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共有 3947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8 分钟。
您所在的位置：> 红医讲述长征途中：背包不离身 抽空打个盹 发表时间：2016 06 24｜来源：沈阳文明网｜责任编辑：邓智丹
长征启程
沈阳军旅作家胡世宗1986年写《漫漫红军长征路》时，还能采访到健在的老红军，30年后再想和老红军对话于我们来说已是一种奢望。我只能站在于都河东门渡口处望着河对岸，想象着中央红军8万余人浩浩荡荡向西前行，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
老红军周湘彪向胡世宗讲述了红军出发时的情形：“老百姓把鸡端在手上，把花生、鸡蛋、猪肉等好东西都拿出来了。要留住红军啊，好像红军一走就没法子活似的。真流泪呵，那滋味，没娘的孩子啥样就是啥样，怕白匪卷土重来。红军不敢告诉老百姓说远走，只说‘战略转移’，说敌人包围了我们，在内线打仗不利，要把敌人引到外线去打。其实红军战士又能知道向哪里去，走多远呢？”
读完这段描述，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苏区群众送别红军的悲壮场面，我的心底情不自禁地涌起了《十送红军》那深情、低徊的歌声：“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乡亲，前方是国民党精心布置的四道封锁线。这些我们后来都知道，但那时的红军并不知道前途的凶险。
险些全军覆没
总卫生部随中央纵队开始长征，代号为“瑞金”，总卫生部长贺诚自然就成了“瑞金司令”，统率着这支3000余人的“特种部队”。突围出来不久的一天晚上，总卫生部驻扎在一个叫稳村的庄子里。深夜时分，一股敌军袭击了中央纵队，使卫生部和纵队失去了联系。总卫生部险些被敌人冲垮。《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书中有着这样的记述着贺诚的描述：
头一天晚上我们住在稳村，“红章”（中央纵队）司令部继续前进了，它的后卫曾遭到敌人袭击，我们同“红章”司令部的联系被敌人隔断。我向“红章”司令部副司令邓发建议，我们应向北面改道，绕过十间房以西的敌人，较为安全。对这条路线，我已找好向导，问清路径。因为没有军委命令，他不敢决定。第二天，我又向他说：掩护我们的这个师是新编的，没有战斗经验，前卫团如果遭到敌人正规部队袭击，是顶不住的。因为我们紧接前卫团之后，不能由于等待命令而延误，遭到严重损失。他听后既未反对，也未明确表示同意。前卫团经十间房西进不久，就同敌人接触了。我就以1个连作前卫，2个连作后卫，将部队向北面小径转移了。当邓发传来退却命令时，我说，我们已全部向北转移了。因为敌人多，来势猛，前卫团退下来了，增援的团也是新兵组成的，仍顶不住，我们总卫生部的两个后卫连对敌人的侧击，也没起多大作用。敌人直沿大路向东冲击，把总供给部冲乱了。直到红五军团的38师到了，才把敌人顶住。这时“红章”司令部的队伍才改道，在我们后面跟进。
我们行军到湘南宜章地区，军委决定将200多名伤病员交当地游击队收容。我们派了1个连作掩护，由我唯一的政治助理刘石（没有政委和政治部）负责前送，因为他是湘南人，在那一带打过游击，情况比较熟悉。结果，他没有归队，损失1个连，连伤病员是否送到游击区安置好了也不知道，因为我们随大军前进了。这是我们最大的一次损失。
中央纵队应该相对是安全的，前有前卫团开道，左右有红一、三军团护卫，后有红五、八军团断后，它被裹挟在其中，被严密保护起来。但即使这样，仍不断受到敌人的骚扰，可见当时环境的险恶。
如果有药有些伤员会得救
战斗是极端残酷和惨烈的。蒋介石调集重兵，对西进的红军实行围追堵截。地上是整师整师的国民党兵，利用山川河流的地形阻击，前堵后追，左右夹击。呜呜作响的飞机，就像嗜血的蚊子，整天绕在头顶上，对红军实行狂轰滥炸。
长征途中，几乎天天都有大仗，小仗更是不断。红军接连突破了三道封锁线，但更惨烈的战斗还在后面。湘江之战，就是红军空前未遇的一场恶战。战斗一打响，一批批伤员就下来了。激烈的枪炮声，丝毫没有影响红医对伤员们的抢救。在一篇记述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长征经历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一天，一位连长被抬下来，抬他的战士拉着傅连暲的手，眼中满是祈求：“医生，你一定要救活我们的连长。”这位连长带伤率领全连战士，击退了敌人的几十次进攻，坚守阵地一天一夜，最后全连仅剩下十几个人。在敌人的又一次进攻中，连长为掩护战友，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了。傅连暲马上检查，只见这位连长浑身是血，肚子被炸了一个大窟窿，肠子都流了出来，伤势严重，抬来时已经休克。
“马上动手术。”傅连暲当机立断，并叫来一个助手。他换上手套，撕开了连长的衣服，用消毒药水稍微清理了伤口，准备手术。因为创口很大，伤势又重，必须注射抗感染的药物。“药水没有了。”助手着急地说。“再找一找。”傅连暲吼道。“都找遍了，用完了。”傅连暲只得冒险为他动手术。因为伤势严重，连长流血过多，傅连暲仍不甘心，“我要救他！我要救他！”他心中只有这个念头。但这位连长还是在手术台上慢慢停止了呼吸。傅连暲悔恨不已，如果有条件，如果有药品，本来有些伤员是有可能得救的。
