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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母亲河 建设幸福河——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媒体八省区采访报道⑩】
河岸人家好日子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叶海 杨世智 王莉
从住宿酒店坐车沿郑州市金山区花园路北上，大约20分钟，便见路边“黄河花园口”的指示牌。
据说，明代这里出了一位朝廷大员，家里建了一座占地600亩的大花园，里面种满鲜花，与周边百姓共享，天长日久人们便将这里称为“花园口”。花园口真正出名，却是1938年6月7日，国民党军队为阻止侵华日军西犯，掘开了这里的黄河大堤，造成黄河灾害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决口：受灾区域覆盖豫、皖、苏三省，受灾人口1250万人，至1947年堵口成功共死亡89万余人，逃亡391万余人。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如今的花园口，不见了当年掘堤带来的滔滔浊流和洪水过后的满目疮痍，但扒口纪念碑上所刻的文字，日军残暴杀戮、百姓拖家带口逃难、饿殍遍地的浮雕，却时刻警醒着后来人。
今年62岁的崔国增，是土生土长的花园口人。在他的记忆里，1938年花园口掘堤造成的灾害后果，一直都在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花园口以及黄河沿岸的土地还是白茫茫一片盐碱地，粮食亩产只有100斤左右，群众吃盐直接在盐碱地里舀出卤水来晒。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群众生活，当地政府在花园口修建水闸，引黄淤地，派出技术人员到南方省份学习水稻种植，推广水稻。从此开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花园口村的群众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从我记事起到现在，我家盖过3次房。”崔国增说，第一次盖房，是上世纪70年代，在父亲手里盖的，全家七八口人，只盖了三间房，是房顶盖草的草房。家里人住不开，只能另搭棚子凑合。第二次盖房，是上世纪80年代，大哥当兵走了，排行老二的他帮忙干活，父亲盖了三间水泥预制板平房。第三次盖房是2017年，崔国增花了40多万元，盖了一幢四层小楼，有1000多平方米，除了自家人住之外，大部分出租给外地来郑州打工者，每年能增加不少收入。
虽然日子越过越好，崔国增却不忘黄河水患带来的威胁。“你看，这堤坝每年都会出现自然沉降。”站在河堤上，崔国增一边指着不远处明显倾斜下沉的地面，一边回忆自己年轻时参加黄河抢险，堤防建设的那些岁月，向我们解释着黄河安澜的不易。
不远处的一段堤坝上，“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几个大字非常引人注目，大字下面刻划着几个水位线。最上面的一个刻度旁标着：设防水位96.13m。依次向下，分别是：1996年8月，流量7600，水位94.73m；1982年8月，流量15300，水位93.99m；1958年7月，流量22300，水位93.82m；2010年7月，流量6680，水位93.16m。这些年份，水位线相差不远，时间越往前推，水量越大；越往后，则意味着泥沙淤积又将河床抬高了不少。
“现在每年汛期之前，都要检查堤坝，不能掉以轻心。”河岸人家亲近黄河，也最懂黄河，最盼望的是黄河长治久安。
“下游黄河宽、浅、散、乱的特征就体现在我们这一段，也是业内所说的‘铜头铁尾豆腐腰’的‘豆腐腰’，防汛最重要了。”陪同采访报道组采访的黄河花园口景区管理处处长刘祖亚，也是“护河人”，谈起黄河花园口段的治理与防汛头头是道。2016年以前，花园口黄河段曾有130多家渔家乐，为了保护黄河生态，他们忍痛取缔了这些渔家乐。“每年汛前，我们有一个大普查，用专业术语讲叫‘根石探测’，就是把每一道坝下面的根石挨个排查一遍，如果根石‘走’了，我们就要重点监控，视情况安排队伍来抢险。”刘祖亚说，保证黄河花园口段的大堤安全是他和同事们的职责和使命。
黄河安澜，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共同的愿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黄河流域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使，加强保护治理，共同维护着母亲河，“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的凄惨景象已成过往。黄河沿岸人民永续利用，共享黄河安澜的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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