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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医。
2016年7月11日，我们在北京参观了两家院史馆。
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史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医学科研机构。在其院史馆人物墙上，记者看到了很多红军卫校1940年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的师生：1941年入学的中国医科大学研究班的学员刘景晏担任过军事医学科学院首任政委，1942年进入中国医科大学的学员周长庚担任过该院第二任政委，而红军卫校首任校长贺诚曾出任该院第三任院长，红军卫校第二期毕业学员涂通今曾任该院第六任院长。此外，中国医科大学的学员潘世征、彭方复和教师祁开仁还当过该院副院长……
另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院史馆。其馆长史晓娜这样介绍：“原我院院长靳来川不仅是八路军卫生学校即红军卫校军医第十一期军医班学员，还于1942年至1944年就读中国医科大学研究班，同样毕业于这所学校的还有原我院院长刘轩亭、原副院长汪石坚、原临床一部副主任韩子玮、原临床二部副主任李蔚文等。这些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的干部流淌着红军卫生学校的血液，成为解放军总医院初建时期的骨干力量。”
红军卫校师生大多在1949年后成为中国卫生事业的中坚力量。
这样一所学校为何如此牛？
2016年7月12日，我们来到了延安。第一站去的就是中国医科大学旧址，旧址讲解员惠文学给我们讲了红军卫校在延安的发展史。
800余名青年投奔卫校
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红军卫校师生到达陕北，与先期到达陕北的部分红军卫校师生会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学校扩大规模，学员达到300多人。
1937年，红军卫校随军委总卫生部开赴抗日前线，经历了多次迁转。1938年，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红军卫校返回陕甘宁边区办学，3月底抵达陕西富县张村驿。此时的延安已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向往的圣地。“到延安去！”成了当时中国最时髦的口号和最响亮的呐喊。大批进步青年跨越千山万水奔赴延安，成了抗战中国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当时在奔赴延安的青年大军中，就有后来成为红军卫校抗战爆发后改称八路军卫生学校学员的李蔚文。我们在北京301医院提供的《寻根记》一书中看到了李蔚文的一段回忆：“西安事变后形成统一战线，八路军那个时候到全国各地招生，我初中毕业，当时15岁，1938年跟一位地下党老师从浙江到了延安，八路军很缺医务人员，把我送到八路军卫生学校培养。”
据中国医科大学校史记载：边区政府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1938年秋，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训班调800余名知识青年来校学习，分别编为军医13、14、15、16期和调剂8、9期及两个护士班。此时学员近900人，编成3个大队、7个分队。当时学制是：军医班一年半，调剂班一年，护士班半年。在教学上，一方面坚持并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另一方面注重临床各科及技术操作。还增设有军事课，以适应战伤救护之需要。
惠文学说，在这一时期，张村驿办学是红军卫校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它为学校迁至延安后的大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61人成首批医大毕业生
1940年3月，八路军卫生学校由张村驿迁往延安东门外柳树店。
报道组顺着延河东行十余公里，来到位于柳树店的这处办学旧址。惠文学介绍说，建校时的柳树店是个穷山沟，一片山坡地，山沟里只有几户人家。全体师生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建校劳动。经半年努力，他们凿出了一个个窑洞，装上门窗，刷上白粉，修了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宿舍和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还修了平坦的操场和起伏的山坡路。
如今我们看到的旧址比当时的规模小了很多。惠文学猜测说，现在村民的住房位置很大一部分应该是原中国医科大学的旧址，而原校址一直延伸到延河边。