红军渡过了湘江，越往西走，敌人的飞机越疯狂。傅连暲他们头上和马身上都用树枝树叶伪装起来。为了躲敌机，部队常常昼宿夜行。每当到达宿营地时，基本上是黎明时分。这时，往往就是傅连暲“上班”之时。他背上药箱，到各个部队巡视，帮助同志们看病。
很少躺下休息
5月19日我们在赣南医学院采访时，曾参加了当晚的一个关于红军卫校介绍的讲座，刘善玖教授讲述了长征途中的红医生活，他提到红医在长征途中的辛苦，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回沈阳后，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当时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1所指导员的王英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的一篇记述为“辛苦”二字做了最好的注脚：
长征路上，在我们野战医院，最辛苦的要算医生和看护员了。他们除了和大家一样背自己的行李，带粮食以外，还要带为伤员用的急救药品和棉花纱布等药物。不论跋山涉水，天晴下雨，不论日行军、夜行军还是急行军，对伤病员的治疗和护理工作始终没有间断过，因此轻伤员健康归队能保持在90%以上，这个功劳不能不归功于医生和看护员了。
在日行军时，我们每次总是先派出几名看护员。如果路上有大休息，派出的看护员就留在大休息处等着，烧开水准备消毒。等休养员一到，把背包放下，医生抓紧看病，查问病情，看护员进行消毒换药。如果在村里休息，看护员还要找老乡借盆子打稀饭，上完药，照顾休养员吃上饭以后，自己才能吃饭，饭后赶快收拾，送还盆子，然后自己才能休息。遇到休息时间短，看护员就根本得不到休息。
如果途中没有休息，治疗工作就到宿营地进行。看护长在路上就分好了工，负责换药的，首先进行消毒，然后一个一个地换药，换完了药，还要将绷带收起来，用凉水洗净，第二天消毒后再用。负责烧水的，就赶快找锅烧水借盆子，向司务长要柴火，烧好水，就招呼休养员洗脚，往往休养员的脚还没有洗完，炊事员又叫开饭了。
在出发前，看护员更忙了。要催休养员起床，打洗脸水，帮助手脚不便的休养员打背包，捆好禾草送还原地，借的门板归还上好，损坏了就赔钱，烧了老乡的柴草按价给钱，然后给休养员打菜打饭，照顾要吃药的休养员吃药，这些完了之后，自己还得快点吃饭，有时饭还没有吃完就要出发了。
张汝光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路上医护人员很少有躺下休息的时间，背包离不了肩，只能抽空打个盹。”
生死考验
红医在长征途中，自身也面临很多危险。比如游胜华，长征开始后他在红一军团司令部卫生所当所长。他手里保持有14支奎宁，有12支是留给军团首长的，只有两支归他机动使用。长征一开始他就得了疟疾，可是他自己硬挺着，没有使用那两支奎宁。红军进入贵州后，他的病情才渐渐好转。
还有一个人的经历不得不提，那就是傅连暲掉进河里后的故事。长征最开始时，傅连暲是坐在一顶轿子里开始长征的。轿子后面跟着八个装有医疗器械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了红军士兵的议论。曾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都捐给了红军，170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他有资格坐轿子，但他不想搞特殊化，最后改为骑马。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渡过了湘江，冲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一天下午，部队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这条路只有一米来宽，一边靠山，一边临河。陡峭的河岸，足有三四丈高。傅连暲骑着马走在这条路上，由于连日劳累，往河里一看，顿时头昏眼花。傅连暲拉住马缰，想尽快通过这条窄路。谁知这一带泥土松软，马一失蹄，立刻连人带马跌下去。他只觉眼前一黑，随后就掉进河里，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傅连暲醒来，他已躺在河岸上，旁边聚了一大堆人。警卫员喊着：“好了！好了！醒过来了！”
傅连暲问警卫员：“马呢？”
警卫员说：“冲走了。你看这水多急！你幸亏掉在河边上，水浅，没冲走。真把我吓坏了。”
听说马被冲走了，他一阵心痛，马上还托着自己的毯子和被子！这下可糟了，这么冷的天，夜里没有盖怎么办？
没过多久，毛泽东的警卫员来了，他手里抱着一条被子，见到他说：“傅医生，你跌坏没有，主席知道你跌到河里，派我来看你。”
傅连暲连连摆手。他知道，行军途中，谁带的行李都不多，他亲眼见主席只有一条被子、一条毯子，现在他把被子给自己，就只剩一条毯子了。这样的大冬天，宿营地又在偏僻的冷房子，夜里只有一条毯子怎么御寒呢？
但警卫员不由分说，留下被子就走了。
又过了几天，一名警卫员牵着骡子来找他，说这是蔡畅同志让送来的。
傅连暲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骑着蔡畅送的骡子，盖着毛主席送的被子，感受着战友间的温情，走完了长征。（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 周贤忠）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沈阳文明网”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