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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抗日战场的两种局面。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虽然进行了一些抵抗，并表现了一定的抗战积极性，例如：芦沟桥事变时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抵抗，“八·一三”上海军民的抗战，山西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的协同作战，以及台儿庄战役和武汉的抵抗等等；但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采取了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其高级将领大都腐败无能，又加上它不发动和不依靠人民群，因此，在日寇进攻面前，大部丧失了战斗力，形成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大溃退的局面。在华北方面，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一月，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接着，日寇则兵分四路，向我华北地区进攻：一路由张家口沿平绥路进攻绥远；一路由同蒲路进攻山西；一路由平汉路进攻河南；一路由津浦路进攻山东。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张家口、怀来、南口，居庸关失陷。九月，阳高、广灵、大同、蔚县、涿州、沧州、保定、新乐失陷。十月，德州、石家庄、集宁、包头、归绥、娘子关失陷。十一月，忻口、安阳、太原、大名、邢台、惠明、新乡、焦作、泌阳、济阳、博山等地先后失陷。十二月二十七日，济南失陷。二十九日，青岛、泰安相继失陷。到一九三八年初，兖州、济宁、烟台、临汾、风陵渡、临城、枣庄、归德等许多城市先后失陷。整个华北六省的广大国土，几乎被国民党军丢光。
在华东方面，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进攻上海。上海军民曾英勇地奋起抵抗，但国民党在那里采取了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处处被动挨打。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失陷。随后，日寇分兵四路直指南京。这时，国民党当局抗战信心已动摇，二十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其中央机关纷纷逃奔武汉。十一月下旬，常熟、苏州、无锡、江阴、武进相继失守。十二月初，日寇又攻陷了丹阳、句容，三面包围南京。国民党当局曾吹嘘死守南京六个月，但结果只守了六天，于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二十四日，杭州失陷。于是，日寇由南京、芜湖、镇江分三路渡江北上，与华北南下日军夹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线。
一九三八年一月，蚌埠失陷。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十七日，在台儿庄进行的战役是国民党军队守卫徐州的一次外围作战。这时，日寇派遣精锐部队矶谷、坂垣两个师团，由山东南下向徐州进攻。敌坂垣师团进攻临沂，两战皆败。于是，敌矶谷师团急策应坂垣师团，侵占滕县，临城（薛城），然后以主力沿临台支路东进，企图抢占台儿庄，以便渡运河袭击徐州。此时，国民党军队则自徐州北上，渡过运河，进入鲁南，先敌人占领台儿庄和运河渡口。国民党主力部队并绕至临沂、峄县之间，切断了两个师团的联系。随后，中国军队以四十万人迎击日军七、八万人的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了胜利。这次战役，使敌矶谷、坂垣全军溃败。号称“血战两周，杀敌逾万”的台儿庄战役，是国民党军队抵抗日军进攻中的一次较大的胜仗。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使日寇深入我腹地。
在华中，一九三八年六月，日寇调集南、北两战场的兵力，溯长江和沿陇海路进攻，准备夺取郑州，围攻武汉。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竟下令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使无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惨重的损失，结果，也未能阻止住日军的进攻。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失守。国民党当局所吹嘘的“武汉保卫战”，仅仅支持了不到三个月，就土崩瓦解。国民党政府又从武汉搬到重庆，蒋介石躲进了峨眉山。
在华南，日寇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广东大亚湾、大鹏湾登陆，国民党军队仓惶退却。十月二十一日，华南重镇广州失陷。抗战仅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军队就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和武汉一直退到四川，使祖国锦绣河山，半壁沦陷敌手。日寇在侵华战争中，表现了极端的疯狂性和野蛮性。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就是一例。日寇自侵占南京的那天起，在其驻军司令官的使下，在全城展开了灭绝人性的烧杀、奸淫、掳掠的“大竞赛”。在一个月中，南京人民被杀害者达三十余万人，全市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焚毁。结果，城内尸骨纵横，瓦砾成山、阴风惨惨，顿成人间地狱。日寇还疯狂地摧毁我国的工商业。江苏和浙江是我国民族工商业的中心区，在那里被日寇破坏的程度也最大，据统计自“八·一三”至十一月上海失陷，仅仅三个月的时间，上海工商业损失总额超过“法币”三十万万元。此外，中国还有许多城市遭到了象上海那样的巨大破坏。日本法西斯强盗，妄想用野蛮的屠杀政策，来摧毁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但是，同敌人的愿望相反，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是不会被吓倒的，这只能激起中国数亿人民更加同仇散忾、抗战到底的决心。与国民党战场的情况相反，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在敌后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九月初，正当日本侵略军沿同蒲路大举向山西进攻，国民党军队溃退的时候，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一二О师先后开赴到晋东北和晋西北前线抗日。一二九师除以三八五旅（不包括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留守兵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外，其他主力于九月底十月初全部开赴到晋东南抗日。根据洛川会议确定的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在敌后独立自主地领导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于一九三七年九月，连续向华北敌后我军领导同志发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五个电报，对八路军的作战方针作了明确的指示。九月十二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作了毛泽全面而实际的解释。指出，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的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于九月十七日，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对日寇在华北的兵力配备，军事进攻的路线和目的，以及日寇进攻上海的企图，作了正确的分析判断，并及时的调整了我军的战略部署。电报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作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迁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迁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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