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台湾威震海疆 千古一将永垂青史
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威震海疆的独眼将军，他就是率军讨平台湾郑氏集团，实现中国大一统的施琅。今天请听由毕福臣编写、———播讲的《台湾历史故事》施琅篇第十集：心系台湾威震海疆千古一将永垂青史。
上一集讲到，清康熙二十二年，就是1683年，在朝廷一片弃台声中，施琅经过仔细酝酿，深思熟虑，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单独向朝廷上了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他以力主固守台湾为宗旨，疾呼台湾“断断乎不可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维护国家大一统的思想。第二年，施琅提出的驻军台湾，设官治理的建议，最终成了清廷的决策，可是，此时施琅也萌生了退意。
话说施琅在得知朝廷最终作出了驻军台湾，设官治理的决定以后，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感到无限的欣慰。他倒不是担心会落得姚启圣的下场，而是真的担心朝廷会作出弃而不守的决策，不但让自己的一番苦心付诸东流，更可怕的将来会“酿成大祸”。同时，已经六十有四的施琅在欣喜之余，也想到了“急流勇退”这句话。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写到：臣“屡次俞旨专征，极知深拂人意，灾必逮身。兹岛既平，臣职已尽，若早不引退，将来必为祸阶”。施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自己戎马一生，长年征战海上，仅澎湖海战，双方死伤将士万余人，深信因果报应的他，不免心有余悸，现在功成名就，急流勇退，安度晚年，尽享天伦之乐，是他求之不得的事。然而，康熙皇帝对施琅非常依重，不但认为讨平台湾“施琅之功甚大”，而且，他认为台湾初平，闽台事务繁多，目前，还找不到第二个和施琅一样熟悉台湾情况的人。因此，对施琅请辞的《奏疏》不但没有准奏，而且，传谕：“今台湾新附，海贼荡平，该省近海地方应行事件自当酌量陆续施行，一切事宜可与将军施琅会商”，还特别指出“施琅于沿海岛屿情形无不悉知”。可见康熙皇帝对施琅的依重多么的不一般。而施琅也深感皇上的知遇之恩，仍以福建水师提督之职，镇守厦门。
清廷统一台湾以后，确实面临许多棘手的重大问题。首先当然是台湾的弃留问题，由于施琅适时的上了《恭陈台湾弃留疏》，他的真知灼见拨动了康熙实现国家大一统的心弦，也在许多大臣心中产生了共鸣，所以这一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应该说这是施琅继讨平台湾之后，为国家和民族立下的又一大功，其意义绝不亚于收复台湾。
清康熙二十三年，就是1684年，正月二十七日，在康熙皇上作出永守台湾的决策的同时，他还根据议政王会议讨论的结果，作出了另一与台湾有关的重要决策，那就是“凡明朝后裔及伪官人等，安插直隶、河南等省，但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陈允华，乃贼中头目，不便安插外省，应将伊等近族家口，俱着遣来，编入旗下”。在福建具体负责处理这项事务的苏拜，主张把他们一并“移往畿辅、山东、山西、河南诸省”。施琅在征台时就十分重视对郑氏以及官兵的安置问题，，当他得知这一消息以后，权衡利弊，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移动不如安静疏》。
施琅在《移动不如安静疏》中指出：把郑氏投降人员移驻各省，无异是一种益加扰民的做法。他认为“若一行移驻，其间有眷口者不少，无眷口者亦多，远涉长途，不堪艰瘁；逃匿生患，所不能无。况……沿途搬运，百姓有策应人夫之苦；经过郡县，官吏有备给口粮之费；所到地方，有动拨民房之扰；开垦耕作，有应给牛种农具之资。又是一番苦累”。施琅主张如此劳民繁费，不如就近安插，达到“移动不如安静之为得也”。施琅的这一意见既有利于稳定刚刚回归祖国的台湾军民的人心，又能为清政府节省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自然受到朝廷的重视和采用。于是，康熙皇帝下旨，改变了原来的决定，仅把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明裔朱恒等人令其进京，其余投诚人员回原籍、受职、入伍、归农，各听其便。这不仅使广大的台湾民众免出了搬迁之苦，而且对当时海峡两岸的社会安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确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善举。从中也可以看出，施琅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不仅有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爱国之心，也充满了爱民之心。
清康熙二十三年，就是1684年，清廷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随着朝廷派往台湾的官员陆续到任，请政府在台湾面临的另一问题，就是赋税该如何征收？郑氏政权后期，一切军、政费用皆取自台湾，民众赋税难免过重。苏拜在主持会议讨论对台湾的赋税征收时，所议数目与郑氏时期相差无几。施琅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想朝廷上了《壤地初辟疏》，指出台湾在郑氏时期，“因其人地，取其饷赋，未免重料”。现在台湾回归后，“伪藩、伪文武官员、丁卒与各省难民相率还籍，近有其半。人去业荒”。如果再按原额征赋税，万一百姓负担不起，能“保不酿成地方之祸阶乎？……何惜减此一二万之钱粮哉！”他进一步指出：“臣前之所以议守此土者，非以因其地而可以加赋也。盖熟察该地属在东南险远海外之区，关系数省地方安危。既设官分治，拨兵汛防，则善后之计，宜加周详”。他建议免除或减低台湾赋税，使四民乐业，亿兆欢戴。