2011年，中国医科大学在原校址进行复建。我们看到的一排窑洞教室、大礼堂和手术室，便是那时复建的。许多学员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了1940年8月毛泽东来到学校向师生们作的一次报告。毛泽东讲道：“你们在党的领导下，从江西中央苏区的‘卫生小学’，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现在成长为‘卫生中学’了。我们的革命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因为我们能为群众谋利益，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所拥护，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建设一个新中国。你们卫生学校也是这样，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卫生大学’。”
这次讲话为后来卫校的大发展奠定了一个基调。
1940年9月，经毛泽东提议，八路军卫生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从此，中国医科大学跨进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同年，校长王斌为表达广大师生的共同心愿，亲自作词，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谱曲，创作了中国医科大学校歌。“站在卫生工作的最前线，我们是新医学的技术工作者，我们是新中国救护的先锋。在艰苦的斗争中，学习紧张、朴素、仁慈、谨慎的作风，创造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干部，为革命工作，为大众服务。我们正是社会的治疗家，使受伤的祖国走向健康，走向新生。同学们努力学习，勇敢前进建设新医学的责任，担落在我们双肩。”
如今，这首歌仍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里传唱。
1941年毕业的军医14期61名学员，成为更名后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
20名教员培养千名学生
涂通今是红军卫校第二期学员，是经历过长征的三名红军博士之一，曾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是我国神经外科研究的开创者。他在《涂通今医学文集》中记录了红军卫校到陕北后师资力量的壮大情况：
中国医科大学的教员很多是1937年至1940年从国民党统治区奔向延安的进步医务工作者，还有马海德和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大夫，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主治医生以上的医务人员也都担任了临床教学和实际指导工作。这些教员有的曾出国留学，如曲正、史书翰、李润诗等；有的是清华、湘雅、齐鲁、平大等医学院毕业生，比如薛公绰、季钟朴、鲁之俊、黄树则、谭壮、陈应谦、任国祥、魏一斋、李亭植、祁开仁、林格、龙在云等。这些教员专业过硬、经验丰富。史书翰老师对人体解剖非常熟练……鲁之俊老师讲外科时，经常把病人请到课堂上来，按看病的程序进行讲解，使理论和临床紧密结合；黄树则老师讲诊断学时能紧密联系实际，让同学们互相在自己身上练习视、触、扣、听，熟悉正常的听音和呼吸音，让同学们在雪地上行走，区别摩擦音、干性啰音……”
据史书翰回忆，到1937年冬，卫生学校还只有6名教员，包括李治、李维祯、张一枕、史书翰四名教员，后来又来了李广训、刘绍久等教员。到柳树店时，学校已超过20名教员。这些老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别担任了各省市医学院院长、中央及军委卫生部部长、研究院院长等重要职务。如黄树则、史书翰曾任卫生部副部长，鲁之俊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主要创建人，李维祯曾任沈阳药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在延安办学期间，中国医科大学为部队和解放区培养了1000多名毕业生。1942年1月从中国医科大学分出的药科，成立药科学校即后来的沈阳药科大学，也培养了大批司药人员。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前后方部队，为部队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9人研究班走出5位将军
1941年1月，中国医科大学成立研究班，由军队和地方卫生部门抽调出一些领导干部来学习。叶青山任班长，刘夕青任党小组长，斗争刘景晏曾用名任生产小组长。其他成员有欧阳竞、李资平、靳来川、潘世征、曾育生、魏明中等9人。
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在有关中央医院的文献中看到：1944年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壮大很快，战区也越来越宽，各根据地都需要大量的外科医生。中央希望培养一批“高级种子”医生，于是将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长刘夕青，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卫生部副部长曾育生、李资平，留守兵团野战医院院长靳来川，三五九旅卫生部长潘世征等六位高级卫生干部直接调到在中央医院工作的苏联专家阿洛夫身边进修。
