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虹儿 四年前，我刚毕业就进入苏南一家新建的台资医院工作，当住院医师。这家世界500强投资的医院空间很大，环境很好。一般来的病患都是其他医院不太愿意接收的，不是住院时间比较长，就是病情比较重。 冬至之后就到了慢性病的易发时期，医院里悄然地忙碌了起来。每个住院医生手上从平均管6个人变成了10个以上，而且多为年纪大的病危患者。所以，有些中途需要送去重症监护室（ICU）留观。当然，进了那里自然是凶多吉少。平时ICU里只有两三位老师来回倒班，他们急缺人手，所以我就“幸运”地被部长派去支援了。 ICU在住院楼的三楼，就像一个“小迷宫”，有专门的家属通道、医护通道、手术通道。病房里有一个自南向北贯通的工作区域，是一个中转站。它与更衣室、谈话室以及膳食间的通道相连。宽阔的工作台上安设了监控和门禁设备以及各种不同功能的电脑，负责实时监控的、写病历的、护理监护的、财务记账的一字排开。库房里有各种功能的呼吸机和便携式B超仪。隔离病房拥有开展小型手术的条件。 站在工作台前，直接就能看到4排病床，每排4张床，依次编号，但没有4床和14床，台湾人对“4”这个字眼很是忌讳。左手边还有三间独立的隔离病房，有很大的窗户方便观察隔离患者的一举一动。 ICU里整个环境都是全封闭的，没有窗户，只能靠各个显示屏角落里的时间来分辨是白天还是黑夜。而睡在病床上的人，区分昼夜就是靠灯亮和灯灭。在里面时间待长了，生物钟会乱，所以他们的睡眠也并不是那么规律。若能准时下班，大家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外面去，哪怕是看看冬天的冷雨，也比这里的气压松快很多。 虽然楼下有便利店，但护士长还是为大家配了电饭煲、微波炉、迷你烤箱、咖啡机，以便饮食无法规律的我们随时可以让胃得到慰藉。值班室里有独立卫生间和淋浴房，但“风水”不太好，睡在里面常常会“鬼压床”。 接到“派遣令”后没多久，我卷着自己的“家当”，开始去ICU“看门”。 1 我去的时候，ICU共有五位入院半年多了的“常驻户”，住在中间两排病床。“猪头”便是其中一位“业主”，长期躺在6号床。 猪头入院和我入职这家医院，几乎是同期。从秋天开始，因为周末偶尔去ICU值班，我认识了猪头和他的妻子。 “猪头”是妻子小陈对他的昵称，因为手术剃了个光头，妻子便开始唤他猪头。他的身材高高大大，面相带着些江南男人的温文尔雅，一口流利的“浙普”让我印象深刻。每次给他做治疗或者检查，他都恭敬得很。 我打开他的病历，主诉里写着：“鼻咽癌术后半年，突发意识不清3小时”。可他才36岁。 他的手术是半年前在其他医院做的，身体恢复得不错。术后坚持边化疗、放疗，边照看自家生意。没过多久他就经常头痛，可老婆一人忙不过来，他便硬撑着不说。直到有一天早晨，他突然在家晕倒，需要立即抢救就直接推进了ICU。从那时起，他妻子就关了门店，一心一意照顾他。 重症室有别于普通病房，每天只给家属下午三点半到四点共半小时的探视时间，并非时刻都可以随意进出。每次到点了，家属们就在家属通道前排好队。开门后井然有序地穿戴好帽子、口罩、鞋套和隔离衣。进来后，大部分家属会帮患者擦擦身子，按摩按摩，或者是喂点果汁、汤水，开点“小灶”，每天按时来到点儿走，偶尔与我们单独交流一下病情。 而猪头的妻子每天三点就在门口等候，到别的家属都散了，还在床前给猪头擦洗。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夜半三更来按门铃，重症室里的患者家属也就只有她一人能有这样的“特权”。 过了大约半个月，我发现没有其他家属来探视他，就对他们夫妇更好奇了。后来听护士长说起，原来猪头是浙江人，家里很穷，父母又早逝，自己来苏南做生意，靠自己白手起家。他老婆跟他是同乡，是他们当地的富家小姐。