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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厂子里的人不算多，大概七八十号人，主要以河南人和四川人为多。各地来的人以“同乡”为群体，经常性与其他群体发生摩擦，动不动就出手打架。 现在有个词叫“低调”，那时的我不是低调，是根本不可能高调得起来。我的家乡就我一人在这家厂子里，我属于“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无依无靠那类。我遇事只能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就装。我只想平安工作，顺利拿工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顺利又安全地度过了五十多天。我没事就看书，满宿舍都是书，有的看。你一定好奇，民工宿舍哪来那么多书？确实有，只不过全是盗版的杂志、小报，比如《知音》、《婚姻与家庭》、《故事会》等等，合订本、单本都有。眼看就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说不开心那是假的。我日夜都在掰着手指算日期，能不开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公元一九九八年，我诸事不利，百般不顺，这是我后来总结的一句话。我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了，但还是有鸟屎从天上掉落在我的头上。 宿舍里经常有人赌博，玩一种叫“诈金花”的扑克牌（现在网上也有，比较刺激，很多年轻人爱玩）。我没钱，当然只是偶尔看看。 那晚，我回宿舍，看到我主管也在玩牌，于是我走到他身后叫了一声：“好牌！”其实我根本没看到牌，原本只是想拍下马屁，没想到我主管拿的是少有的三个K。 会玩“诈金花”的人都知道，这牌可不得了。其他几家也不知道是没牌跟，还是因为我主管下注太大了些，纷纷弃牌。事情就这么简单，谁知那位主管气量非常小，看自己一手好牌没人跟钱，气得不行，转过身来就恶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大嘴巴子，打得我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完之后，鸟主管还不解气，朝我骂道：“叫你多嘴，他们不跟，你给我钱啊！”我辩解说：“我刚从外面进来，你的牌是盖在桌上的，我根本就看不到。” “你他妈还嘴硬！”主管又举起手抽过来。这次我有防备，一转身躲掉了。躲过第二巴掌之后，我转身出了门。我知道此时此地我无道理可讲，能做的只能是躲，躲得远远的，撒尿也隔着他们三条江。 平白无故挨了一嘴巴的我，虽然怒火中烧，但也只能作罢。原以为我作罢这事就了了，哪想，有好事者（也有可能是与我主管敌对者）将这事告诉了厂长。厂长开了一张一百元的罚单给我主管（厂里有规定，出手打人者罚款一百元）。这下我主管又恼了，他气汹汹地找到我，要我给他一百元，理由是因为我暴露了他的牌，他才打了我。 这叫什么理由？！但人家嘴大，他说是理由就得算理由，就像现在的世界贸易，美国人说这是“游戏规则”，全世界就得按这个“游戏规则”玩，否则你就出局。 我当然不能出局，我同那鸟主管说：“我没钱。” 主管跟我说：“没钱我随时叫你滚蛋，滚出这个厂，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即使不真信，也要当真的来信。我珍惜这份工作如同珍惜我的生命。 于是我说：“我现在真没钱，过几天发工资再给你行不？” “可以，如果你骗老子，小心打爆你的头！”主管丢下一句狠话，昂着头走了。 几天后，我拿到了来义乌四个多月后的第一笔工资，五百二十二元六角。因为差两天不够一个月，所以不是五百六十元。按道理还要扣生活费的，我骗老板说家里人生病急需钱用，生活费就等下个月一并扣好了，老板这才开恩。 这笔工资距我在单位上拿的最后一笔工资也有十几个月了，多多少少内心还是有点儿激动。以前在单位上拿工资习惯了，每次发工资都显得很平淡。那天才知，原来领工资让人的感觉如此美好。 现在，我自己每个月给员工们发工资了，因为亲历过，所以我从不拖欠员工一天工资，每月都让财务很准时地发放工资，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发放，必须事先张榜通知。 那天领了工资，我主动给了主管一百元，因为我不想惹事，我习惯了躲事。余下的四百二十二元六角，我想都没想就跑到邮局往家里寄了四百。因为我有两个月没给家里寄钱了，我必须寄，而且不能低于四百，这是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我自己在外边苦一点儿没关系，没人认识，老婆孩子在家中左右都是熟悉的邻居，不能过得太苦，这个尊严是万万丢不得的。 我不能让邻居们在背后指着我老婆说，这女人的男人成年在外就是挣不来钱，这样老婆会抬不起头来。我可以想象，当邮递员一次次上门送汇款单时邻居们投来的羡慕表情，那种幸福，老婆会知道，我也知道。 