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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男女逛公园 有个女师大的学生，未经家长允许，竟和别校一男生去逛了公园。她父母知道了，找到学校大吵大闹，指控校方“管教不严”。那位封建死板的校长“老小姐”，像泼妇一般斥责女生：“太不像话了！”鲁迅先生赶巧经过。得悉原委，诙谐地说：“现在风和日丽，有这么两位青年学生，一块逛公园，有什么不好?那些公园，年轻人都不准去逛，难道都得等到成了老头子、老太婆方能去逛吗?” 围观的女生纷纷低头偷笑，男生则跟着鲁迅朗笑，唯有“老小姐”校长哭笑不得。 不许“失恋” “啊呀啊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风在北京的上世纪20年代盛行一时，“诗哲”徐志摩正好追求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林长民的千金林徽因。然这位志摩心目中“压倒群芳的红玫瑰”终归因他没有“小汽车”而离他远去了。 据此，鲁迅先生替徐志摩做了一首“拟古人打油诗”：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晨报副刊》总编刘勉见稿已发排，付印时抽掉了这首“诗”，说：“实在要不得！”责编孙伏园因之愤而辞职。事后，先生摸着胡须说：“像我们这样有胡子的老头子，真的连失恋都不许失了！” “我的戒指呢” 1936年，鲁迅先生拜访了日本友人鹿地亘及夫人池田奉子。谈及诸多古今中外关于冤鬼的话题，因有池田奉子在座，先生又谈及女人的死。他说： “女人自杀，近来往往吞咽金子等东西。因为金子是重的，停在肠里引发肠炎。这种自杀，因为不是直接的，而是由炎症而来的死，很费时间，所以有的人弄得不愿死了。医生用使金子和排泄物一同出来的方法救治。女人等到痛苦停止了，最先查问的事是：‘医生，我的戒指呢?’” 话音未落，逗得鹿地亘夫妇都大笑不止。 “精神贩子” 女作家萧红，一次在鲁迅家里碰到一个高瘦个短头发的陌生客人。鲁迅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做生意的。” 饭后，“商人”谈起《伪自由书》、《二人集》等文章，见解深刻，谈吐不凡。“这位儒商是干什么的呢？”萧红一时很纳闷。 几天后，发觉这位“商人”经常晚出早归，“神经兮兮”的。 一天晚上，“商人”身着长衫，手提一只小箱子和大家告别而去。鲁迅问萧红：“你看，这位商人是做啥买卖的？” “不知道。”萧红支吾着应道。鲁迅笑了，地说：“他呀，是一个贩卖私货的‘精神贩子’――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文艺评论家冯雪峰同志。” “……” 关于名字的风波 鲁迅字豫山，谐音“雨伞”，怪难听的，遂改为豫才。1901年，鲁迅作监学时，一同事问他：“豫才先生，你怎老写别字，‘豫’与‘预’相同吗？” 鲁迅答曰：“前者长辈取意‘豫章之才’，可我还得预备呢，故取后者。” 在日本求学时，鲁迅的名字“树人”被人误写为“孺人”，鲁迅幽默地说：“我变成官太太了（清政府时六品官之妻为孺人）。我即便做女子，也不愿做官太太，还不如称我为孺子，虽为乳臭儿（日语孺子为乳臭儿），也比官太太强。”一同学开玩笑说：“孺子可教也。”众大笑。 由于国民党当局查禁，鲁迅不时更换笔名。一些嗅觉灵敏的读者，《申报》到手，先看副刊，速找“花边”，他们能“尝”出文章的味道。稍有像鲁迅笔调者，急急剪下藏之，慢慢揣摩，以致把许多别人的文章都当成鲁迅的而大喊乱叫，竟至于当时卖旧东西的货担上的《申报》十有八九是剪过的。鲁迅得悉后，冷笑不已。 “诗人”吴佩孚 鲁迅从报上看到一则趣闻，说吴佩孚“大帅”战败后，逃窜到河南“西山”，竟悲天悯人，大做起什么狗屁诗来。 第二天，鲁迅在北大讲《苦闷的象征》时，出口成趣地举例说： “如像‘吴佩孚’秀才，当他横行洛阳屠杀工人时，他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诗’；待到登彼西山，赋彼其诗之时，已是被迫下台，‘日暮途穷’了――岂非苦闷也哉？！” 话音未落，学生已是哄堂大笑。 新药与“药渣” 国民党为适应其反革命的政治需要，总是不断地更换舆论工具。鲁迅先生为了让们明了这种“新药”背后的伎俩，讲了一则古书里的寓言： 某朝某帝时，宫女们多数生病了。许多御医都看过了，总是难以治愈。最后来了一个奇特的名医，开出的神方是：壮汉若干名。皇帝没办法，只得照办。 几天之后，皇帝亲自去察看，见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却另有许多瘦得不成人样的男人，全都俯伏于地，像堆烂泥，动弹不得。 皇帝大惊：“这是些什么东西？”宫女们嗫嚅答道：“是药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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