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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字世石，１８９５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清贫之家。其父吉茂松在镇上开了一座茶馆，由于水陆交通方便，商旅云集，靠着码头的地利人和的优势，一家人勉强糊口。１９１３年秋，北京政府的京卫军招募新兵以扩充军事势力，其左翼第一团团长冯玉祥亲自带队到河南郾城一带招兵。吉鸿昌成为了冯玉祥麾下一名新兵。
１９１４年初夏，吉鸿昌所在的部队奉命移驻西安。冯部奉命改为第十六混成旅。
１９１８年６月，第十六混成旅在冯玉祥的率领下进驻湖南常德。吉鸿昌已升任连长，参加军官教导团受训，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如战术、兵器、地形等学科，受益匪浅。
１９２１年，吉鸿昌升任营长。转年他探视父病，吉茂松在病榻上，以“做官即不许发财”作为新增加的一条家训告诫吉鸿昌，并嘱他时刻牢记。吉鸿昌谨遵父训，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向全营官兵表明心迹，以便得到大家的监督。于是，他手书“作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字，烧制在５００多个瓷碗上。在向士兵们赠碗的仪式上，他说：“……我吉鸿昌虽为弟兄们的官长，但我绝不作威作福，誓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欺害民众，搜刮民财，是一种犯罪行为，必须在我军中杜绝。宋朝的范仲淹尚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２０年代的我辈岂不更要自省自励，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１９２２年，冯玉祥调任陆军检阅使，所部进驻北京南苑。同年９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冯玉祥借此机会发动了北京政变，部队改称国民军。
１９２５年１月，张作霖与吴佩孚达成了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起进攻的默契。不久，国民军即开始了南口守卫战。
１９２６年５月间，吉鸿昌受命组建第三十六混成旅，并任该旅旅长。其任务是经过短期训练，作为增援部队，兵发兰州。此时在甘肃，盘踞陇东的张北钾、盘踞陇南的孔繁锦这两个镇守使，拥兵自重，觊觎省城兰州，成为冯玉祥部将刘郁芬的肘腋之患。刘郁芬希望援军早日到来。第三十六混成旅在吉鸿昌的率领下，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于６月下旬到达兰州，使国民军很快从被动守势的局面转为主动攻势。反击战开始后，如同摧枯拉朽一般，将割据力量打垮。至此，甘肃的局面大体安定。而吉鸿昌旅作为参战的主力部队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
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７日，冯玉祥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接受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建议，即通过甘、陕入豫，与南方北伐军会师中原。这时期，刘伯坚、邓小平、南汉宸等共产党人先后进入西北军，从此这支队伍走进国民革命行列。
这时，刘镇华统率号称十万大军围困西安。刘镇华惟吴佩孚马首是瞻，不拔除这颗钉子，不仅不能解西安军民于倒悬，更不能如期会师中原。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在五原誓师之后，即开始援陕行动，他规定的战略要旨是：“救援陕西，东出潼关，直捣洛阳，会师中原，与各友军一起消灭军阀，完成国民革命。”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８日，被围困８个月之久的西安城终于解围了。
西安解围后，吉鸿昌所率第三十六旅扩编为第十九师，吉鸿昌升任师长，率部移防潼关。在这里，吉鸿昌与宣侠父时相过从，并且如饥似渴地阅读宣侠父推荐的政治理论书籍，遇到不懂的问题，随时向宣侠父请教。吉鸿昌说，这个时期的读书与交往为他思想上开窍、政治上进步打下了基础。
１９２７年４月下旬，吉部作为先锋部队出潼关东进，向河南灵宝攻击前进，一路势如破竹，５月３０日国民军占领巩县，同日与南方北伐军实现了郑州会师。
１９２９年，吉鸿昌任宁夏省主席兼第十军军长。吉鸿昌的志向是开发西北，以实现其为民造福、救国救民的夙愿。但是他接到了开拔的命令，极不情愿地率部向中原大战的战场奔去。结果是，包括吉鸿昌在内的冯玉祥所部遭到惨败。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吉鸿昌所部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他任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并兼第三十师师长。总指挥部设在潢川，部队分驻光山、潢川、商城、罗山一带，形成了与鄂豫皖苏区对峙的局面。蒋介石意在让吉鸿昌当先锋攻打鄂豫工农红军，这样可消灭红军又能消灭异己。但吉鸿昌决心不为蒋介石所用，巧与周旋，使蒋介石的阴谋难以得逞。蒋介石剥夺了吉鸿昌的军权，令他“携眷出国考察”。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吉鸿昌提出国难当头，非出国考察之时机，愿意牺牲一切到前线抗日，以自己的七尺之躯，效命沙场。但是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只得挥泪登舟离开了国门。
