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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受访对象简介：
吴德广
1965年进入外交部，曾任国宾接待处副处长、礼宾司政工参赞，中国驻马来西亚古晋首任总领事。
鲁培新
1960年进入外交部。前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任大使，现任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
杨鹤熊
1965年进入外交部。前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中国驻丹麦王国原大使、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原大使。
国礼，见证了外交史上的重要时刻，也记录了国家友好往来的点点滴滴。国礼是怎么送出门去，又是如何迎进门来的？背后又有多少有趣的故事呢？记者为此专访了外交部礼宾司的三位老领导，他们都是曾经亲手收受国礼和送出国礼的人，曾与国礼“亲密接触”多年，就让他们来揭开国礼的神秘面纱。
外交部如何“收礼”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赠送和接受国礼，大都是双方领导人出席，举行正式的仪式，双方交换礼物，互相介绍说明礼物的含义、特别之处，然后欣赏赞叹，把酒言欢。其实现在的外交程序中，这样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了。曾任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的鲁培新，在礼宾司工作了二十多年。他向记者介绍说，礼品最早都是面交，由双方国家领导人当面交换。后来演变成事先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个客厅里摆好礼品，双方的礼宾人员负责交换。此前双方都列有一份制作考究的礼单，每项礼品都列在上面，一目了然。
鲁培新说，我方收到礼品后，就给礼品受赠对象（一般是国家领导人）电话报告一下，说对方送了一个什么礼品，描述一下大概样子。后来礼品交接手续越来越简化，外国赠送的礼品，礼宾司只有极为简单的记录。比如一个代表团来访，整个接待过程会有一份专门的档案，里边就有礼品这一项，什么礼品送给什么人，不过没有图片。
杨鹤熊也是外交部礼宾司资深领导，曾任礼宾司司长。两任礼宾司前司长都对我们提到，礼品的接受、赠送只是礼宾司日常工作中的很小一部分。礼宾司主要负责外国元首来访的接待、宴会招待，我国领导人出访的活动安排等等。实际上很多礼品，领导人都没有看过，因为没有时间。
外交部接受完礼品，处理的时间也很快，大概一个星期就处理完了。赠送给国家领导人或以国家名义收受的国礼，会送到专门的收藏机构。吴德广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曾担任国宾接待处副处长、礼宾司政工参赞。他对记者说，记得当年在礼宾司工作时，周总理对礼品的处理极其严格，指示礼宾司将外宾送给他的礼品直接上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周恩来还多次对礼宾司指示，要把有纪念意义、价值高的礼品集中起来，选择适当场所陈列展览，供国内外人士参观。1981年1月30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成立的国家友谊博物馆，一个主要职能就是收藏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收到的来自全世界的“国礼”。
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杨鹤熊说，外国送的礼品有工艺品，但已不是重头。一般东南亚国家送工艺品多些，欧洲国家很少，美国就更不用说了。日本、韩国等国家会送一些音响器材、电视机等电子产品，每次收到这样的一批礼品，国家领导人一般会转送给学校。
国礼除了赠送给国家领导人，随团访问的工作人员也会得到礼品相赠。作为外交部尤其是礼宾司的工作人员，当然会在外事活动中遇到这种情况。外交部对此有明确规定，接受的礼品无论价值大小一律上交。“除非是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工艺品上刻着我们的名字，还有一些小巧的手工艺品，比如马来西亚赠送的贝壳制品的摆件，也不值什么钱，才会让人当场领走。”鲁培新说。
对于收上来的礼品，外交部每年会集中处理一次。“像我们这样经常出席外交活动的人，当然名下的东西会很多，派克金笔啦、手表啦等等，大大小小列了一堆。我们唯一能有一项小小的“特权”，就是优先在自己名下的清单里挑一样东西。不过注意，不是白拿，是优先购买。”杨鹤熊笑起来。“价格大概是市场价格的几分之一。”鲁培新也说自己因这个“;福利”买过日本的相机、摩洛哥的地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高档货在中国还十分鲜见。挑完之后，其余的东西就处理给外交部的其他同事，每人一件，通过抓阄的方式认购。
