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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小波的长篇小说《黄金时代》，因为有相近的题材内容，便想起高行健的《灵山》。
《黄金时代》写“知青”在云南边陲下乡年代的性饥渴，及当地农民在那极“左”时期对待“破鞋”的种种可笑可恶可悲反应。
小说的社会容量不大，生活内涵和故事情节都比较单薄，但还比较好读。倘若丰富厚重一些，说不定也可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后话。
而较可贵的是小说故事给人的新鲜、刺激感，再加上语言的味道也比较醇厚。
小说对那年月正值黄金时代的下乡知青生活，包括对“我”性情生活的描写，都充满自虐与幽默，这是王小波独具的特色。
读完《黄金时代》，想起同类的《灵山》。
高行健风行一时的诺贝尔奖作品、长篇小说《灵山》，无独有偶，写“我”下乡地贵州的地方风土人情。
对贫瘠的土地，贫苦的山民，贫血的生活，自然得有点“野”的风情，小说都有百科全书式丰厚丰盈的艺术再现。
我们大陆文学界，当年对其获诺奖的反应似乎有些过度。
可以理解，几多正面讴歌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好作品、优秀作家，总也登不上那个象牙之塔，而写我们“癞痢头”的“暴露文学”作品，倒是获得了我们推崇的作品总也追获不到的国际奖，心头的滋味堪称羡慕嫉妒恨。
像这类“自然现实主义”的小说，其实国内主流作家们并非没有，有的写得也并非没有高行健的好，只是高的身份特殊罢了。
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作家作品的摄入视野，窃以为似乎局限在抑或说特别偏爱，那些自然主义且专事暴露偏僻地方落后风俗丑陋人性的东西。
包括莫言的中彩，没有《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和《蛙》的话，恐怕跟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休想摘取诺奖桂冠。
你看瑞典文学院对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理由：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核心是写出了“那样”的“当代社会”，“幻觉现实主义”实质上还是现实主义，只不过将其“魔幻化”了。那本《生死疲劳》里边的故事内容，不都是“现实”或“历史”么？“魔幻”只是一种掩藏现实、包装现实的花衣裳而已。
2000年10月12日高行健小说《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颁奖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个强调的是所谓“普世价值”，其实又是跟我们唱对台戏的。说穿了，假若没有那个什么“普世价值”，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会花落高行健家。
由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到高行健的《灵山》，再到莫言的《红高粱》、《生死疲劳》和《蛙》，诺贝尔文学奖青睐的，是中国作家“自然现实主义”的“暴露文学”，暴露“自然得有点野”的环境与人物、现实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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