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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开篇叙老子，结尾叙韩非，中间是庄子和申不害。老子主张无为自化，韩非呼吁严刑密法，司马迁安排二人同传，论者往往致疑。比如，《南史·王敬则传》记载：南朝时的王俭看不起同僚王敬则，说“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隐隐流露出无奈与不满。王俭身为国子祭酒，素以博学著称，编制过《七志》，长于礼学，他以“老子与韩非同传”比喻自己与王敬则同日受封，暗示不伦不类。
实际上，司马迁对将四人合传的理由解释得非常清楚。老子之学“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庄子著书“以明老子之术”，申子“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之学“其归本于黄老”。司马迁又在传记结尾处总结四人“皆原于道德之意”。可见，贯穿此篇传记的中心纲领正是老子之学。申、韩虽以法家名世，但是司马迁拨开云雾，指明其学问之道家渊源，实为不刊之论。例如，韩非的《解老》《喻老》为集中阐释老子学问之作，韩非理想中的喜怒不形于色、柔弱无为、执一任法的君王南面之术亦从道家而来。当然，司马迁也没有抹杀学派之异，用词极有分寸。司马迁认为，申子、韩非虽本源于黄老，但主刑名，还特别标明韩非之学变异老子之处——由极端功利主义带来的残刻特色。这篇合传堪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道家学术史，见识高远，评论精要。
除了学术渊源，在政治实践中黄老与申韩亦如鼙鼓之相应，“不相谋而相感”。苏轼曾经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如此，则不爱不忌，仁义礼法全成虚无。苏轼继续说道：“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苏轼认为，虚无主义不能治理天下，只能让人轻视天下、等同万物。先有父子人伦、礼乐教化等价值的虚无，使人丧失敬畏感，视他人若工具、若草木，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再有法家的残刻治民。王夫之在评论梁武帝用朱异时，也曾指出“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
到了清代，学者张文虎更进一步揣度司马迁列老子与韩非同传，是有感于汉初的黄老之术演变为汉武帝的酷吏政治：“汉初崇尚黄老，景武时犹然，而晁错诸人又变而为名法，武帝时用法尤严，于是酷吏兴焉。史公目击其弊而为此传，用意甚深。”
司马迁之前，很少将诸子文本视为某位唯一作者的作品。但是，司马迁在这篇诸子合传中，建立了子书与某位学者个人的理想、情绪、学问之间的直接联系。司马迁大力张扬这种在当时较为新鲜的著作观，应与其发愤著书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在司马迁看来，著作因为贯注了个人的人格理想、情感志向等，成为个体生命的象征和寄托。借着文字的力量，个体生命超越了当世的穷通否泰、历史的沧海桑田而指向未来，在人群的文化记忆中得以永存不朽。（作者：曲利丽 北京语言大学）
曲利丽 来源 中国教师报
编辑 周章龙
编审 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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