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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取经故事是以贞观间玄奘十七载西行求法史实为源头敷衍开来的。从麟德元年 (664) 玄奘圆寂不久撰成的《大唐故三藏法师玄奘行状》 (下文简称《行状》) , 到现存最早的百回《西游记》刻本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问世的万历二十年 (1592) , 西游故事孕育和衍变的历程长达九百多年。期间经由历代编创者的改造, 各类文本层累嬗递, 相比玄奘取经的历史本事, 文学化的西游故事情节显著延展, 内涵急遽丰富。
在人物形象方面, 对取经队伍和各路神佛鬼怪的巧妙设置和精心塑造, 同样促成了西游故事的经典化。因此, 以取经队伍为重点, 有关西游故事主要人物来源衍变的考证研究一直是西游研究的热点议题。只不过相比孙悟空等更具文学想象色彩、性格特征更显丰满, 特别是渊源衍变疑问较多的徒弟, 逐渐“丧失”西游取经绝对主角地位且人物形象趋于脸谱化的唐僧, 在学界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中并不具备太强的“话题性”。唐僧形象源自初唐西行求法的高僧玄奘几成定论, 但相关研究似乎只限于这种笼统论说。换言之, 以往研究或关注历史中的玄奘生平遭际, 或聚焦文艺中的唐僧人物形象, 但都无法圆满解释在漫长的唐宋时代, “玄奘”究竟是如何成为“唐僧”的。
从文本角度看, 今存南宋末年刻本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下文简称《诗话》) 自上世纪初进入中国学者视野以来, 即被看作现存最早且在西游故事衍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性文本。《诗话》中唐僧的基本形象, 显然已是一位富有神异色彩的西行取经僧, 殊异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下文简称《慈恩传》) 等历史文本着力塑造的玄奘庄严崇高的圣僧形象。同时, 猴行者的出现及其降妖除怪、克难渡险的神力和才智尤引人注目, 剔除其中的神异外衣, 其实质毋宁是历史文本中玄奘西行求法所展现的意志品质和贤才智慧在文学文本中的消解和被取代。这一此消彼长的变化同样是后来西游故事文学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直至最终形成《西游记》小说中作为妇孺皆知的文学经典存在的那个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的唐僧。
问题是, 这种变化是始于《诗话》, 还是更早就有端倪?从图像角度看, 自1980年以来, 在已正式披露的河西 ]等非中原地区12世纪初至13世纪前期约10例所谓“玄奘取经图像”遗存中, 取经人已几乎尽数以求法行僧形象示人, 并基本伴有多为猢狲形象的侍从和多见驮经的马, 组成取经队伍。而很可能作为取经护法神出现的观音、梵王等形象, 则与取经队伍一起, 清楚反映了这批壁画和塑像记录彼时彼地流传的西游故事这一构图观念。从上述图像与《诗话》在主要人物设置上的高度一致性, 又不难看出其自成一体的构图形式已是取经故事文学化的产物, 因此相比在历史和文学两性上归属不明的“玄奘取经图像”, 这里不妨以更能凸显其文学属性的“早期西游图像”一词重新定名。至于图像本身, 尤其是其中观音、梵王等看似边缘但实际上颇具研究价值的角色, 我们另有专文讨论。图像艺术既与历史撰述和文学演绎互生关联, 也有其自成一体的传播衍变规律, 因此除了习见的文图互证, 图像本身的发生和衍变同样值得重视。由此先要了解求法行僧是否是玄奘的一贯图像表现, 否则就必须探究早期西游图像中这一形象究竟是如何从最初的玄奘图像衍变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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