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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宋朝苏轼、王安石、晏殊、柳永等生活的那个年代，名人辈出，群英荟萃，但其中执文坛牛耳者，当数欧阳修。
那么，欧阳修凭什么能在当时被尊为文坛领袖呢？
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其门下
“唐宋八大家”中，除却韩愈、柳宗元是唐朝人之外，不算欧阳修本人，其他五位从传统意义上说都可以算作欧阳修的学生。
苏洵的成名是因为欧阳修的举荐；苏轼、苏辙科举及第，欧阳修为其座师；王安石受欧阳修提拔，曾巩是欧阳修弟子。
除此之外，如“砸缸”的司马光、“为天地立心”的张载、“二程”之一的程颢，还有包拯、韩琦等等历史名人，都受过欧阳修的恩惠。
可以说，欧阳修这个文坛宗主是非常称职的，慧眼识才，即使这些声名卓著的名士在布衣之时，也能得到欧阳修的青睐。
从这些人物可以看到，他们可是撑起了宋朝的一个时代。
如果从时间来说，欧阳修要比这些历史名人早半个时期，属于两代人的交替，前辈提携后辈。欧阳修和范仲淹等名臣才是一个时代的人。
欧阳修虽然仕途坎坷，两次科举均名落孙山，但第三次连中“监元”、“解元”和“省元”，只不过在“状元”上有些运气不好，根据晏殊等人的说法认为，这是因为欧阳修锐气太盛，主考官为了灭其锐气而进行的历练。
欧阳修的锐气盛到了什么程度呢？
科举之后，欧阳修的上司钱惟演对于这些年轻的文人给予厚望，也非常骄纵，鼓励他们多游山水，创作文章。但钱惟演政治失意之后，王曙成为了欧阳修等人新的上司。
王曙年逾七十，为人古板严厉，看到欧阳修等年轻俊才“不务正业”，游玩山水，就劝诫他们，用寇准的事迹来教训他们，说寇准这样的人都以为不务正业而遭到贬斥，何况你们呢？
其实王曙也是一番好心，只不过是“价值观”和钱惟演、欧阳修等人不同。
结果欧阳修直接回怼，说寇准的遭祸不是因为“不务正业”，而是年纪大了还要强占位置。
可想而知，王曙听了这番话是什么心情了。
虽然科举不顺，仕途也坎坷，但其文名却是播于天下，这也多亏了钱惟演当时对这些年轻文人的培养。
因为这是在这一段时间中，欧阳修等人逐渐打破了当时固有的文风，开创了新的时代。
引领时代文风，是最坚定的改革者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就是欧阳修在文坛上最为耀眼的一次登场，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坛宗主都能做出的贡献。
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历代文坛宗主的对比中，论贡献欧阳修也能排在极为靠前的位置。
从文风的变革上来说，欧阳修等人扫清了文坛颓势。
在文学领域中，如六朝文风、宋初西昆等都被看做绮糜之音，过于注重形式的铺张和华丽，缺少充实的内容，这与“言志载道”的传统是相背离的。
欧阳修等人在早期也是创作这样的作品，因为科举的需要而不得不如此。但是，他们的内心中对于这种文风极为反感，钱惟演纵容他们游赏山水，创作文章，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打破固有文风的实践机会。
欧阳修等人不负众望，在这一领域里成为了新的时代引领者。
欧阳修极力推崇韩、柳古文，提出了“文道并重”的思想，认为文章应该具有实际功用，不能空谈；同时也应该平易近人，不能故作晦涩。
前者是为了反对西昆等过于注重形式的风格，而后者主要是避免“矫枉过正”。
古文风的一时兴盛，写文章更为注重思想而不是文辞，这就会使得很大一部分人因为思想的不够深邃，而写不出让人推崇的文章。
于是，这些人就用一些故作晦涩的言辞，显得高深，这种文体被称作“太学体”。
欧阳修主持科举的时候，极力打压“太学体”，让当时刘几等薄有声名的学士落榜，以致这些人群情激奋，想要拦截欧阳修讨一个说法，但后来因为朝廷的支持才平息下来。
苏轼等人的成名也和此有关，“太学体”被打压，苏轼等人的文章就更受重视，以至于在判卷的时候，欧阳修误将苏轼的试卷当做其学生曾巩的，为了避嫌，本能成为头名的苏轼就这样变成了第二名。
不仅对后辈如此，欧阳修对于前辈故作晦涩的做法同样会表达不满。
宋祁是欧阳修的前辈，在作文章上也有这样的弊病，于是欧阳修就故意写下“宵寐非祯，札闼洪休”八个涵义晦涩的字给他看。
宋祁看到之后，明白了这八个字的意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夜梦不详，题门大吉”。
欧阳修借此机会说，这是仿照宋祁的写法而创作的。
原来，宋祁曾经将“迅雷不及掩耳”有意写成“震霆无暇掩聪”，就是犯了这一毛病。
庆历新政，欧阳修为重要声援
文坛宗主的影响自然不能只局限于文学领域，实际上，“诗文”这种文学作品一直是和现实有着强关联性的。
文坛宗主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必然是不容小觑，并且也做出了足以流传千古的事迹。
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为了改变“冗官”等弊端，在政治上掀起了庆历新政，主要以整顿吏治为主。
范仲淹是当世名臣，无论朝野庙堂都声名卓著，甚至连敌对势力都对其崇拜异常，他的这次“庆历新政”实际上就是之后王安石变法的简化版，也可以理解为先声。
而这一次的变革在舆论思想上的支持就是欧阳修所掀起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制度的变革与思想的变革必然会有关联性，两者互为声援，才能形成巨大的影响力。欧阳修的这一次支持，其实可以看做是思想领域里的“庆历新政”，与范仲淹等人遥相呼应。
无论是对于文风的变革，还是对于人才的选拔，其实都是向新政靠拢的，这是两位在当时顶尖的名臣之间的合作，令宋朝在积弊的道路上有了一次拨乱反正的机会。
而这一次所培养出的俊才，如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等人，虽然各自主张不同，但都对国家弊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后来的发展中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影响力比较大的就是王安石变法，苏轼、司马光虽然持反对意见，但也同样对于宋朝“积冗”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
所以说，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地位不仅仅是其文学贡献所造成的，历来文豪众多，但领袖人物就那么几人，其标准就在于无论在政治、文学还是对后世的影响上，是否都具有领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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