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我”的故事交叉与重叠：评李立泰抗战题材系列微型小说

对比研读王琼华的“乡镇人物系列”和李立泰的“抗战题材系列”微型小说，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微型小说的人物描写、情节设计、叙事技巧等具体的创作方法。李立泰“抗战题材系列”的微型小说风格常常是在“既普通又特别”的抗日英雄的个性命运的生动描写中生成；而抗日英雄们的传奇性格又是从作家精选的写人细节和与别人不同的情节叙述方法中显现。

《我给县长当桌子》里老革命李政稳的传奇故事，基本上集中在一个有着时间性的连续发展的独特细节中：

当日本兵包围了县大队，栾县长和当时年仅15岁的警卫员、勤务员、通信员一肩挑的李政稳被困在了夹皮墙里，栾县长要给中心县委写材料，小李子就蹲下来，举着马灯，让县长在他的脊梁上写——这就是“给县长当桌子”的独特细节，这样的细节直观的动作性很强，生动地呈现了县长“把小李的脊背当办公桌”的特别情境。这样的动作性、独特性较强的细节，一方面生动有力地刻画出当时抗战场面的残酷性，另一方面又以其不可重复的传奇色彩延伸和发展为后来的李政稳的鲜明个性和传奇故事：给县长当过办公桌的李政稳受伤截肢的手术是24团卫生队、由卫生员用普通的锯树的锯条锯掉的。李政稳为了抗战，没有什么困难能难住他。独特传奇的细节发展到解放后时，已当上地委书记的栾县长兑现了他当时对李政稳的承诺：让李政稳坐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独特的传奇细节再发展下去，是当了大队书记的李政稳，为了大队农民的“提留问题”，他拄着拐杖硬闯县长的办公室。

《我给县长当桌子》的写作方法：一是作家提炼了一个动作性、传奇性的直观细节做作品的“构思内核”；二是作家又让这个动作性、传奇性的细节，进一步做了有时间因果的2次发展，成功地把微型小说的“核心细节”衍变为富有传奇色彩的“斜升情节”，这篇微型小说抓住故事和人物的某一个传奇性细节发展成丰满的斜升式的传奇情节，既完成了微型小说情节的完整性描写，又有效地凸显小说人物的独特鲜明的个性。作家的这种用“独特的核心细节发展为传奇情节”来突出人物个性和命运的“小说情节法”在他整个“抗战题材系列微型小说”中是一个普遍运用的创作“套路”。《党费》里有着同样生动的再现：

“奶奶”在抗战期间最为艰苦的僵持阶段，遇上了抗日军民的军需物资极为匮乏，刚刚宣誓入党的“奶奶”用一锅玉米榆叶窝窝做“实物党费”上交。以实物榆叶窝窝做党费，这个“核心细节”非常独特和富有传奇色彩，特别是在作品的高潮部分，奶奶的这份“党费收条”在“纪念建党90周年图片巡回展”中展出，更增添了亮人耳目、撼人心灵的力量。这个特别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核心细节”（食物党费）在故事情节走向高潮的过程中，又经历了“奶奶入党的经过”、“奶奶制止父亲和叔叔吃榆叶窝窝的经过”，这就把独特的核心细节发展为“完整的传奇情节”了。

微型小说的独特的核心细节究竟如何发展为完整、完美的传奇情节，作家的这份漂亮的答卷可供我们思考和研究。如此奇特的故事情节,贯穿在李立泰抗战题材微型小说的全系列中。看那篇《军鞋》：

春玲为受伤的刘班长精心做了“5层底”的鞋,但鞋还未做好,刘班长就伤好归队了；春玲在两三年后亲自带着这批42码的、专给刘班长的鞋上了前线；刘班长此时已升为刘连长，正在攻城的最前线，春玲刚找到刘连长时，胸口中了一弹倒下了，但子弹恰恰打在那双鞋上，两只鞋底被子弹打了洞，却未伤及春玲的皮肉，春玲竟说可惜鞋被打坏了，要给刘连长再做一双。

这组系列微型小说之所以能形成风格与个性，在叙述策略上很值得研讨和总结。这组小说的叙述者，一般有两个“我”。第一个“我”是今天的“作品叙述人”“我”，可看作是这组系列微型小说的叙述者——已形成了叙述人个性形象的“我”（与作家本人基本相同）；第二个“我”是当时的“故事主人公”和当时的故事讲述人（区别于现在的故事讲述人“我”。《姑姑》中的2个“我”最典型。

说“姑姑很漂亮，柳眉杏眼，修长身材，梳短发，穿着整洁”；说“姑姑离休后回家探亲，谈起当年战火纷飞、腥风血雨的革命战争岁月”——这个“我”是今天故事的讲述人李立泰；而“姑姑”说：她9岁被卫生队要走，年纪轻轻学扎针；13岁掩护重伤员立了三等功；19岁时当护士，医生上前线了，她硬是把伤员的肉剥开露出子弹，用老乡打铁的老虎钳子在锅里煮煮，就把伤员腿骨上的子弹拽出来——这些用“概述”的方式讲的故事，是“故事本身的主人公”——姑姑讲的——“姑姑”概述的4个小故事，有2个是由独特的细节发展而来的概述式的传奇情节：用麻袋片和树叶树枝做掩护，救下了重伤员；没有麻醉药和专门器械而拔掉了负伤战士腿骨上的子弹；故事主人公对独特的细节做“概述”，这个“我”的故事，一方面能快速地推进故事节奏，另一方面同样可显示“独特细节和情节”的微型小说文体情趣与魅力。

