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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34年金王朝灭亡，1235年蒙古侵宋，破唐州、枣阳，蒙宋战争拉开序幕，1236年文天祥出生。这时的南宋，风雨飘摇，外有强敌内有败政，几入膏肓。文天祥生于书香门第，受朱熹理学影响深刻，在他前期诗歌中，“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忠君报国”等内容屡见不鲜。所以我认为文天祥有积极的入世思想，是个非常注重自身修养及道德实践之人，不管是他后来高中状元，还是起兵勤王，乃至不屈而死，都是在儒学价值观的激励下践行的。他读圣贤书，追求理想人格，可死不可降，将封建社会里的君子规范做到极致，可歌可泣。但即使这样，我还是认为，他没能脱离当时理学思想环境的束缚。他忠君，不止于忠君，宋恭帝降而天祥不降，宋王朝灭而丞相不灭，所以他忠的是国家社稷，因此必须将他与那些激于一时义气一死报君王的人分隔开来。但是文天祥忠的是天下吗？我不这么认为，毕竟囿于当时社会环境，他很难越过当代眼光。
当然，如果拿到现代来看，三纲五常早腐朽不堪，我们更该注重的确实是他与世长存历久弥新的浩然正气。文天祥仕途不顺，因得罪宠臣或被同僚排挤，致一贬再贬。他嫉恶如仇，为天立心为民立命，真儒生风范。而改变他命运的，还是德祐抗元。他的法天不息，毕生抱负，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人格精神，都在彼时一一展现。
1259年，忽必烈攻鄂州不下，蒙哥合州战死，恰逢蒙古内乱，于是引兵还。1270年，蒙古再攻襄阳，准备灭宋。1273年襄、樊失守，次年度宗病故，太后号召诸师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勤王军因陈宜中阻挠，始终无法进京，文天祥被迫出任平江府。元丞相伯颜攻常州，常州失守被屠城。朝廷一心议和，文天祥却被阻在京畿之外，1276年，伯颜进军临安，宋朝廷献玉玺请降，宋恭帝削去帝号。德祐二年，文天祥带亲信入元营谈判，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希望其退兵。这时宋朝廷已降，而文天祥面无惧色，慷慨陈词，“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春秋时期常有以言退敌，以口舌存宗国的故事，文天祥天真至此。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忘复宋。这期间文天祥坚持不降，被监禁半月，后于镇江走脱。逃跑之前，杜浒问他如果死了有没有怨言，文天祥以手指心说，宁死不悔。
文天祥 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阗鬼火，春院闭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疠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王炎午画像
王炎午（1252年—1324年）字鼎翁，是一位爱国青年。文天祥赣州起兵勤王时，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参加抗元斗争事业，作了文天祥勤王军中的幕僚，很快却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机会。
这位当时28岁的王炎午，闻知文天祥押送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氏将《生祭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经过的自赣州、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诸醒目处。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受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总之，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须毁灭；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却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节，这并非个体行为。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王炎午的行为，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沉默的大多数”的道德要求，这篇祭文对当时的震动因此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死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文化对文人的节气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后也更有发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胆地直接提出，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文天祥是千古一见的英雄，但是，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传世千古，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有文天祥一人了。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
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够以死守节。中国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贞节，反正是“期待”他们死掉。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如果被放回来，那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他们“安全”地道德观望和审判，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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