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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2003年7月，嘉德拍卖行在其10周年庆典上公开拍卖西晋章草书法家索靖所写的《出师颂》。结果，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天价购得。
此事哄动一时。
原因是许多亲眼目睹过拍卖宝物的业内专家指出：该拍卖品并非索靖手笔，而是后人临摹作品。
则“故宫重金买了假货”的言论喧嚣尘上。
为什么说是“假货”呢？
原来，作品上面有北宋大书法家米芾之子米友仁的题跋，赫然标识有“隋贤书”三个字。
米友仁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非常有名的鉴定家，对书画有极高的鉴赏力，其认为这幅《出师颂》是隋朝人写的——因此，索靖作品之说存疑。
为此，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同时也是《出师颂》专家鉴定小组成员的单国强向媒体作出解释：故宫从来就没认为这个《出师颂》是索靖的作品，而将之视为隋代的作品回购的。
明知它是一件后人的临摹之作，为什么还要花大价钱拍下呢？
代表故宫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回《出师颂》的梁金生回答说：“隋代非常短暂，能够流传下来并确定是隋代的法书十分稀少。每次办书法展，西晋有陆机《平复帖》，东晋有王珣《伯远帖》，唐代就更多了，而隋代作品是个缺件。《出师颂》回归后，故宫的馆藏书法就能够‘串’起来了，而且，隋人《出师颂》属于名迹，完全值这个价。”
应该说，故宫方面的解释可以平息一切争议了。
不过，有人指出，所谓“隋人《出师颂》”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上海书法家协会秘书长、《书法研究》杂志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戴小京，中国美术史权威、书画家陈传席，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隶章体书法权威张森，以及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钟银兰等，他们根据纸张和字体的笔法、结构、气势作出判断：作品极可能是明人摹本。
故宫方面的最后回应是：“《出师颂》属于故宫藏品，1922年被溥杰携带出宫，后来流失。现在重新出现，故宫当然要不遗余力地回购收藏。”
“隋人《出师颂》回购”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在这次事件中、包括事件后，有一个人却屡屡被后人提起，并致以崇祯的敬礼。
这个人，就是爱国民主人士，著名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张伯驹先生。
这样说吧，上面梁金生提到的，故宫馆藏书法作品中，远比“隋人《出师颂》”更具收藏价值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就是张伯驹慷慨捐赠给故宫的！
实际上，除了《平复帖》，故宫收藏的唐代诗人李白的手书《上阳台帖》、杜牧唯一传世手书长卷《赠张好好诗》、中国第一位女画家五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范仲淹唯一传世楷书长卷《道服赞》、还有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千字文》等118件世间珍稀的一等一书画作品，全是张伯驹慷慨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
可以说，故宫博物院顶级书画藏品中，张伯驹的捐赠占了半壁江山！
张伯驹的女儿张传綵老人曾开玩笑说：“那些书画父亲随便留给我们一件，就够我们几代人吃不完的，那可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啊!”“很多人不理解父亲，把好大一座房子卖了，换了一个帖子，再把这个帖子捐出去，到底为的是什么？但我能理解他，我真的能理解他。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爱国家的人，他认为这些文物首先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只要国家能留住他们，他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张传綵老人的语气虽然平淡，但也透露出张伯驹先生当年为收购这些书画所经历的艰辛。
以购《平复帖》为例。
《平复帖》出于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之手，本身是一封用秃笔写于麻纸上的信札，因文中有“恐难平复”之语，故名。