当初两人能在一起颇为不易，老婆断绝了与家里的一切来往和他“私奔”，开了一家小公司，做小商品生意。结婚五年多了，他们还没有孩子。 所以，在这个城市，他们的亲人就只有彼此。护士们对这孤零零的小俩口很是同情，就对她的频繁来访睁只眼闭只眼。 我对他妻子的印象很深。浓眉大眼，皮肤白皙，浓黑的长发直垂到腰间，略施粉黛即是标准的江南美女。她很礼貌，每次都先来跟我们打招呼，大致地询问一下猪头当天的病情，还经常给我们带一些咖啡或者点心。比我年长的她，很客气地让我直唤她“小陈”。 从我开始接管猪头之后，他的病情就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神志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因为鼻咽癌复发合并脑转移，头和脖子变得越来越肿，远远地看去有些肥头大耳的，更像“猪头”了。 但在小陈眼里，猪头依然还是那个当初跟她约定一生一世的帅小伙儿。 有一天，猪头的意识还算清醒，眼睛可以睁开，小陈来探视的时候带了刮胡刀和电动推发器，打算把他收拾得利索一些。 征得我的同意后，她去值班室打了一盆热水放在床头的柜子上，将毛巾在热水里泡软后拧干，又轻轻抖开，叠成一个小方块搭在猪头的下巴上，温情地看着他的脸，手抚着他的头发轻按他的头皮，问，“舒服吗？” 猪头眨巴眨巴眼睛，眼里泛出一层水光，慢慢地把右手挪到妻子的手边，轻轻地握住她的手指。小陈瞬间眼泪就下来了，手却没停，拎起毛巾丢在热水里，将挤好的泡沫均匀地涂在猪头脸上，拿起刮胡刀轻柔地刮起了胡子。 整个过程中，猪头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小陈。 待刀落，小陈又上推发器。她笨拙地拿着推子，一厘米一厘米地朝前推，时不时停下，检查自己有没有把头皮划破。随后她又换了块毛巾，把猪头从头到脚擦拭了一遍。 完成时，猪头的两个耳朵完全露了出来，少了些颓气。 我们自觉地退到工作台边，给他们夫妇二人一些独立的空间，谁都不忍心打扰。 2 第二天早晨，我们查房时走到猪头床边，发现他还没醒。我快速地拍拍他的肩膀，同时大声地呼唤他的名字，再用手压压他的眼眶、挠挠他的脚底、掐掐他的小腿肌肉，毫无反应。他陷入了深昏迷状态。 我立刻让护士给猪头挂上减轻脑水肿和颅内压的甘露醇。一般人挂个半小时也就能醒过来了，可他挂了近两小时也没见意识恢复。 更让人害怕的是，猪头的氧饱和度突然下降，胸廓呼吸的起伏越来越微弱，监护仪发出了急促的报警声。呼吸功能忽然衰竭，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我立刻冲到工作台前打电话给小陈，告诉她猪头有病情变化，我们需要紧急气管插管，让她赶紧来医院。另一边，老师和护士们已经开始抢救。 我赶忙去托着猪头的头，把嘴巴侧着朝右拉开气道防止误吸，护士配合我帮猪头吸痰，护士长又急匆匆地递来切开缝合包。老师飞快地拆包、装好刀片，选定喉结下方的一个点，麻利地切下去，把管子插进去大概十几公分，立马接上球囊开始人工呼吸支持。 也就在这时，小陈赶到了。 我出去向她交待进一步的情况，“他的呼吸功能受到了影响，可能后面只能依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 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整个人都在颤抖，只有眼泪扑簌簌地往下落。我把她带到谈话室，给她倒了杯温水，抚了抚她的肩膀，顿了顿又说，“他的情况不是很乐观，可能要有点思想准备。”她沉默地流着泪，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 当我再回到病房时，猪头的红色警戒已经解除。监护仪开始平稳运转，呼吸机已经立在床边，中间的压力柱有节奏地上下起伏，猪头的胸廓也恢复了呼吸的节律。 