研究班的学员毕业后都成为各级卫生部门的领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5位成为将军：李资平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叶青山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曾育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第四军医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靳来川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兼解放军总医院院长；潘世征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研究班的其余4位毕业后也分别担任了各级医疗单位的领导：刘景晏曾任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刘夕青曾任铁道部卫生局局长，欧阳竞曾任卫生部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魏明中曾任陕西省卫生厅副厅长。
在旧址，13间窑洞教室已经被改成了荣誉室。
我们看着展板上一张张校友照片，仿佛看到了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史。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学校的题词，也昭示着这所学校的光辉历史。仅毛泽东就曾来过这所学校7次，很多学员都曾亲耳聆听过毛泽东的报告。
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周贤忠
毛泽东著名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知道毛泽东这段题词由来的人并不多。2016年7月12日，我们来到中国医科大学延安旧址题词发生地，我们了解了这段题词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2011年，中国医科大学在复建旧址时，将题词刻到一块巨石上，并立于学校旧址大礼堂、窑洞教室、手术室三个建筑物围起的空地上，题词巨石成了旧址的标志性建筑物。陪同我们采访的中国医科大学旧址讲解员惠文学给我们讲了这题词的来历：“1940年红军卫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后，1941年即将毕业的军医大学14期学员都热切地希望毛主席能题词。当时的14期期长林春芳将同学们的期望向校长王斌汇报，王校长很快拨通了毛主席的电话，恳请毛主席在百忙中能给14期毕业同学题词，毛主席立即答应了王校长的请求。不久，毛主席就指派工作人员送来了题词。王校长小心地打开纸卷，只见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写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十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1941年7月15日，14期的61名毕业生得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毕业证书，他们的毕业证书上用鲜红的字体印有毛主席题词。”
毛泽东的题词不但印在14期毕业生的毕业证书上，也深深地印在医大全体师生的心坎上，成为一代又一代医大人的行动指南，并最终成为全国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和指路明灯。本期《红医有一种“长征”终点在沈阳》讲述的就是红医救死扶伤的故事。
献完血做手术
唐进新是老红军、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曾在甘谷驿的二兵站医院三个所任过护士班长、建国后回老家江西安远县当过县长。他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四所军医刘景晏1941年入中国医科大学学习的工作场景，他写道：
1938年夏天的一天中午，一副担架抬来一个伤员。我走上前一看，见他左臂被打断，一颗子弹打进了胸膛，还在不断流血。伤员痛得额上渗出一片汗珠，牙齿咬得咯咯响。我立刻把担架抬进手术室，找来主治军医刘景晏。刘军医检查了一下，命令说：“准备输血，抢救！”虽然当时因物质条件差、工作繁忙，大家的体质都很差，但为了抢救阶级兄弟，谁也顾不得想别的，全所的同志个个捋起袖子，争先恐后要求献血。后来，根据血型情况，党支部决定，从刘景晏等五位同志身上抽血。700毫升殷红的鲜血，缓缓注入了伤员的血管里，他苍白的脸慢慢呈现出一点血色，大家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而刘景晏同志刚刚抽完血，又立即给伤员做手术，一个接着一个，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连喝一口水啃一块馍的时间都没有，他挽起一个个生命在和阎王赛跑，把一个个战友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刘景晏是医院里少有的当过红军的知识分子，技术好、威信高。他对革命对伤病员总是抱着极端负责的态度和极端的热忱。在教我们专业课时待人和蔼，可亲可敬，循循善诱，我们常常把刘景晏围起来，兴致勃勃地不停地提问题，他总是面带笑容反复讲解，直到大家理解弄清楚为止。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解战地救护伤员，卧倒在地做完示范动作后，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让我们演练。我们一次没有掌握好要领，动作不到位，他给我们继续讲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并且又卧倒在地再一次示范，直到我们熟练掌握方才作罢。”