此帖笔法纵横要，笔意婉转，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佐证，为历代名家所推崇，于宋徽宗朝进入皇家内府，明万历间归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再归张丑。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人之手，上面印满了收藏章记，由此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中华第一帖”于乾隆年间再次进入皇家内府，由乾隆帝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訢所有，并由其孙溥儒（溥心畲）继承。
清朝末世，皇子皇孙的生活也不好过，溥儒为了一家子人的生计，曾将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卖于他人，致使这件国宝流失海外。
张伯驹知《平复帖》在溥儒手里，生恐此宝重蹈《照夜白图》的覆辙，登门向溥儒求购。
溥儒眼皮抬都不抬，一口价：20万大洋。
张伯驹当时所能拿得出的全部资金，只有6万大洋，无比沮丧。
但张伯驹不死心，又请张大千说合：全盘托底，自己只有6万大洋。
溥儒摇头：分文不少。
1937年底，溥儒丧母。张伯驹心知溥儒急需用钱，有心借机求购《平复帖》但又觉得这是乘人之危，非君子所为，于是请教育总长溥增湘出面，主动借溥儒一万元，以资周转。
曾有一个白姓字画商人事后透露，当时有日本人欲购得此帖，出价便是20万。
但溥儒被张伯驹的诚意打动，自动降价，表示“我邦家之光已去，此帖由张丛碧（张伯驹号”“丝碧”）藏也好。”《平复帖》只要四万元。
张伯驹购得《平复帖》，夜不能眠，灯下看了一遍又一遍，激动得流泪，写下这样一行字：“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谁能想得到？
后来他竟将此帖连同其他一百多件宝物全部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另外，还有一件国宝级的宝物不可不提。
该国宝就是有“天下第一画卷”之称的《游春图》。
《游春图》为隋代画家展子虔所绘。
前面说了，故宫博物院仅仅因为“隋人《出师颂》”是隋人作品，也不管这个“隋人”是名家还是无名人氏，不惜豪掷千金回购，则以展子虔在隋朝史学地位和艺术地位之尊，其《游春图》不知比“隋人《出师颂》”高出多少倍了。
而和“隋人《出师颂》”一样，展子虔《游春图》也是“末代皇帝”溥仪通过溥伟偷运出宫，变卖于民间的。
1945年，《游春图》落入了北京琉璃厂古玩商马霁川手中。
古玩商和收藏家不同，古玩商重在“商”字，说穿了，就是倒买倒卖，在一入一出中赚取差价，瞒声发大财。
果然，1946年，张伯驹就听说马霁川准备把《游春图》卖往海外。
张伯驹急得不行，直奔马霁川家，进门便是一声吼：“《游春图》可在你手中？”
马霁川咧嘴一笑，狮子大开口，说：“这《游春图》举世无双，是真正的国宝，如果卖给洋人，少说也得 1000 两黄金。您拿出800两黄金，画就交您了。”
十几年来的收藏，张伯驹已耗尽万贯家财。
况且，这之前不久，他刚以110两黄金买了范仲淹的《道服赞》，家中已空无余财。
张伯驹悻悻而归，辗转反侧了好几个夜晚，只好厚着脸皮，前往故宫博物院央求：“你们去买下来吧……”
但几日过去，故宫方面毫无回应。
迫不得已，张伯驹便到琉璃厂一家家店铺里发话：“《游春图》是中华文化瑰宝，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我张某人决不轻饶他。”
马霁川看见张伯驹使出这种“流氓”招数，气又气不得、笑又笑不得，只好主动找到张伯驹，说：“你出220两黄金，画就给你了。”
这已经是大降价了。
但张伯驹囊中如洗，拿不出钱。
怎么办？
张伯驹咬牙根咬痛了一个夜晚，狠起心肠，把自己住的宅子给卖了！
张伯驹的住宅地处弓弦胡同，占地 15 亩，原为清朝太监李莲英私邸，有四五个小院子，种满了花草、果树，极适合追求雅致生活的人居住。
观复馆馆主马未都估算，这个宅院若搁到现在，光拆迁就得一个亿！
张伯驹捧着卖宅子得来的220两黄金大步流星地扑往马家。
马霁川看着金子，露出“奸商”本色，说这黄金成色不好，要再加20两。
张伯驹欲哭无泪，只好回家跟夫人潘素哭闹，要夫人卖首饰凑足20两金。
潘素起初不肯，张伯驹就象小孩子一样，躺在地上耍赖。
最终，张伯驹通过卖住宅、卖首饰，才买回了梦寐以求的《游春图》。
回头，却又将之捐献给了故宫。
为此，文化部专门给他颁发了一张奖状。
“难道您耗尽家业，就为了得到这样一张奖状？”张伯驹的一位至交非常不理解，当面这样问他。
张伯驹洒脱一笑，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可叹的是，张伯驹前半生风光显赫，后半生却并不如意，尤其在那段特殊岁月，一没有北京户口，二没有粮票，靠亲朋接济度日。
1980年，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张伯驹醉心于北京戏曲、北京昆曲的研究。
1982 年正月，张伯驹患病，被送进北大医院，和七八个病人挤在一间病房里。
家人想换安静一点的病房，却因级别不够被拒。
2 月 26 日，等到女儿张传綵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已经离开了人世。
张伯驹病逝时间是1982年2月25日，临终前，写了一首七律诗和一首《鹧鸪天》词。词的最后两句是：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张伯驹好友周汝昌是这样评价他的：“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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