１９３２年２月底，吉鸿昌从法国回到祖国。同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吉鸿昌时时刻刻在关注着时局的发展。蒋介石对内“剿共”，对外忍辱苟安。日本扬言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长城为“满洲国”之国界。民族危机日趋严峻。吉鸿昌清楚地意识到，华北已成为这一危机的前哨。
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５日，吉鸿昌乘火车抵达张垣，与先期从泰山到张家口秘密进行武装抗日准备工作的冯玉祥见了面。吉鸿昌说：“我很高兴有机会追随总司令履行抗日的诺言，这也是自九一八以来我的想法，这一天终于来了。”冯玉祥说：“这次发动抗日，我想重点应放在民众上，名称就叫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暂无人无钱，只要不断努力，绝对是会有成果的。”吉鸿昌说：“我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至理名言，我们是不会孤立无援的。我也愿意倾其所有，拿出来作抗日之用，虽是杯水车薪，果能济燃眉之急，我心亦安。”随后，吉鸿昌同夫人胡洪霞商量，打算把能够拿到手的钱都拿出来，作为抗日之用，得到夫人的大力支持。吉鸿昌决定用这几万块钱，请王崇仁到北平购置急需的电台，另外请夫人在天津打通关系，买一批新武器——冲锋枪及数万发子弹，改善一下陈旧的装备。很快，这两项任务都完成得非常漂亮。
５月２６日，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大会召开了。上午１０时，一面红色的四方绒旗冉冉升起，上面绣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十个黑色大字。大会宣布冯玉祥为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并向全国发出通电。会后总部公布吉鸿昌为第二军军长和张家口警备司令。继而在６月１５日，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开幕。大会通过了抗日同盟军纲领，军事问题、财政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选举军事委员３５人，吉鸿昌为１１人常委之一。接着冯玉祥发出了恢复察东失地的命令，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即日率部出征。
６月２１日，吉鸿昌向北路军发布了进军命令，２２日向坝上进发。经过连续作战，抗日同盟军相继收复被伪军占领之康保、宝昌、沆源等县城。接着，准备攻打多伦。
７月９日晚１１时，攻城战斗开始了。经过５昼夜鏖战，失陷７２日之多伦，终被抗日同盟军光复，重见天日。
７月下旬，蒋介石派来围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部队已达１６个整师。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不断施加压力，冯玉祥宣布下野。
在此逆境中，吉鸿昌决心坚持斗争，并且得到了方振武的支持与合作。但是，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攻下，抗日同盟军失败了，吉鸿昌潜回天津家中。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天津城，中共天津地下党团组织及一些革命进步团体相继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捕入狱。吉鸿昌没有被腥风血雨所吓倒，坚信这满天乌云是会被劲风吹散的。他回到天津找到党组织，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投入新的战斗。
１９３４年年初，吉鸿昌与宣侠父又联系上了，而且一同到上海见到了中央特科的王世英，向其汇报了察北抗日的情况，特别是从独石口南下准备攻打北平，招致失败的教训。王世英听了汇报以后指示他们：回天津筹备组织反帝同盟，发动各种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武装，迎接北方抗日高潮的到来。
５月间，吉鸿昌与南汉宸出面，在天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等人担任中央委员会及大同盟内的中共党团领导成员。为了进行抗日宣传，党组织决定编辑出版《民族战旗》作为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另外，吉鸿昌以自己的住宅作为地下工作联络站，不分昼夜开展工作，成绩显著。但是他的活动进入了敌特的视线，１１月９日将他逮捕。
吉鸿昌被关进法租界工部局监狱，后又关进国民党第五十一军拘留所。１１月２２日，吉鸿昌又被秘密地押解到北平。１１月２４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行刑前，他给妻子和他为贫穷子弟办的学校校长们留下了遗嘱。在刑场上写下了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对刽子手厉声道：“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张椅子来，我得坐着死！”他安坐在椅子上，怒视着两腿发抖的刽子手又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枪声响起，时年３９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英勇牺牲了。但他至死也没有在敌人面前倒下。
（中华英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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