医生给病人献血，是对“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最好的诠释。
红医献血在革命年代非常普遍。红军卫校第二期毕业学员涂通今在回忆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生活时就写道：“医务人员除了为患者医伤治病外，还经常给伤病员输血。例如，王观澜同志延安时期曾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副书记、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委员在病重期间，医院不少医务人员都为他献过血。我和夏琳同志当时是学员，也给他输过血。毛主席几次到医院探望王观澜同志，并作了有名的‘既来之，则安之’的重要指示。”
当医生“不怕麻烦”
在红军卫校毕业生中，一个叫徐根竹的人不得不提。他在长征初期是司号员，后来在战斗中受伤，改做看护员，为红军卫校第6期学员。1939年春，卫校开办了高级班，徐根竹成了学员，当上了学员队的党支部书记。1942年徐根竹从中国医科大学15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曾和徐根竹共事过、后来当过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树则称徐根竹为“革命的医生”。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他对病人，从来没有表现过厌烦。
我记得有一个肺结核病人叫金平，病很重，住院已经很久了，精神很脆弱，常常一天叫医生很多次。根竹同志很亲切地到他跟前去，答复他提出来的问题。有一次，根竹同志值班，正在办公室里写记录，护士进来讲：“徐医生，金平请你去。”根竹同志立刻去了，病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只是担心自己会不会再吐血。根竹同志又一次地安慰他，告诉他好好休息，直到病人安静下来，他才离开。
他回到办公室坐下来不久，护士又来叫他：“金平还要请你去。”根竹同志又走过去看，还是问同样的问题：“我有点怕，到底会不会再吐血？”根竹同志又安慰了他。
可是根竹同志出来不久，金平又叫护士来请他了。他过去看，还是那样的问题，他于是又向他解释了很久。
他回到办公室把事情做完，不久之后，他听到护士告诉他：“金平哭了。”他赶紧走过去看。金平只是哭，问了好久，才说：“徐医生，我知道麻烦你太多了！”他很纳闷。原来根竹同志看了病人三次之后，金平又要护士去请第四次，护士看根竹同志太忙了，就对他说：“没要紧事，不要再请医生了。”他听了这话，很伤心，随后就哭了起来。
走出病房后，根竹同志对护士说：“金平同志过去不是这样的，这些天他的精神很不好，我们应该多安慰他。”
“因为我看你太忙了。”护士说。
“可是我是医生啊！医生是不应该怕麻烦的。”
涂通今也是徐根竹的同事，他曾回忆说：”我和徐根竹各管60张床位，每日门诊、接诊、书写病历、查房、会诊、手术、病案讨论奔波不停，几乎整天都在病房里，夜晚也随叫随到，有时不叫也到。”但就是这样忙碌，徐根竹还能耐心对待病人，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做医生，最重要的是不怕麻烦”，这是徐根竹常说的一句话。
如果每个医生都能做到“不怕麻烦”，那么，困扰社会和谐稳定的医患纠纷也许就会少很多。
千里转运线
1937年7月，红军卫校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随军委总卫生部开赴抗日前线。平型关大捷在痛击日军的同时，八路军也出现伤亡。卫校师生在山西五台到黄河岸边的大宁之间搭建了一条长达千里的伤员转运线。
靳来川是八路军卫生学校军医第11期军医班学员，随学校参与了转运伤员工作。
他在《战地卫生兵》回忆文章中记述道：
前方战斗打响，随军的卫生学校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成立了八路军卫生部直属医院。整个学校马上变成了战地救护机关，教员充当医生，学员分担救护工作。全校百余人编成许多小队，每队包括治疗、调剂、护理、运输等小组，沿着兵线每隔六十里设伤员转运站，在一定的地点设手术组、交换绷带组进行治疗。从山西五台县的耿家镇到寿阳县联成了一条坚强的伤员转运网。全线的转运工作，都由第10期、11期学员担当。
平型关大捷鼓舞着我们，大家都认为救护伤员比上课还要值得珍惜。因为，这更“接近”于同志们一再渴望的及早参加抗击日本鬼子的战斗！
我们的同学既当医生又做护士，还要给伤员做饭吃，对伤员极尽耐心，如待亲人。每到一处休息，同学们就给伤员换药。当时药是奇缺的，同学们有效利用黄碘纱布，兢兢业业地治疗每个伤员。夜里，同学们都睡在担架集中的地方，伤员每呻吟一声，同学们都要起来问寒问暖，送水给药。早晨是同学们最忙的时候：要给伤员穿衣服、倒大小便，如遇开拔，还要给老乡送还借物。
红医在长征中保持的优良传统也被带到了抗日前线。60多天的战地救护生活给同学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让他们体会到了课堂之外“救死扶伤”的真正内涵。
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周贤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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