的不满与埋怨，责备婆婆应该从夫守节。虽然由于孝道的约束，她对婆婆只能劝诫，但她的唱词中充满了对婆婆的怨情，充满了封建气息的说教： "怪不得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窦娥此时是完全站在一个封建社会男性的立场上，去考虑张驴儿父子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她最担心的是自己的贞洁： "婆婆也，你莫要背地里许了他亲事，连我也累做不清不洁的。"
正是窦娥站在张驴儿的对立面，这才被张驴儿设计陷害。窦娥之死，实际上是为她坚持的贞洁而死。窦娥是一个封建社会女性的悲剧形象，从坚决反对与张驴儿成亲，到被张驴儿冤枉毒死张老儿，再到为保护婆婆屈打成招，她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在内心与矛盾的纠结中，最后输给了黑暗势力，但她内心的反抗精神却成功塑造了悲剧情节与受众的共鸣。
窦娥形象及其心理活动，也体现了元、明时期宗教思想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在封建社会中，天、地、神、鬼是普通人的精神支撑，也是他们期待美好生活的精神动力。窦娥相信"人生死，是轮回"，只要遵从孝义忠信恪守妇道，来世必将有好的回报。窦娥的鬼魂让她的冤案沉冤昭雪的情节，更是在社会矛盾丛生的封建时代背景下，宗教思想缓和阶级矛盾的功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需要宗教思想来调和固有的社会及民族矛盾，窦娥的命运正好反映了宗教思想对被统治阶级的教化。
《窦娥冤》的审美理想
《窦娥冤》体现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审美理想。"三桩誓言"和窦娥"鬼魂申冤"这些情节，是关汉卿浪漫主义手法的具体运用。鲜血飞溅白练，是直观的色彩冲击，表现出窦娥冤气冲天；六月飞雪，弥漫了冤的意味、悲的气氛；三年大旱则是感天动地的力量的最扩延伸。
"为善的受贫穷命更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这样的社会现实，在关汉卿看来是一种极不公平的善恶颠倒的现象。所以在"窦娥鬼魂申冤"的第四折中，关汉卿让窦娥的鬼魂"剔灯"、 "翻卷"，在父亲面前申诉了冤情；当张驴儿在公堂抵赖时，关汉卿又让窦娥鬼魂出场，使这桩冤案得以澄清。剧本的这些设置，表明了作者正义必胜，邪恶必惩的审美倾向。
《窦娥冤》中鬼魂出场洗涮冤枉的结局也符合观众的审美习惯。元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黑暗，政治腐败，但是社会上普通百姓根本没有办法去揭发、控诉，只有"鬼魂"才有这样的能力。作为现实主义剧作家的关汉卿，了解人民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在虚幻的"鬼魂"身上，将人民杀尽天下昏官的意愿体现得淋漓尽致，用这些艺术创作出来的非现实情节场面，弥补了人们心理上的缺憾，符合观众"含泪的笑"的心理愿望。
但是在元代的现实生活中，窦娥之类人物是决不可能获得像戏剧中那样的圆满结局的。理想不等于现实，作家只能在戏剧中用超现实、超自然的力量，扬善惩恶，以实现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关汉卿塑造窦娥鬼魂的意图，不是引导人民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鬼魂身上，而是通过鬼魂平反冤狱的幻想，表达惩恶扬善的正义必胜、邪恶必惩的审美理想，使观众得到心理的满足。
《窦娥冤》的叙事框架
《窦娥冤》以窦娥的一生构成基本叙事框架。这部戏剧的叙事框架是建立在元代的社会现实基础上的。
窦娥的悲剧在她三岁丧母、七岁离父时便已开始。窦天章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元朝儒生地位极为低下的大环境中陷入了走投无路之困境，只得把自己的女儿送给蔡婆婆去做媳妇。窦天章的身上，只有一种理想，那就是进京赶考，求取功名，他不惜以牺牲女儿一生的幸福为代价。三岁的窦娥本就缺少母爱，现在连仅存的父爱也被剥夺。封建男权社会中，考取功名是男性衡量自身价值的最高砝码，窦娥只不过是父亲科举道路中的一块垫脚石罢了。
窦娥的悲剧源于父亲窦天章对她的抛弃，可是关汉卿又安排了窦天章平反女儿冤案这一情节，非常耐人寻味。窦天章处理窦娥冤案的过程颇具戏剧性和曲折性，若不是窦娥的冤魂反复出现，冤狱或许永远无法平反；但是我们纵观全剧，又看到平反的关键是窦娥与窦天章的父女关系。关汉卿这样写，背后暗藏的是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必须依靠男性之手才能取得抗争的胜利这样一种思想。
在中国封建男权文化氛围中，女性对道德规范不得有丝毫的僭越，否则便会遭到持续的批判，即便是亲情，在封建伦理道德的光环之下也会黯然失色，只得屈从于极端的男权话语权威。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始终被笼罩在男权文化价值观的阴影之下，这也是她们悲剧命运的根源。
《窦娥冤》的悲剧价值
"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窦娥冤》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窦娥毁灭的价值，同时也看到了《窦娥冤》作为悲剧存在的价值。
《窦娥冤》中的价值就是是窦娥这个小人物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不懈追求。当她被父亲抵债时,她恪守的是封建父权制度；当丈夫死后，她恪守的是封建贞孝的论理道德规范；当发生人命案件时，她恪守的是封建的政权制度。窦娥时刻都把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座右铭，这才是窦娥成为悲剧人物的内在原因。
在官吏枉法、衙门草菅人命、地痞猖狂、童养媳制度盛行的外部因素的催化下，封建制度将窦娥一步步推向了毁灭。这种毁灭让人们产生了痛苦、怜悯、悲怆、愤怒的情感，构成了悲剧的价值。封建社会倡导人们遵循的一伦理道德，却将窦娥推向了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作为一部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悲剧，《窦娥冤》成功描绘了一幅有着强烈时代精神的社会生活画面，是认识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在封建伦理道德的绑架下，窦娥的反抗注定是无果的，因为窦娥始终把自己看作是男性的附属品，一味地讲究三从四德，把自己推向了深渊。
元初社会动荡不安，民族之间的矛盾激烈，元杂剧是社会动乱之中的文人没有晋升的机会，他们将内心的悲痛融入创作之中，元杂剧是时代特有的产物。《窦娥冤》成功塑造了窦娥这一悲剧形象，以悲剧精神的反抗意识推动了悲剧故事的大团圆式的结局，将社会现实、作家思想困惑以及内心的憧憬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窦娥冤》无愧于元杂剧巅峰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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