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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新金县普兰店南部大沙河下游的西岸，在大连党史上被称为“屋檐下的根据地”，总面积据《新金县志》记载：“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约8公里”。地盘虽狭小，却在解放战争的辽南战役中，有着特殊贡献和重要历史意义。根据地里的庙山村是我的祖籍地，现在称为普兰店区太平街道庙山社区。1941年冬，我就出生在这里。
A
敌占区党组织联络点
曾设在我家
我的先祖是在清朝顺治年间开发辽东时，水陆兼行，一路闯来，最终择地落户于千年古莲湾北岸鞍子山下。我曾祖父辈们陆续定居于和尚屯庙山村一带。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普兰店时，苏军某部官兵曾在我家住过。南河岸边沙滩上停放8台通讯车，全由女红军驻守操作。一次，苏军司务长给了我一块熟牛排，看他手背上长满了毛，吓得我没接住掉到地上了。恰好来了一位女军官要向大官报告什么情况赶上了，她从锅里又捞出一块牛排递给了我。她的眼神那么的和善，我便接过来了。那时，我才5虚岁。
1947年8月，父亲曾在辽南行署瓦房店举办的集训班学习，目的是培训骨干，以便参加土改、征粮工作和从事教育工作。土地改革中分田到户时，普兰店区有一台测量土地的仪器没人会使，区里调我父亲去用这台仪器测绘，加快了进度。在收缴公粮时，也调过父亲去区里协助整理帐目。父亲的思想行为，得到了区领导的认可。我家位于根据地的前沿，又在屯子的最东端，北、东、南三面穿过庄稼地，便可上山或进入沟里，即是根据地的安全地带。我家又是地主成分，有掩人耳目之说。从地理位置和当时政治军事角度考虑，我家就成为了敌占区地下共产党与根据地党组织的联络点。
说起来我家这个党的地下联络点，在那个战争的年代里其隐蔽性是很强的。这本身就是个秘密，知情人是极个别的，自家人不得往外说，就连当时的交通员王喜忠也不能露出去，不能违反党的纪律。解放后，有知情的老贫农默默地帮助我家，如王喜忠的大亲家刘洪业就是一例。当年家父不懂农田耕作，他就连续几年不声不响地为我家铲趟过庄稼地。那时候，生产队要分东西了，知道我家条件不好，他就让老伴暗地里给我妈送几元钱来。他老伴孙淑媛心善乐施，103岁时我还给她祝过寿。
我的学业、婚姻因出身成分一度受阻
B
弹指间七十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历历在目。
1954年考初中时，发榜的头一天，高小李振武校长告诉我被录取了，可是第二天发榜时，我却榜上无名。知情人说我：“谁叫你是地主崽子啦？”我回家埋怨父亲说：“你个地主，怎不死了？”后来，妈妈告诉我：“听了你说的那句话，你爹哭过好一阵子。”多年后我回籍工作，曾在祖坟前忏悔过，小时候不懂事，怨恨过父亲，内心十分愧疚。1963年，我进入辽宁财经学院学习。
1969年，我带着沈炮政治部分配工作介绍信，去辽宁省喀左县革委会报到，再分配。1970年我已经30岁了，该考虑婚姻问题了。在那个年代，搞对象是要讲究政治条件的。“狗崽子”加“臭老九”的我找对象一度受阻。后来，我选择了一位农村姑娘，她是县级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红管家”、“红姑娘”，1964年辽宁省“社教”试点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当公社和县“革委会”两个一把手得知后，分别多次找她谈话，说她“混线”了。党支部书记让她写“退党申请书”，她不写，组织委员不收她缴的党费。我俩坚持下来了，1971年“七·一”，也是她生日那天，结为终生伴侣。
1992年，我拜访了原辽宁财经学院计统系薛俊杰副主任，他告诉我说：“你这个考生是我经手招收的。1963年，为了体现的政策，一个班可以招收一名特别考生。你的考分挺高。履历表中，你姨家贫下中农，烈属。你舅家贫农，军属。你大姑家三姐夫开车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炮兵。你二姑家表姐夫是个老当兵的，离休。你大哥也是个军官。本家庭没有被关、押、杀的，我就把你收下了。”我感激地立正给老主任施了三鞠躬。
历史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已成为历史。父亲和祖父为子孙后人定准了方向，趟出一条路子来，让我们一路向前，尽管有点波折，这条路还是愈走愈宽。
文图刘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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