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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毛翊君
街区四处装着感应喷头，随时监测人群密度，然后计算出合适的频率，把消毒药水尽最大可能地喷洒到每个人身上。这样的喷洒，会出现在人们等交通信号灯时，也可能在餐厅吃饭的瞬间。新一代人在这沦为疫区的城市里，成长为青年。
还有神出鬼没的针头，从墙体、桌椅甚至是树干间冒出来，有个声音说，“验血，请不要动。”无人驾驶的警用医疗车忽然冲过街区，把验血不合格的人抓走。感染者被机械装置牵制住，被送去哪里，将如何处置，人们不得而知。
作家沈大成在小说中，写到不断变异的病毒，以及在其间生存的人。这篇名为《盒人小姐》的小说是她几年前写的，如今读来，别有一番感触。70后的女作家沈大成一直在文学刊物《萌芽》上，经营着“奇怪的人”专栏，写奇奇怪怪的故事。故事附着在真实的社会里，人物是普通又庸常的人，情节的走向会超乎常理。
她会去构建虚假空间，16个诸如此类的故事，集合成了她新的短篇小说集，她起名叫《小行星落在下午》。她觉得下午是会发生奇妙事情的。在上海的文学圈，她是一个崭新的名字，跟圈子保持着某种距离，但已经凭借两本书中难以名状的独特风格受到关注。作家朋友btr为她的写作找到一个分类——“造景文学”。曾有人把她作品定义为反乌托邦或者科幻，她都不太认同。她怕这样的定义不严谨，产生冒犯。确实很难用既有的术语概括她的文学风格，超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都不准确。那些小说里有一点达利式的梦境、一点卡夫卡式的困境，同时具备古灵精怪的清浅妙想，以及底色里四处弥漫的无尽怅惘。她的作品像一个恶作剧，又同时是一首悲悯的诗。
就像沈大成这个笔名，来自于上海一个糕点品牌，又像一个无聊本分的中年男人的名字，其中却藏着一个每天奇思的女作家，写逻辑的迷宫，现实的变形。而她自己，则在平凡无奇的日子里，奇怪又自洽地生活。
偏差5度，是能够接受的虚幻
近些天，沈大成没有去《小说界》编辑部上班。疫情让她只能待在家里，也有些无心写作。多数时间她都在刷新闻，焦虑感停不下来。
那篇关于疫区的故事《盒人小姐》，没有这么具象的恐惧。主人公在忧愁自己的爱情，因为喜欢的女孩忽然把自己的身体放进了一个透明的盒子里。这需要通过一个植入手术完成，此后身体和盒子就永远成为了一体。这是金钱才能换来的保护壳，一种身份的象征。沈大成想到的是，盒里盒外成为两个世界，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隔阂了人与人。另一个灵感的源头，是现实中无处不在的摄像探头，让人们在城市里无所遁形。
她创造的人物几乎都没有名字，场景基本是现代都市，分不清是什么样的国家，似曾相识又有些陌生。在设计里，她想让一切变得普遍化，去掉特别的标签，就像调取了各个城市的中位数。她曾经听同事讲述梦境，表述里只有人和人的关系，没有任何具体的信息。她发现，这个方式可以让任何一个地域的人都无障碍地理解故事里的场景。
2005年，她的第一篇微小说登上《上海壹周》。她用“沈大成”的笔名，写了一个名为《时间的灰》的故事，讲一条小巷里有一个很小的店，卖不同年份的灰，这像是不同年份的香水，顾客买回去可以嗅出那个时代独有的味道。
编辑跟她说，这种“都市聊斋”的题材不错。沈大成用自己的理解去写城市里奇怪的事，好多年过去，她始终这么写着。她发现自己好像不喜欢写特别真实的故事，即便写，也要加一个奇怪的梦。不扭曲一下现实，她是不舒服的。她相信，以后也会只喜欢这样的超现实。
在那之前，她一直是上海小职员徐晓倩，喜欢看拉美文学。她偏爱的作家都是些年纪较大才开始正式写作的人，比如波拉尼奥。她也欣赏马尔克斯，觉得每一句话都像榫头一样，精准地衔接前后文。她还着迷以大海为背景的小说，总是会翻看《白鲸》，还有《老人与海》《污船》。
