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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在 1989 年来到中国大陆寻找隐士，著有《空谷幽兰》一书。主要围绕他在终南山寻找隐居的隐士而作，并对中国的隐士文化做了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在书中他这样描述中国当代的隐士：“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
中国的隐士文化由来已久，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井。隐士在历史上分为三种，分别是官场型隐士、修道型隐士和生活性隐士。官场型隐士是对政治失去兴趣，逃离官场，于是才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修道型隐士由来已久，即道士与和尚，为了追求宗教上的升华与解脱出世修行，如老庄之流。生活型隐士是厌倦都市烦扰，离开城市或人群到幽静之处筑居，追求一种物质简朴精神满足的简单生活。
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化是儒道文化合力的产物，它一方面受到儒家“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仕隐观的影响；同时又融入了来自老庄的“无为”“守真”的思想因子。这两种隐逸思想的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极具特色的隐逸观，即：“隐”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换一个方式参与世俗。隐士不属于纷扰尘世中的众生，他们是在棋盘之外的，能够以冷静客观之眼审视尘世；正因其出离的冷静与客观，才会对世俗有着更多也更为清醒的认识。这种源于内心深处的用世之心，即使身为隐士也会不断涌动，并在恰当的时机参与到处理世俗事务之中来。
史书记载：要想被称为隐士，要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第一他首先必须是“知识分子”，而绝非目不识丁的“渔樵”；第二，他必须有“隐”的行为选择，而且“隐”的选择是带有“刻意”成分的“有所不为”。
在《三国演义》中就有一个庞大的隐士群体，这一群体由隐居隆中的诸葛亮、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诸葛均、黄承彦，隐居山中的孟节，隐居辽东的管宁，隐居终南山的娄子伯，隐居家中的张昭、张纮，以及归隐的华覈等数十位隐士组成。小说中这些贯穿整部小说的隐士形象虽面目各异，但在相关叙述中却有着相似的叙事逻辑与价值取向。
笔者认为，《三国演义》中的隐士博古通今却还要隐居，或是受到儒家“待时而动”的隐逸观的影响。《三国演义》中的隐士除石广元研习兵法外，徐庶亦精通兵法，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隐居隆中的诸葛亮。刘备首次拜访便以“闻令兄卧龙先生熟谙韬略，日看兵书，可得闻乎”问询诸葛均，可见诸葛亮正是以“熟谙韬略，日看兵书”的隐士而为外人熟知。而小说的故事情节也极力渲染了诸葛亮多谋尚智、精通兵法的特点。而在隆中对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孔明虽隐居于此，却将天下大势了然于胸，为刘备出谋划策，选择出山协助刘备，这也正是“待时而动”。
而且诸葛亮一定要刘备三顾茅庐， 才迟迟出山。 这也表明孔明的隐居只是手段， 而非目的。 在隆中十年“ 淡泊”“ 宁静”的隐居生活期间， 诸葛亮从未静心于山林泉壑， 为了明其高远之志 ， 足见其志不小亦不在隐。 从内心来说， 他是迫不及待地等着贤明的“ 主”来礼请“ 出山”的， 所以， 在刘皇叔枉驾三顾之后， 虽不免还要推让一番， 但很快便欣然应允了。 十年隐居生涯的不断自我磨砺、充实、完善， 待时而动，使他一朝出山， 便名满天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一部分，隐士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政治、文学、艺术等各领域都留下了辉煌的成就。《三国演义》这部战争题材小说蕴含着丰富的隐士文化，展现了中国古代士人在出世与入世、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斗争的内心世界。魏晋时期所形成的隐士文化更是中国隐士文化的代表，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和影响也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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