最值得一提的是作品的高潮细节，是故事主人公“姑姑”讲述的与自己所爱的八路军团长婚姻错失的故事。这不是前3个情节的“概述”了，这里的详叙基本上是用“故事主人公”之口来展开的富有情趣也令人遗憾的“场面描写”了。

“姑姑”在救治伤员的过程中，爱上了连长；但连长伤好后跟上队伍走了；抗战中兵荒马乱，互无信息；等到“我”当上了军分区医院的院长、救治一个浑身是血的重伤员时，却发现他就是当了团长的姑姑的“恋人”，可惜“姑姑”此时已刚刚结婚。于是，两人有了一段感人至深的且肝胆相照的对话——团长：为什么不等我？姑姑：没有收到你的信。团长哭了；姑姑：都团长还哭？好好干，将来找个大学生。团长：任什么“生”也比不上你。姑姑：别说憨话，我帮助你介绍……

这一段情趣盎然、个性鲜明的“场面描写”，却是从“姑姑”这个“故事主人公”的第一人称“我”的口中而出，而这段在高潮位置上的场面描述，实际上也带上了和经过了“今天的故事讲述人”的调节和过滤，两个“我”的讲述，在这里合二为一——看最后一句——“姑姑那么伤神，眼里含着泪”。这是“现在故事讲述人”看见的，非常巧妙地从“过去故事讲述人姑姑的讲述中那么自然地转到“现在故事讲述人”的讲述，两个“我”的巧妙转述，一方面让“独特细节”的叙述能够带上感人的“我”的体验；另一方面使得作家对过去抗战题材的故事的重新发现和表达的创意能够折射、显现出来。两个“我”的分别叙述和重合叙述，使作家这种抗日系列微型小说的故事讲述，有了创新的形态和技法；也开始形成了作家的微型小说的叙述个性与创作风格。为避免抽象的阐释，我们来分析、体味《我上英雄台》：

《我上英雄台》独特的传奇故事最明显的地方为：前半段的故事由故事主人公“俺”（米王氏）讲；后半段是故事的高潮,由“笔者”故事讲述人讲。前半段的独特细节是：“俺”看上了上“英雄台”的民兵队长,他和“俺”成婚后的第二天就要上战场,但是他在新婚之夜就是不肯“圆房”，他的独特的行为动机——怕万一牺牲了，“俺”还是“黄花闺女”来“走主儿”，这个独特的微型小说细节把两个人的个性美和心灵美写得鲜活而感人。后半段故事则是“笔者”眼中的故事了：笔者亲眼看到已成革命文物的“革命军人家属优待证”；笔者讲述了今天的故事：这一纸由贺龙、邓小平签署的“军人家属优待证”对当年解放西藏起了“既稳定军心又安抚家属”的重大作用。1992年，米王氏家人拿着这个“优待证”找到民政局，要求照顾米王氏及王德清父母。“笔者”“我”的最后一句补叙：王德清“光荣”了还是失踪了？说不清楚。“笔者”和“俺”讲的现在和过去的故事一经连接组合，这个独特的细节和传奇的情节以及留白的故事就构成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微型小说故事”和“微型小说创意”。

我们闭眼一想：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男主人公在新婚的第二天就上战场了，女主人公等他回来“圆房”等了50多年；抗战胜利后，党和政府关心着革命军属，革命军属那种对爱情的坚持、舍小家保国家的英雄情怀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这种微型小说艺术效果的产生，如果全部改用“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开故事，那生动感人的情节就不容易得到独特角度的呈现；如果是只用一个“我”，一个“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叙述，那这个独特细节和传奇情节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的时代背景中呈现的理性的“故事底蕴”和促人深思的“文学创意”也就难以完整、完美的表现出来。

李立泰的这一组“抗日题材系列微型小说”，除了题材相对集中和故事立意充满正能量的爱国情怀外；这一组微型小说的故事讲述方式的选择，叙述角度的确立，叙述者的个性化形象的塑造与成活，都已明亮地组成和展现为他的创作个性和这一组系列微型小说的艺术风格。从这一点来说，40年来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中曾出现过很多篇类似《岳跛子》（叶大春）《捉鳖大王》（孙方友）、《大匠》（程思良）等描写中国人民反抗日寇、保家卫国的优秀的“抗战小说”，而李立泰的这一组“抗战系列微型小说”，则可以说，是用新的故事讲述方式，用新的微型小说故事体验、孕育方式，使中国的“抗战微型小说”展现了一种新的“微型小说故事形态”，为中国的“抗战微型小说”以及微型小说文体反映过去的战争和历史，提供了一个鲜明而生动的“母语读写”的材料。

（李立泰10篇“抗战题材系列微型小说”，见《保定的枪声》，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刊发于《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