2007年3月26日至28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率中国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出席2007俄罗斯（中国年）开幕式，并向普京总统赠送国礼中国名茶太平猴魁资料图片
来而不往非礼也，送什么？
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重视“以物传情”，礼尚往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送出的国礼究竟有多少？对此几位资深“;老礼宾”，都回答说很难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因为全国党政军各部门、各省区市也都会对外送礼，外交部无法一一统计。有资料称，我国送出的国礼数量，恐怕比收到的要多得多。
一般送礼有以下几种情况：我国领导人与各国领导人互赠；我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对方国庆庆祝活动赠送礼品；有外国领导人或政府代表团访华赠礼后，我国还要回赠；我国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要随行带去一些礼品。送礼对象中往往还包括对方国家的翻译和接待人员，各级别都要送到。
中国的文化艺术博大精深，各种手工艺品巧夺天工，成为最初国礼的首选。雕漆、陶瓷、景泰蓝、牙雕、刺绣等工艺品是礼单中的常客；丝织、湘绣、描漆和陶瓷的中苏领袖像也时常被列入，其中毛泽东纪念章特别多。到了1952年，礼单中开始出现贴有毛刘朱周、全国名胜风景、国庆观礼、建设成就、外国来访代表团在华活动等照片的像册，以及邮册、诗笺谱、檀香扇、年画、民间剪纸、绸缎等。礼宾司以前还经常送出茅台酒、龙井茶招待外宾。
送礼也要因地制宜。给非洲国家送手工艺品，不如送一些实用的东西更好。鲁培新回忆，以前也送给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一些电器，比如熊猫牌的电视机。另据杨鹤熊介绍，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也向外国送过中国自产的电脑等数码产品，例如送给古巴、委内瑞拉、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一些轻工业的产品，比如衬衫、手表等也很受欢迎。出访时，这些往往作为赠送对方翻译和接待人员的礼物。在八九十年代，礼物中开始有一些画册。送画册，也是向欧洲国家学来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当代中国在科技文化经济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印刷得非常精美。
另外，送国礼也要做调查研究。外国人喜欢赠送照片给中国领导人，但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习惯。不过这也启发我方礼宾人员，定制了一些专门的国礼。比如仍选择送传统的刺绣工艺，但就不拘于松鹤、熊猫等传统图案。杨鹤熊介绍，一次阿拉法特来中国访问，当时中方就送他一幅绣像，极为精致，也非常像阿拉法特本人。阿拉法特看后欣喜溢于言表，当场亲吻了一位中方礼宾司的女处长，表示感谢。
这种特制的礼品往往收效颇好。比如2009年奥巴马总统来访，中方赠送给他的国礼是一幅刺绣作品《奥巴马总统合家欢》，工艺出自著名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沈秀”。胡锦涛主席用十多分钟的时间如数家珍般地向奥巴马介绍作品的创作过程与艺术特色。奥巴马一家人的绣像栩栩如生，工艺巧夺天工，令奥巴马非常感动，惊叹不已。杨鹤熊也说，因为像刺绣这样的工艺很费时，往往需要提前半年就要做好准备下好订单。
送什么选好了，那怎么采买呢？对这个大家关心的话题，杨鹤熊也向记者详细解惑了一番。在外交部并没有一个专门负责采买的机构。因为每一个出访团的目的、需求都不同，当代表团的日程提前定下来，就会根据去访国家的情况来确定送什么。我方工作人员会和中国驻该国的大使馆沟通，因为他们对当地最了解，问他们希望我们送什么，使馆人员给出建议。有时还会问询外交部主管该国的地区司，比如美国，就请美大司的工作人员提出意见，最后再综合到礼宾司，酌情拟定礼品清单，上报给外交部上级领导过目审定。等批复下来了再去买，这些都是一次任务采买一次。