我原以为，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我会规规矩矩地在这个厂子里干活、拿工资，然后年底回家过年，但是，不顺的事再次来临。 这家工厂是内销与外贸业务都做的，那段时间，工厂接了一个外贸大单，全厂加班加点地干。做过外贸生意或是在外贸工厂待过的人都知道，外贸订单在交货时间上要求比较严，一般不会给你宽裕的时间去完成一个订单，时间上很紧凑。 说句内心话，我很盼望工厂单子多得做不完，不是我品德多么高尚，而是我很想加班。加班工资按小时算，两块五一小时，很划算。对于我这么一个很缺钱的年轻人来说，别说两块五，就算是一块五我也乐意干，反正晚上睡觉也睡不来钱，而且也无事可干，很无聊。 一般来说，杂工下班是厂里最迟的一批，因为我们要等工人们下班了，才能去车间把货拉到仓库去交给仓管。 仓库总管陈师傅是老板的老爸，没什么文化，不过负责仓库是把好手，事事俱细，生怕哪个仓管偷了他家东西，盯得很牢。那几个仓管员被他盯得喘不过气来，工作稍不到位就得挨骂。这就是初期家族式的义乌工厂，现在改观了很多，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家族式工厂存在。因为这些工厂不想把企业做得多大，说白了就是赚点儿钱，赚多赚少没目标。这样的工厂风险小，很实用，也很实惠。义乌这片市场能成今天这么大的气候，与这些急功近利的工厂是分不开的。没有成千上万的小工厂为后盾，再大的国际商城也是一纸空谈。急功近利者有利则图，不在乎利的大小。大家一起图小利聚大利，全世界的眼光就往这儿聚了。先不管质量怎么样、工艺怎么样，人家便宜是明摆着的，你不要便宜货，大有人要便宜货，全世界毕竟还是穷人多。 事后我才知道，出事的那晚，有个仓管请病假了，让陈师傅代管一下仓库。我送货去时比较迟，全厂人都下班了，我是最后一个。不是我想混时间多拿点儿加班费，确实是那天货比较多，我整理了好长时间才弄完。 我拖着货去仓库时，门是关上的，我使劲敲了敲门，门才开。我没想到陈师傅从里面走了出来，更没想到他的表情很不自然，像是做贼的那种表情。我心想，整个厂都是你儿子的，你躲在里面有啥好偷的？这么想着，我当然就不会怀疑陈师傅有何不轨行为了。当我拉着货进入仓库里面时，才发现有个女人的长发露在仓库角落纸箱的后面。 陈师傅发现我的眼神中露出了疑惑，赶紧用身体拦在了我的前面，说：“乱看什么？时间不早了，赶紧下货回去睡觉吧。”我“哦”了一声，就匆匆下完货离开了。 我不笨，我能完完全全滴水不漏地猜到那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如何保持沉默。我还是那句实在话：我还想在这个厂继续讨生活。 过了两天，厂里出事了，一个江西的工人将老婆打得头破血流住进了医院。本来这事儿与我无关，事实上这事儿也确实与我无关，但是它就与我有关了，不说你们也知道是咋回事了。老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问我这两天看到了什么又说了什么。我当然得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说。老板说我很不老实。 我想了半天，也为了能留下来，鼓足勇气实话实说了，希望能争得老板的共识。我粗略地说了那天晚上仓库的事，特别强调说只看到了像女人头发一样黑乎乎的东西，不能确认就是个人躲在那里。 老板问：“你真没同别人说过此事？” 我说：“我连那是不是个人都没敢确定，又怎么能同别人说呢？” 老板还是不相信我的话，继续问道：“你觉得那人是齐芳吗？”我问谁是齐芳时，老板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没有回答我。老板越是沉默不语，我心里越是没底，不知道他要出什么牌，我能做的只是等，等老板出牌。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 我的感觉稀里糊涂。 老板想了又想，说：“你得走了，今天就离开。” 我问：“去哪？” 老板说：“只要你离开厂子，去哪儿我管不着。” 我懵了……就为这让我离厂？这种结局果真很强悍，强悍得让人无语。 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厂里干，我喜欢这个厂。” 老板说：“那不行，这事儿没得商量。” 我说：“我没钱，我身无分文，您要我去哪儿啊？我出了这个大门将寸步难行。” 老板问：“前几天不是刚发的工资吗？” 我说：“家里人病了，全汇回家了，这事儿您知道。” 老板看了我一眼，从口袋中掏出五百元钱，放在办公桌上，说：“拿去吧，抵你的工钱应该够了。” 我央求老板说：“这事儿可不可以再考虑考虑？” 老板回答比喝口水的速度还快：“没得商量。” 既然没得商量，我只好灰溜溜地准备滚蛋。那一刻，谁也读不懂我眼里的沮丧与无助。 当我转身离去时，老板说：“小伙子，我相信你是无辜的，但是你要理解我。”我心里骂了一声，去你妈的假惺惺，我理解你，谁又来理解我、给我工作、给我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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