在施琅的建议下，清康熙年间，台湾赋税上等田每甲征粟八石八斗，园四石，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六厘，远低于郑氏时期，也低于内地。使台湾人民深得实惠，在其后短短的十几年中，台湾经济迅速，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兴起，推动台湾走上了与大陆同步发展的轨道。
从施琅对台湾的一贯态度和主张上看，无论是在征讨、弃留问题上，还是在善后、治理问题上，他都能够高瞻远瞩，深思熟虑的为谋国家的安危，求百姓的乐业，向朝廷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言，并且身体力行，当属那个时代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施琅率军讨平台湾以后，是否开海通洋成为当时朝廷内外议论的又一重要问题。清政府为了防御台湾郑氏，自清顺治十三年以来，就是1656年，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五省沿海居民被迫内迁三十到五十里，他们失去了世代居住土地家园，许多人家流离失所，四处奔波，遭到了极大损害。不仅如此，沿海各省还派驻有大量的军队，以防郑氏军队侵扰。
施琅收复台湾以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大批裁减军队，以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驻台湾的一万名军队由福建省派驻，并没有增加新的兵力。同时，才有条件彻底解决海禁问题。朝廷派往各省开放海禁的大臣，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清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内阁学士石柱回京奏报说：“臣奉命往开海禁，闽、粤两省沿海居民，纷纷群集，焚香跪迎。皆云，我等离去旧土二十余年，毫无归故乡之望矣，幸皇上神灵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我等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耕获，乐其生业”。后世有人认为，施琅收取台湾为清朝形成康乾盛世提供了重要前提，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清朝统一台湾以后，为恢复自明末以来中断的海上贸易，清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康熙皇帝传谕大学士等官员：开海贸易，可以“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敦促尽快开展海上贸易。同年在福建泉州府所属的厦门港设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叫闽海关。第二年在江苏、浙江、广东也建立起海关，海上贸易从此蓬勃发展起来。
施琅作为封疆大吏，镇守厦门，看到这种情景，当然是十分高兴的。同时，一向深谋远虑的施琅，针对开海，向朝廷提出了防患于未然的《海疆底定疏》，他认为：“四海开禁，船只出入无禁，思患预防，不可一日废驰”。指出：“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他接着向朝廷提出在开海的同时加强对海上贸易的管理，施琅写到：“此时内地人民，奸徒贫乏不少，弗为设法立规，节次搭载而往，恐内地渐见日稀”。“更考历代以来备防外国，甚为严密，今虽与其贸易，亦须有制，不可过纵。……诚为图治长久之计”。有人具此认为施琅这是限制海上贸易的发展，其实，这正是施琅为宁海靖疆，保障沿海数省展界成果不遭破坏而采取的一种稳妥措施。他说：“安不忘危，利当思害，苟视为己安己治，无事防范，窃恐前此海疆之患，复见不远”，是很有远见的。
施琅不仅为讨平台湾，留守台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祖国海防的安全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从收复台湾到清朝中期，我国东南海疆海不扬波，外国侵略势力不敢窥视，海峡两岸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施琅之功是不可磨灭的。清朝人王熙，在赞扬施琅的历史功绩时说：“百年逋寇，不旋踵而灭。滨海居民，复生产者，亡虑数百万。舟师估舶，连樯于万里之外，扬帆往来，若履户庭。遐方宝贝，麇至鳞集，鱼盐蜃蛤之利，充溢闾阎”。把施琅讨平郑氏，海禁解除，沿海居民安居乐业，海上贸易繁荣的景象描写的淋漓尽致。如果说这就是清朝人对康乾盛世的具体记述，应当是事实记录。那施琅收复台湾，力主守卫台湾，对产生康乾盛世的直接影响，当然是功不可没的。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施琅的一生中也不是没有瑕疵，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施琅的恃才傲物构成了他鲜明的个性，早年在郑军中，因恃才而倨，与郑成功之间由小隙，而酿成反目。收复台湾以后，倍受康熙皇上赏识，他也居功自傲，行事好胜，就连福建巡抚也每事曲从，与陆路提督万正色“佯为和好，阴相谮嫉，甚为不睦”。康熙二十五年，施琅在泉州天地春公地，准备把康熙皇帝御书所赐“忠勇性成”的匾额建成碑亭，以此炫耀地方。后为康熙皇帝所知，传旨禁止。但是，瑕不淹玉，对施琅甚为了解的李光地就说：“施虽骄，然生来傲骨，非造作也”。施琅的一生功勋卓著是不争的事实，而他和康熙皇上之间明君与明臣之间的关系更是成为后世的美谈。