我们与路过的死神打了个照面，擦了个肩，如同赛场的裁判给了我们一张黄牌警告。 根据当时的情况，手术、放疗、化疗都不合时宜了，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争取让红牌下来得晚一点。猪头的复查头颅CT从之前的每周一次改为每两天一次，抗生素从普通型改为广谱覆盖型，血气分析从一天一次改为随时抽检。 然而，猪头的病情越来越糟。CT显示脑转移的病灶直径，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增宽，部分有功能的脑部区域受到压迫，随时都有移位的可能。这也就是我们最害怕的并发症——“脑疝”。监护仪上显示的血压也逐渐下降，我们害怕他突然出现休克。他的嘴唇和甲床颜色都是暗红色的，抽出来的动脉血也丝毫没有鲜红的样子，体内缺氧缺得厉害。 这些问题，随时都会危及猪头的生命。 再顽强的抵抗也抵御不了病魔的碾压，从猪头陷入深昏迷后，头骨也开始被肿瘤细胞侵袭。不知从哪天起，脑门儿上凸起了四五个青紫的包紧紧地挨着，每个都有土豆大。眼皮子肿得上下都合不拢，大大的灰青的眼袋坠在下面。再加上双侧脸颊延续到脖子也是浮肿得特别厉害，用手指轻轻一按就是一个深窝窝。 猪头，成了真的“猪头"。 那天，我照常去带猪头做CT。在操作间看着一帧帧灰白色的脑仁儿逐渐显示出来：中间的蝴蝶黑影十分宽大，边上灰白色的脑实质被压得越来越狭窄——颅内压肯定是很高了。形象一点说，脑子本是嫩豆腐，硬是被压成了老豆腐。 其实我们之前就预估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好请神经外科医生来帮忙做个小手术。也就是在脑壳子上钻个洞，用根管子插进去把多余的水放出来，这样脑子里的压力会减轻一些。回去的时候，前来会诊的老师已经看过传过来的CT图像，与我沟通打算立马手术。 我打电话给小陈告知情况，同时请外科老师向她进一步说明急诊手术的风险。小陈同意外科医生先给猪头做手术准备，说自己马上就来医院。 外科医生拿了把电推子，把猪头的头发剃了个干干净净，护士从手术通道直接把他推入了手术室。我把手术同意书打印出来，那时候小陈也正好赶到。我再次与她交待了猪头的情况以及急诊手术的风险。 当我跟她说到“脑疝”这个已经反复与她提及过的词时，她又开始紧张了，看着同意书上的内容问我，“做了也可能脑疝，不做也会脑疝，对吗？他会不会直接就死在了手术台上？” 这些话问得我一时语塞。可当时除了动这个小手术，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这个减压手术至少可以暂时延长他的生命。 最终，小陈在同意书上签了字。我通知外科医生，家属同意，可以开始手术。 半个小时后，猪头就被推回来了。他头上多了根管子，头顶光溜溜的，远远望去仿佛一只插着吸管的青椰 3 我们把猪头安顿好，才喊小陈进来看他。猪头的意识仿佛回来了一些，眼睛依然微歙着，不知能否感受到外界的光亮。小陈轻抚着他光溜溜的头，呜咽着说，“受苦了，受苦了……” 我能明确地感觉到，猪头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在旁边看着，心里很不好受。 我到重症室常驻之后，猪头的病情一直在走下坡路，我们每天的工作只是让他走的坡道变得缓一些，不至于太快坠入悬崖。 可小陈对他还有期待，只是她内心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卑微——早先是希望猪头能康复出院；后来变成能躺在病床上与她说说话就好；到了现在，哪怕是眼睛睁开一条缝，她也会开心得不能自已。 然而猪头脑袋里管理睡眠觉醒的“部门”早就被癌细胞火烧了，谁都无法估算出猪头到底什么时候会略微清醒。