这两年，她被波拉尼奥的《2666》和亚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吸引。她意识到，科幻小说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她为此尝试了写非人的故事。比如，有四只脚的天桥，忽然有一天拔腿就走，各个部门想办法追踪，看它去干什么。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使用一套自己琢磨出来的方法：先设想一个和自己所处的世界基本一致的地方，然后调整一点数值，让社会的方程式错乱，之后就诞生了为这些漏洞重新找回平衡的人。她热衷于让他们制定新的社会公约，当新秩序和旧法则交汇时，一个故事由此发生。
幸运的是，这个办法屡试不爽。从那时候开始，她没有写废过什么，甚至有时觉得，这让她变得懒惰，似乎能按照这样的公式得到无穷尽的故事。可故事日益生长成相似的样子，这也让她开始谨慎。
她仍然偏好重置数值，但又不喜欢漫无目的又不真挚的虚幻。她确定，仅仅偏差5度，是她能够接受的虚幻。
在这个偏离的世界里，沈大成创造理想的肖像——人物有谋生的工作，分配收入时精打细算，在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时会有些紧张；他们有主见，又不依据主见行事，因为妥协更方便；并且，常在新时代独自怀旧。她希望，“他们的智力达到了既能够认清处境，也理解自己的程度。”
她曾请作家朋友俞冰夏写了一篇书评，评论自己的小说《阁楼小说家》里主人公的小说。俞冰夏很认真地完成了。俞冰夏说，这世界上的作家大抵分三种，一种是出于对自己的爱而写，二是因强迫症而写，第三种则是为了崇高的幻想。在这评论中，沈大成重新认识了自己笔下的这个遁世者——是同时平均地拥有着这三种样貌。俞冰夏把作品中的人物评论出了真实感，在沈大成读来，是“用‘根深蒂固的怀疑论者’的论调嘲笑了一些真的作家”。
奇怪的普通人
沈大成一直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年复一年地重复。像计算机的程序指令，小学、中学、大学，上班，换了三份工作。她习惯了按部就班的生活，有点想不起自己学生时代的事情，好像并无大事，乏善可陈。甚至忘掉自己曾经是个班长，还是一次同学谋划聚会时提起来。安静、害羞，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她给自己的定义。
学生时代，她从来没想过写作，也没有真正尝试过。她喜欢看武侠小说，还有《三个火枪手》一类的小说，冒出过写打打杀杀故事的念头。她的父母都曾是公司职员，她印象里，母亲年轻的时候，常常跑到福州路的新华书店买书看。而父亲会从单位图书馆带回很多书，有时会说出“我喜欢孤独”的话。这些让她觉得，文学是那个年代的日常状态。
从上海大学工业管理专业毕业后，她没有想好做什么工作。广告公司在招聘，她顺利写出一套产品文案，成了一名职员。有十年的时间，她不断琢磨产品，像是一个思维训练，冒出很多奇怪的点子。
但她总是设想极端的坏情况——文案工作可能会越来越边缘，四十岁如果还是如此，价值何在，为此焦虑不安。2003年的时候，SARS暴发，老板跟他们说，要么裁员，要么减薪。她觉得漫长的未来变成了威胁。
两年之后，她开始给《上海壹周》写专栏，每周或者两周写一篇800字的小故事。那时，周围的同龄人都在讨论现实生活，柴米油盐、生儿育女，而她总在想象一些奇怪的虚幻的事，她为此产生了羞耻感。
责任编辑项斯微看着她的笔名“沈大成”——这是一家上海糕点的名字，而项斯微喜欢这家店卖的双酿团，把这个作者也想象成了这个样子。见面之后，却是一个瘦高的女人立在面前，风一吹过，裤管会像旗子一样鼓起来。
徐晓倩这个本名有一种标准制式的女性化，在现实的男权社会里总会遭遇某些固有的偏见。她自己爱吃沈大成的黑米糕，发现这名字不错，像个男性，写作的时候启用了这个笔名。
几年后，《上海壹周》要招聘一个编辑，问她是否愿意，她说好。进入报社工作，身边的人都在写作，讨论文学作品、写书评，创作变成一种日常，那种羞耻感才从她心里消失。
沈大成成了坐在项斯微前面工位的同事。看上去，沈大成保持着一种规律，也自认为能习惯一成不变的生活。她严格管理着自己的饮食，像严谨的科学家，不知道什么是奶盖，但每天下午一定要吃一种宜家的黑麦饼干，再配上一杯现磨咖啡。项斯微总像是听见一匹马在前面咀嚼。
后来，她们又一起去了《小说界》。2017年，项斯微作为责编，帮沈大成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屡次想起的人》。按项斯微的风格，要把书包装得花里胡哨。项斯微形容，即便是核桃，但包装要像草莓。但沈大成觉得，核桃就是核桃，不能骗人。