清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康熙皇帝召施琅进京陛见，这一次施琅进京和十几年前那次进京是大不一样的，那一次他是抱着忐忑不安的报国之志进京的，而这一次他是威震海疆的皇上宠臣进京的，沿途官吏和百姓莫不想见这位威震海疆的独眼将军。一路上受到的款待不在话下。
康熙皇帝在施琅晋见后，不但赐宴，还在乾清宫单独召见，君臣之间有一段开诚布公的谈话。康熙皇上说；“三藩”平定之后，“惟有海寇游魂潜据台湾，尚为闽害，欲除此寇，非尔不可，爰断自朕衷，特加擢用。尔果能竭力尽心，不负使任，奋不顾身，举六十年难靖之寇，殄灭无余，此诚尔之功也”。他还告诉施琅；“朕深知尔，待尔甚厚”。这些话听起来似有安抚之意，但是，从康熙任用施琅征台，到破例批准他专征，不能不说是对施琅格外的器重和信任。施琅也坦诚的向皇上说：“闽中实臣桑梓，臣无不加意抚绥”。而康熙对施琅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迁就，在这次谈话中，康熙皇上还语重心长的对施琅说：“迩来或有言尔恃功骄傲者，朕亦颇闻之，今尔来京，又有言当留尔勿遣者。朕思寇乱之际，尚用尔不疑，况天下已平，反疑尔勿遣耶！今令尔复任，自此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从来功高者往往不克保全始终，皆由未能敬慎之故，尔其勉之！更须和辑兵民，使地方安静，以副朕爱兵恤民并保全功臣至意”。康熙皇上不愧是一代明君，这一番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令今人读来也发人深思，引以为戒。
可以想见，康熙皇上这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对施琅心灵上的触动是很大的，使他从以往的胜利中冷静下来。为了“保全功名”，不负皇上的厚恩，不给别人留下口实，施琅反回厦门任上以后，在“宽以莅众，严以束兵”之余，更加注意维护其儒将风采，并积极参与地方的文教公益事业建设，与同僚的交往也日趋密切合协。
施琅晚年，在公余之时，还忙于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了记述他讨平郑氏，收取台湾史实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平南实录》四卷、一部是《靖海记》两卷。以及一些诗文、碑记等。至今在福建泉州清源山清源洞还有施琅的金石题刻：海静分明水月，山高咫尺神仙——郡人施琅题。
清康熙三十五年，就是1696年3月，施琅在任上病逝，享年七十六岁。康熙皇帝闻讯后，为之震悼，传旨，命地方“予祭葬从厚，加赠太子太傅，谥襄壮”。后世有人称施琅为“襄壮公”即源于此。康熙在《敕建碑文》和《谕祭文》中，给予施琅极高的评价，称赞他“才略夙优，忠诚丕著”，“果毅有谋，沉雄善断”。又说施琅“能祗遵朕训，保有命名”。有司亦于福州、泉州、台湾等地立祠祀于文庙。
施琅的一生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和人民，不但朝廷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当时的社会各方和后世也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尤其是福建和台湾。时人称颂施琅“今濒海数千里桑麻被野，烟火相接，公之力也”。“闽中绅士军民闻公薨，皆巷哭失声，群立祠，岁时祀之，尊为明神”。至今闽南各地纪念施琅的牌坊、祠堂、碑文仍比比可见。
泉州人陈千鹤以他的亲身经历表达百姓对施琅的赞誉，他说：“自癸亥岁将军荡定台湾，请于朝，迁民悉复其业，亲娅相率，始辩旧基，认故亩，以耕以凿，……谓向日迁界之苦，余所亲见，今日换界之乐，余又亲见。大哉将军之功，可铭闽山而不朽，……微将军平海，吾等无以安全于永久也。
施琅收取台湾，行“善后之计”，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功在当时，受益今世，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而流芳百世的丰功伟绩。施琅病逝的消息传到台湾，台湾军民十分怀念他，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在《靖海将军侯施公功德碑记》上是这样写的：“……迨夫誓师铜陵，首戒妄杀，至若阵伤浮获，悉为疗药，纵使还家。蔡人吾人，出自真挚，故台人齐心而纳款焉。降幡既受，兵不血刃，元黄壶浆，欢呼动地”。又说：“然台去内地千里，户不啻十万，或欲一朝议弃，……是以力请于朝，籍为郡县；此有功于朝廷甚大，有德于斯民甚厚！……而流芳奕世矣”。施琅如果地下有知，台湾民众如此爱戴他，一定是含笑九泉。施琅一生，心系台湾威震海疆，可谓是，千古一将永垂青史。
听众朋友，台湾历史学者郭廷以先生在《台湾史事概说》一书中，对施琅是这样评价的，他说：“从国家统一的观点来说，则为一位功臣。而其力争台湾之不可弃，则于民族国家均有功。否则……汉人流血流汗所经营开发的台湾，势将与祖国分离”。这是对施琅统一台湾、留守台湾，公正、客观的评价。我们就用这一段话，结束《台湾历史故事》施琅篇的讲述。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