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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十七岁那年,慈母颜征在由于积劳成疾,百般医治无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那年她才三十四岁。
母亲的死,给孔子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一段时间他足不出户,一个人在家中孤独的徘徊,思索着今后的路该如何走,这一年是公元前535年,周景王十年,鲁昭公七年。
这时鲁国已由从前的三军改为四军,叔孙和孟孙各统帅一军,而作为国君的鲁昭公却没有指挥和调动的权力,国家大权全落在三家大臣手里,国君实际上只是一个摆设,一个傀儡而已,就连平时的宫廷费用,也要靠三家的纳贡才能维持下去。
不仅鲁国如此,周围的齐国、晋国,也因长期内耗,使国君的大权旁落。贵族们相互争斗,连年厮杀,使得举国不宁,财力衰竭,而贵族的占有欲却越来越膨胀,有的对国君发号施令,使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心不宁。孔子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步入了他的人生华年。
孔子依礼将父母合葬于防后,从悲哀中振奋起了精神。他明白,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跻身于这个社会,取得一块施展自身才华的政治抱负。
鲁国执政大夫为了笼络士人,决定在自己家里进行盛大宴会,宴请一些有名之士,士在春秋晚期是个重要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即包括大批贵族下层人物,也包括那些受到一定的教育、从广大庶民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孔子自认为父亲是有名的武士,又是陬邑大夫,自己的出身理应是士,而且又熟知各种礼仪,参加这次宴会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当他听说季氏设宴飨士,便欣然前往。
然而事与愿违,当他走到季氏那高大气派的门前时,被家臣阳虎拦住,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番羞辱。通过这件事,使孔子明白了一个道理,出身并不能给自己增加荣耀,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还要靠自身的努力。
明白了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后,孔子有几天情绪低落,他不明白,自己胸怀大志,刻苦学习,虽然经历了过多的生活磨难,但他从不向艰难低头,时刻保持一种旺盛的求知欲,并拥有了一般人所达不到的知识高度,因此,在国都曲阜拥有了一定的名气。他原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和家庭出身能跻身于政坛,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打开突飞猛进之门,谁知他第一次还没迈动脚步时便遭到当头棒喝。这不得不迫使他更深一层次地冷静思考,最后他明白了,自己对世事的理解还很肤浅,对社会过于理想化,特别是对人道的变迁认识不足,无论对任何事情,总是付出自己的一腔热情,希望以自身的火热去温暖和感化对方,但现实给他上了生动一课,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仅仅靠自己的“火热、忠诚”是不够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等待他的将是更加坎坷的道路,必须为之终生奋斗。
这年,孔子与宋女官亓氏成婚。说起这门婚事,还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呢。原来在这之前,楚国征服了陈国,楚平王就邀请几个大国到陈国聚会,鲁国派去了仲孙大夫孟懿子。期间,宋国的大夫与鲁国的仲孙大夫谈起早年宋国贵族流迁到鲁国的一支后裔,当时仲孙大夫就告知了叔梁纥和孔丘的一些情况,宋国大夫很高兴,为保持这支血脉的沿续,就向仲孙大夫谈起欲嫁宋女之事。仲孙大夫回国后,将此事禀明国君,鲁昭公也愿与宋修好,很支持这门婚事,于是就交给仲孙大夫办理,就这样,孔子的婚事由仲孙大夫主持,热闹而又隆重地举行了。
婚后,仲孙大夫就保举孔子做了委吏。委吏就是管理仓库的小职员,虽说是个极小的官,却是个肥缺。过去的历任委吏,都和家臣们串通一气,而且由来以九,形成了一种风气。仲孙大夫早就看出了这一些,一直想加以整顿,但苦于寻觅不到合适的人才,当他了解孔子的为人及学识后,果断地启用了他。
孔子初人仕途,并不以官卑职微而马虎从事,以他的学识和能力,从事这么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不但绰绰有余,简直是大材小用。但他没有这种感觉,接任之初,他就发现弊端严重,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查,他感到,要同这帮势力斗争,不是件容易事呢,为此,他不动声色,毫不留情地加以整治,半年多的时间,就整理得仓盈帐满。
孔子的名声随着他初入仕途而干出来的成绩,赢得了上上下下一片赞扬之声。
这一年,亓官氏为他生了个男孩,孔子虽然只有二十岁,但他的学识和为人已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被公认为是一位年轻的具有君子之凤的学者。孩子出生的当天,仲孙大夫让弟弟代表他送了贺礼,做为君王的鲁昭公,也因仰慕他的名声,派人送来了一条鲤鱼,表示祝贺之意。
孔子受到这份殊荣,感到万分荣幸,立即给孩子取名为鲤,字伯鱼。并把昭公送来的鲤鱼供奉起来,作为一种精神的鼓励。后来便衍变成了一条“孔门不食鲤”的习俗。
昭公送鲤的事象风一样迅速吹遍了鲁都曲阜,人们对孔子更加尊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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