沈大成有自己的偏执。作家朋友btr跟她说自己的看法，这个书名太难记，但沈大成不改。那时，她一定要让笔下的人得不到完整的幸福，因为她坚信“遗憾的事会使人念念不忘，身上带有遗憾印章的人，是容易被屡次想起的人”。
在那个合集的第一篇作品《阁楼小说家》中，小说家的自戕式写作，是她敬佩的，写作最终使自己变成了无数的尸体。但那绝不是沈大成真实的状态，即便作品里影影绰绰有她现实中工作生活的痕迹。
她的工作，就是在编辑部读国内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然后编成文学杂志。之余的时间，沈大成每天匀速创作300字，每月完成一篇短篇小说。构思从早上开始，在地铁上打开手机，4站地铁，再走十几分钟，到单位的这一路都可以构建故事。在工作之余敲上几个字，回家路上依然。之前，她定过一个600字的计划，不过为了可持续，她还是做了最保守的调整。
工作的价值感比以前增加了许多，看小说属于精神世界的事，编撰是踏实又诚恳的劳作，她十分满意。
重复与建构
沈大成似乎习惯轻描淡写地介绍自己，“生活在上海，年纪很好，对星座厌倦了。”
好几次，沈大成打开微博，输入框上的字先跑入眼里，“有什么新鲜事想告诉大家？”她想了想，好像没有，又关掉了界面。看韩剧，粉韩星Eric，是她的日常，她有点找不出更复杂的事情来。
豆瓣上，微信朋友圈里，她几乎都是安静的。她不习惯四处表态，也不信赖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意见的人。深钻一个领域的人，更让她安心。她一直有个想法，要保护自己的观点，以便积蓄成更充分的东西，酝酿成为更独立的见解。
她的表达大多存放在构想出来的奇怪故事里，而想象多数来源于案头。沈大成不会开车，写到关于开车的术语，会去问问人怎么表述一个动作。描述猫的细节，她就去问养猫的朋友，猫的抓痕是三条还是四条。要讲个卡车司机的故事，她会查些资料，关于卡车的储油量，以及去服务区车子该怎么停靠。
她的脑子就像一个收集器，有触发性的画面会随时记下来。有一次，她去出入境管理中心，在办护照处看见一个母亲带着双胞胎，一个排队的人建议，两个孩子拍一张照片就行。那个母亲说不可以，他们是两个人。沈大成就开始陷入想象，长得一样的两个人，有着独立的自我意识，就像每个人都会探究自己是谁。很久之后，一个名叫托托的男孩的故事诞生。
有一段时间，她在报社负责文娱口的采访，接触了很多电影明星。她发现，这些明星长得美依然要劳动，其实跟自己差不多，或者换个角度，是劳动的时候还要保持美。她便把这些人纳入共情者的范畴，创造出一个纯粹的电影明星，不在意自己的美，为了不同于凡人的演技追求，把自己流放到迷宫一样的公寓深处，成就一种高度理想化的职业状态。
想到要写一个想活在“老与死”之间的人，她又开始想象养老院的样子。透过养老院新员工和老员工的视角，浮现出一个坐在轮椅上永不卸妆的老女人。在她看来，世人遭遇、心情、逻辑都很相似。她相信这种逻辑上的共性，大多数时候，她不去求证，总觉得自己的想象是对的。
现实的担忧也是故事潜在的参考。1977年出生的沈大成渐渐发现，身边的人讨论的话题是朋友或者父母生病。她怕未来会发生一些事情，剥夺了现在已有的平静生活，比如疾病、灾难或者战争。她和朋友讨论股市和理财，发觉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尝试两年以上的定期产品。
她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国度，稍稍离开常规的地方。奇怪的事从笔下发生，似乎是让日子生长出了另一种活力。“想象是轻松的，它可以叫我在一块假的领域拥有权力。”
很多年以前，沈大成在对未来的焦虑中设想，十几年后社会应该会度过只讨论基础性善恶对错的阶段，而过度到更高级的更艺术化的思考中。但现在，她看见网络上的人各执己见，似乎依然停留在原来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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