有资料显示，新中国初期，我国尚无工艺品加工的国营企业，礼品往往由外交部工作人员临时到市场上搜寻，或从古玩商手中收购，在相关的记录档案中，甚至常可见到“讨价还价”一词。
有档案资料记录了新中国初期的一次送礼。1952年8月，周恩来率团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联外长谈判，讨论中苏关系的重要议题。8月19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发回电报，要外交部迅速筹办一份礼品。外交部接到电报三天内，即拟定了礼品方案，电报周恩来。但周恩来回电说“礼品不够大方精美”，并再次指示礼品的种类、购买款项等事宜，还具体指示“请郑振铎等同志协助”。外交部立即抽调人员，兵分三路，赴上海搜购绣品、瓷餐具等，赴天津选购地毯，在北京也到处搜购，并“配垫制匣等装潢”，特邀专家协助写礼品说明。十八天后，两架中国民航货机将这批价值3.5亿元（旧币）的礼品送往莫斯科。档案特别提到：“注意与商人特别是古玩商磨价钱，很多礼品打了九折，个别如碧玉洗原要5400万元，磨至4500万元。”
精心筹备，
避免“礼多人也怪”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礼多人不怪”，但这句话也并非百试不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还缺乏外交经验，送礼也送出过问题。
1953年4月，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就发回一份“关于出国代表团赠送礼品问题的报告”，提出送礼“大有改进的必要”。这份报告称，两年多来，各代表团携带的礼品大同小异，重复率太高；又未能前后照应和按照各代表团性质之不同、代表团成员身份不同而对礼品的质量、数量及赠送对象等有所选择，使得礼品的赠送既千人一面，又轻重不分。
报告中详细举了一个例子：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曾送给匈部长会议主席拉科西一些礼品，其中有一株象牙白菜。拉科西夫妇视之为非常珍贵的礼品，异常爱惜，向贵客展示时都小心轻放在地毯上，生怕摔坏了。但后来不少代表团到匈牙利，都带来类似的礼品，因此“匈牙利的同志也就感觉很平常了”。其他如景泰蓝、丝织风景画、刺绣、绸料等，“有些匈方的负责同志已得到类似的礼品不下四五份、六七份，甚至更多。”
鉴于这些问题，驻匈牙利使馆建议：出国代表团的礼品最好有计划地统一于一定的专门机构进行准备，根据代表团的性质、任务、成员身份和准备送礼的对象而有所选择和区别；礼品应尽可能简化，选择有纪念性质和富有宣传效果的为好，如锦旗、丝织或刺绣领袖像、年画、照片、画册和书籍等；成员身份不高的一般代表团不必带贵重礼品，只须带些小的手工艺品和明信片作为临时性的赠礼即可。
可见，“送礼”也是在外交活动中慢慢摸索出规律的。鲁培新和吴德广就给记者讲述了两人共同经历的一次效果非常圆满的“送礼”。
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这次活动意义重大，为准备赠礼方案，吴德广和鲁培新等相关人员绞尽脑汁。考虑到不少老一代日本政治家对中国文化造诣颇高，于是他们向部领导建议，一是请我国一些著名国画家画些国画；二是请篆刻家为每位首相刻一枚印章。两件礼品既贵重，又高雅。这个建议得到了江泽民的肯定。
外交部徐敦信副部长当即邀请黄胄等十多位著名的画家，到钓鱼台国宾馆商讨此事。会上外交部有位同志说，总书记访日，几千元送礼定额不够，请画家帮忙献画。黄胄幽默地回应：“一幅画价值无价，相当于用一辆卡车拉的物品。”大家听了都笑了。他接着对画家们说，这是国礼，请大家一定认真对待，画出水平。既然是国礼，就不应向外交部要一分钱。画家们也很高兴，作品作为国礼赠送，也是一种光彩。他们也提了两个小小的要求：以外交部的名义给每位画家颁发一张证明作品作为国礼赠送的证书；赠送仪式上，请江总书记和日本前首相共同举画拍照，照片送给画家们留作纪念。外交部当然应允了要求。
4月8日早8时，江泽民总书记在日本迎宾馆和风别馆，邀请福田赳夫、铃木善幸等六位日本前首相共进早餐。他们都是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人。早餐会上，江泽民向各位前首相赠送了画和印章，并和他们逐一打开名作欣赏，印章上刻着的是首相们的中文名字。这些特意准备的精心之作，让前首相们兴奋不已，赞叹其艺术价值甚高。鲁培新还记得，田中角荣因患中风，行走不便，说话也很困难。江泽民亲自前往他的住所看望，并赠送了画和印章，让田中非常激动，热泪盈眶。鲁培新和吴德广都肯定这次送礼的效果非常好，为江总书记的访日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国礼怎么送？大有讲究
