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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在江南水乡苏，嘉，湖地区，产生过一部对当地农业生产和后世颇有影响的农书，叫《补农书》。这部书有上，下两卷，上卷的作者是湖州沈氏，世称《沈氏农书》，下卷由清初著名学者张履详辑补，称《补农书》。后世把上，下卷合刊，总称《补农书》。
《沈氏农书》的作者沈氏，湖州连川人，只知其姓，不知其名，生平事迹已无法查考。从所留下来的农书看，大概在明崇祯十三年以前。沈氏曾长期亲自经营农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对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进行过深入系统的考察研究。《沈氏农书》是他长期实践和研究成果的结晶，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继《农书》之后，有一部重要的江南稻区的地方性农书。
张履详辑补农书的时间是在清顺治十五年，距离明崇祯十三年相距不到二十年。由此可以推断沈氏大约是明末时仁，并且经历了明清变革时的大动乱，可能是一位具有反清复明倾向的人物。张履详在为《沈氏农书》写的跋中称：“按此书，大约出于涟川沈氏，而成于崇祯之末年。”张履详是桐乡人，沈氏是归安涟川人，他们在住地相距不远。张履详的外祖父家也在归安，也姓沈，对归安是比较熟悉的。张履详辑补的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地区的沈氏所写的书，应该对沈氏是很熟悉的，，但在跋中仅称：“大约出于涟川沈氏”。连作者的名字都不注明，是有用意的。因为，张履详曾是明亡之后，江浙一带汉族知识分子中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清初处于一族的高压统治下，一人有罪，株连亲朋，张履详这样做，大概是为了避免万一出事，不致祸及沈氏家族。
张履详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出生在桐乡境内的一个小镇，杨园村，所以后世又称他为杨园先生。虽然这里属于富饶的太湖流域，但从他祖父起，家道已经开始衰落，张履详七岁丧父，幼年生活很贫困，靠母亲纺织维持全家生活。张履详从小读书非常用功，十五岁时考取秀才，以后参加过几次乡试，但都没有中举，由于明末社会十分动乱，张履详也无心在外求官，于是，便回到本乡教书务农。
崇祯末年，张履详曾拜刘宗周为师，刘宗周是山阴人，明末著名哲学家，官至左都御史，政治上主张施行比较开明的政策，晚年告老还乡从事著作，明亡后，曾绝食二十日而卒。张履详在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上受到刘宗周的影响很深。
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次年浙江沦陷，六月清兵到桐乡，县令献邑降清。张履详曾绝食三日，后与浙江反清复明的代表人物吕留良等来往密切。顺治四年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固，张履详感到恢复明王朝已经无希望，遂决心隐居终身，时年三十六岁。但他反清复明的思想时有流露，直到晚年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倾向。
张履年从1647年起，在家乡一面教书，一面从事农业生产，过着自食其力的耕读生活。他是一个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不贪图安逸而过消极隐居的生活。他是一个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不贪图安逸而过消极隐居的生活。他常常说：人要有一点事业心，没有事业心的人，最后则毁灭了自己的一生。他认为：“治理社会，解决民生，以农业为先。一个人只要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无求于他人，而只有无求于他人，才能懂得廉耻。只有知道农业劳动的艰巨，才能不忘记求人时的难处；只有不忘曾求于人，才能树立礼让的风气。”张的人生观虽然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在轻农业，鄙视农业劳动的封建时代，张履详把农业劳动提到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的高度，这是很不容易的。他还针对读书和务农不能兼顾的观点提出驳斥：“人言耕读不能相兼，非也。”指出：“农夫半年闲。农活是有时间性的，一年中多则半年，而这半年中，每个月都有几天空闲，一天之内也有空闲的时刻。如果把这些时间用于读书，研究学问是很有用的。
张履详的耕读思想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早年他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只是在社会动乱，报国无门的情况下才回到家乡，通过一面教书，一面劳动的实践，才逐渐产生这种思想的。他的
“耕读”思想和我们今天的“半农半读”虽然不能同日而语，但他主张知识分子参加农业劳动，读书，务农可以兼顾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张履详平时头戴草帽，脚穿草鞋，经常参加各种农业生产劳动；对于种菜，锄药，养鸡鸭，喂猪羊，样样精通，特别擅长于桑园管理，其修剪技术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
张履详的农业生产知识十分丰富，有人曾称赞他：凡田家纤细之务，无不习其事，而能言其理。他自己也说：“予学嫁数年，咨访得失，颇识其端。”在他四十八岁时，终于完成了辑补农书的夙愿。
张履详研究农业生产和编写《补农书》时，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主张：
第一，“以老农为师”，“身所经历”。张履详认为“事无大小，都有一定的方法，遵循了它，既省力又可能成功；违背了它，不仅费力，而且最终要失败。所以不能不学，要学习必定要求师。学农活一定要向老农学习，就象读书一定要向有学问的人求教一样。”张履详在自序中说：“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尝论列者，笔其概。”就是说：只有自己亲自实践过的，并且和老农讨论过的，才能写进书中。
第二，“屡试明验”。在《补农书》中，常常有这样的记载：“试之亦验”，他不仅强调要经过试验，而且要反复试验，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张履详在自序中曾说：“我是桐乡人，只熟悉桐乡的农业技术，如果用于嘉兴或秀水，就不一定适用。”
第三，“早作夜思，细心耐事”。张履详经常告诫他的子弟和学生，从事农业生产，一定要做到“早作夜思”，即除了白天亲自实践外，晚上也要开动脑筋。他说：“只要做到早作夜思，不断研究改进，到秋季一定有好的收成。”二要做到耐心。
由于他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实践，书中记载的大部分是从他自己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总结，并吸收了前人及当地老农的宝贵经验，真实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苏嘉湖地区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不仅在当时对指导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以后曾长期被广泛应用，其中不少原理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书中所记载的有关农业生产的许多材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及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例如：有关作物的产量水平，农副产品的价格等都有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补农书》系统总结了明清时期苏嘉湖地区农业和蚕桑生产的经验，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许多重要的创造，例如，《补农书》对水稻品种不仅要求产量高，米质好，而且要注意选择生育期长短不同的品种，互相搭配，避免抢种抢收时农活过分集中，以致顾此失彼。他特别强调品种和环境条件的关系，认为“地气百里之内，而有不同。“因此，地区不同，选择的品种亦应不同。
《补农书》中，对于水稻的施肥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对肥料的种类，配制，基肥和追肥的关系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关于追肥的时期，书中写道：“施追肥，必须在处暑后，绝不能施。”这与解放后，苏州地区农民水稻专家陈永康总结的“三黄三黑”的经验和理论是一致的。
烤田和灌溉是水稻生产的重要环节。在《补农书》中要求“立秋”前及时烤田，促进根系发育，防止秧苗徒长，使水稻按时转入孕穗期；“立秋”后，水稻已经孕穗，这时绝不可断水，水少即灌。书中曾通过引用的几段农谚，生动地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如：“六月不干田，无米莫怨天”等。
《补农书》中还十分重视培育壮秧，所谓“秧好半年田”，它针对当地农民怕秧田播种稀了容易生长杂草，而盲目加大播种量的弊端，强调播种量要小，达到培育壮秧的目的。适当稀播，培育壮秧，是解放后江南稻区重点推广的一项水稻增产技术。而《补农书》作者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补农书》中，对水稻的栽植距离要求很严格，指出“其播种方法，行欲稀，须间七寸，段欲密，容荡足矣”。张履详死于康熙十三年，终年六十四岁，他的一生不仅为促进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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