小陈因为害怕错过，作息跟着猪头转，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一直呆在猪头床边。她给他放他们一起听过的歌，跟他讲以前的故事，把他的手指甲、脚趾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为他的四肢做超长时间的按摩。 由于作息紊乱，小陈原本白皙的脸上坠着两颗大大的黑眼袋，日渐消瘦。我与她说话时，她都答非所问，仿佛灵魂被人从身体里抽离了，整个人变得麻木迟钝。她总当猪头是醒着的，常常与他对话，而猪头却躺着一动不动，眼睛从未睁开。那些话仿佛自言自语，消失在空气里。 有一天我坐在工作台前，看着那五位常驻户发呆。目光扫到猪头的时候，感觉他脸色显得格外红。一测体温，超长的“滴——”之后，耳温枪显示42℃。 我立刻让护士开始给他物理降温，把药换成更高级的抗生素，也没能止住体温上升的趋势。几个小冰袋冷敷完全起不到作用，只得拿出冰毯给他盖上。6小时过后，猪头的体温才稍稍下降了些，但耳温依然有40℃上下。 看来是他脑袋里管体温的“司令”出了毛病，那其他几个“司令”还能好？我的心都悬起来了。因为我深知这些深居延髓掌管命脉的老家伙们脾气都很差。一旦出现脑疝，“司令部”被毁了，他们就会立马撂挑子不干。 猪头的体温一直都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司令部摇摇欲坠，生命体征难以维系。双黄牌警告后，红牌罚下的期限也不远了。 那天深夜，小陈正趴在猪头的床前打盹。猪头床边所有的仪器一瞬间都开始嘟嘟嘟地报警，顶端的红灯闪烁不停，仿佛停满急救车的大型事故现场。我们从值班室冲出来，拎起听诊器，拉起帘子，迅速开始抢救。 我撩起病员服，右手两指定位到胸部中间偏左的位置，左手掌根迅速到位，右手紧贴左手背，十指紧绷，双臂垂直，双腿跪在床边，立即开始胸外按压，抬眼紧盯心电监护仪上心率变化，注意按压节奏，嘴里默念着101，102，103…… 可CPR（心肺复苏）轮替了三人不间断地按了4个循环，去甲肾上腺素间隔推了3次，心电图依然低平。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我把小陈喊到一边时她都没还没反应过来，但能听见我告诉她，“目前我们的所有抢救措施恐怕都无法挽救……” 我把沟通单打出来给小陈签字，上面写着“患者病情危重，经积极抢救仍无明显好转，随时有死亡风险。特与家属交待病情！”她的左手接过纸，右手拿着笔，双手不停地颤抖。我强作镇定说出了那句残忍的话，“在签名栏里填上继续抢救，或者放弃治疗。” 小陈愣在了那里，内心不知是慌乱还是绝望。 然而她还未来得及在沟通单上写下抉择，监护仪上的电波成了一条直线。 长长的哔音结束，我们宣布了死亡时间。小陈的魂仿佛才回到自己身上，踉跄着爬到猪头床边，不停地呼唤他的名字。 4 第一次面对病患死亡的我，积极地加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而用尽了自己全身的能量也未能把猪头挽救回来。 抢救的过程消耗了大量体力，当时并不觉得累，所有动作都是靠希望他能活过来的意志支撑着。当一切安静下来，立刻感受到身体和心里的疲惫达到顶点。 而病患在院死亡后还有一堆医疗文件需要完善，是一时半刻搞不定的。 我拖着近乎瘫软的身体去电脑前开死亡证明，手一直在颤抖，连笔也拿不稳。我像一块木头，根本无法安静地思考，对着电脑上的信息，一个字对着一个字地往死亡证明上誊写。写到病因推断时，只能倒着从“C：多器官功能衰竭”开始写到“A：鼻咽癌”。 当我写完，撕下两联交给小陈时，已经全身湿透。 猪头的床头柜里放着小陈早前就准备好的西服和衬衫。作为医生本来只要去完善病历就可以了，不需要料理遗体。可是护士人手不足，而猪头的家属也只有小陈这一个女眷。我也只好深吸一口气，顶住内心所有的害怕和迟疑加入她们。