送礼大有讲究，外交部有无明文的规定呢？据有关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的礼尚往来完全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针对这种情况，从1950年12月7日至1951年1月10日，外交部一连制定了“新年及圣诞节收授礼品及祝贺办法”、“收授私人礼物原则及办法”共三个内部规章，通报各驻外使领馆和“外交部各单位干部”。
这三个规章要求：“我驻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使领人员，倘遇驻在国的朋友普通公民或政府官员以私人名义邀请赴其住宅作客时，倘宴请日子为节日或主人生日，应随身带些礼物送给主人。”审批过程中，后有领导在这一表述旁加上：“驻外人员在资本主义国家……被邀请时，亦应送礼品。”对于收授礼品，外交部当时也作了相关规定，十分详细：“原则上我方不主动送，但如对方送来我们必须答谢。部长、副部长还送贺年片时可考虑附相应礼品，但也可不还礼，其他干部则可不必还礼。我们不过圣诞节，故无论以圣诞或新年祝贺均于年底以贺新年名义复之。”
吴德广表示，他自己总结的经验就是，首先要重视国礼的政治意义。三位“老礼宾”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件“好礼”，看来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1995年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时，江泽民主席向联合国赠送的“世纪宝鼎”。这尊高2.1米、鼎座高0.5米的巨鼎被安放在联合国大厦北花园的草坪上，既展现了中华古文化的源远流长，也象征了团结、统一和权威。杨鹤熊风趣地提到，“鼎”还谐音“顶”，“顶中国嘛”。这件国礼大气厚重，意义深远。其次是尊重各国的礼俗，送礼要注意他国的种种禁忌。比如向伊斯兰教国家赠礼，禁忌赠送酒类礼品，尤其是烈性酒。
鲁培新也概括了送礼中的三个误区。一是避免送礼过多，你送我也送，太重复。二是日常外交活动中，避免太贵重的礼物。每个国家都有规定，达到多少价值的东西都要上交，实际上受赠对象本人也拿不到礼品，倒不如送一些有意义的或者是实用的东西。三是忌讳体积过大。尤其对一些来访的外宾来说，太大件的礼品也不方便携带。
归根结底一句话：外交无小事，送礼有学问。
国礼背后的故事
来自月球的国礼
1978年，美国总统卡特的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块小指尖大小的月球岩石样品，只有1克重。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块超微型月岩的情况。看来，卡特打了一个哑谜。华国锋对这块奇石很感兴趣，让中国科学院设法弄清其来历。中科院很快找到了天体化学家欧阳自远(现任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于是1克月岩被切成两半， 0.5克用于研究，0.5克给北京天文馆保存，成为后者镇馆之宝之一。欧阳自远组织了一个三十多人的团队对月岩样本攻关研究。后来不仅确定了岩石在月球上的具体方位，还认定它是“阿波罗17号”所采集到的样品，让美方深为惊讶佩服。
王光美的红宝石项链
1963年4月份，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访问东南亚。4月 24日，王光美到海里游泳，把挂在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掉到海里了。王光美很着急，项链是临出国前向外交部礼宾司借的。缅甸领导人吴奈温知道后，送给王光美一条红宝石项链。刘少奇和王光美坚决不要。吴奈温说：“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不讲究接收礼物，但是中国国家主席夫人的项链掉到我们缅甸海里了,那么我们应该赔—条，而红宝石又是我们缅甸的特产，就当作是我们缅甸赠送给中国国家主席夫人的礼物，这也是我们的光荣。”当晚宴会上，王光美就戴上了这套红宝石项链。回国后，王光美马上把这条项链上交有关部门。
日本人开创“推销外交”
1955年，索尼公司设计出世界第一款量产型晶体管收音机，却在国际上寂寂无名，无法打开销路。面临绝境的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突然“异想天开”，找到了当时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希望首相帮忙推销产品。不久，岸信介利用出访欧洲和中南美洲的机会，把晶体管收音机塞进了原来只有日本画、银制香烟盒、袖珍袖扣的首相礼单。很快，72台索尼公司生产的晶体管收音机一一送出，索尼随即大获成功1959年，日本的收音机产量达762万台，跃居世界第一位。摘自《文史参考》，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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