我和另一名护士一起帮忙，把所有的监护电极片取下，拆除所有的管路，把那些有渗出的穿刺孔都缝补好，再用棉球堵住所有的孔道。 小陈要帮猪头擦澡，我帮她打了一盆水，陪在她身边。她用毛巾轻柔地擦拭他的身体，手微颤着，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我拿着纸，一遍遍帮她擦拭眼泪——听老人说，活人的泪水撒在遗体上会不吉利。 我帮着她把猪头从背后费力托起来，穿上衬衫、西服，又把两条腿抬起来穿好裤子、皮鞋，再托起猪头的脖子，看小陈把领带从颈后穿过去，熟练地打好领带，服帖地塞进西装。 虽说在学校学习人体解剖时仔细用手辨识过冰冷的“大体老师”，我却从未直接触碰过还带有体温的遗体。在整个整理遗容的过程中，我的手一直在发抖，后背全是冷汗，心也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 等这一切忙完，猪头的身体已经凉透，四肢也逐渐僵硬。 护士打电话请太平间值班的师傅上来帮忙，和小陈讲了殡葬相关的事宜。师傅把平车推到床边，又将白布垫在猪头身下。我们三人一起用尽力气拽着白布把猪头抬上了平车，小陈站在旁边，不敢靠近那辆“饱经风霜”的平车，只是默默地看着平车上穿着西装的丈夫。 最终，我用另一块白布把猪头的脸盖上。 在盖布的那一刻，我在心里默默地与猪头告别。身旁的小陈突然彻底崩溃，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瘫坐到地上，嚎哭着缩成一团。 我把她扶抱起来，轻轻地拍了拍她瘦弱的脊背，勉强地挤了句“节哀顺变”。 待他们离开，我安抚好其他四位受了惊的“业主”，坐回电脑前继续完成死亡记录，眼神却总会落到那张空空的病床上。 第一次目睹患者生命的转瞬即逝，第一次亲手料理微温的遗体，第一次面对失去亲人家属的悲恸……回到值班室后，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先前的一幕幕不停地在眼前循环往复。全身酸痛难忍动弹不得，四肢冰冷蜷在被子里，眼睛不敢闭上，就这么熬到了天亮。 过了三天，小陈来我这里办理结算手续，一身素衣，右手臂上别着黑纱，人很憔悴。她临走时递给我一个她在寺庙求的护身符和一盒素饼，说话的语气还是和以往一样轻柔。 “年轻人不能沾晦气，保重。” 我看着她的背影逐渐消失，低头望向手里紧握的护身符，又想起了与她夫妇二人打交道的过往，也在心里默念了一句“保重”。 在医院，甚至在ICU里，死亡并不罕见，猪头的故事也并不罕见。他的逝去仿佛一粒石子砸入水中，水面上的涟漪顷刻即逝。 但于我而言，这是我与死神的第一次交手。面对对“死亡”本能的恐惧，以及无法挽回生命的无力感，任何人包括我都会联想，都会害怕这种事发生在自己或周围的人身上。 “死亡”对于医生来说可能是经常要面对的话题。从送走“猪头”到现在，我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临终病患。他们的年纪不同，身份不同，当然去世的原因也各不相同。 常有人说，医生面对死亡是会越来越麻木的。而我却不这么认为。在一次又一次与死神面对面抗争的过程中，我们更明白什么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我们对待家属变得越来越冷静从容，我们希望从每个患者身上都能看到“生”的希望。 在我的医生生涯中，生与死的持久战，才刚刚吹响号角。 *文中案例因为隐私保护的需要已对部分细节进行了模糊处理 本文来源：三明治（ID：china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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