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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年代轻灾区里的故事
山人
山人名符其实，老家在福建省鹫峰山脉深处。少时坐井观天，孤陋寡闻，据说大饥荒年代某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竟然闻所未闻！但是，其实在那大山深处，也摆脱不了大饥荒的阴影，也曾发生过许多让后人听起来宛若天方夜谭的故事。山人那时正处于小学生到中学生的转变时期，那些故事或为亲眼目睹，或为亲耳所闻。
（一）逃荒婚姻
由于贫困，加上历史上有溺杀女婴的陋习，老家曾经特别多光棍。但在那个饥荒的年代，竟然有很多光棍娶上了老婆！——这是“乘人之危”，还是“救人一命”？山人至今还没弄清。但就凭这一点，我敢妄言自己家乡是全国的轻灾区。
我们县最早接纳逃荒女，是在1957年冬天和1958年春夏。那一年春节刚过，学校还没开学，小伙伴告诉我，去D叔家“看新娘”！ D叔是我堂叔，他的父亲是我爷爷的四弟。当时年近三十岁，尚未娶妻。我们到了D叔家，果然见D叔带回一个操着浓重的外地口音的小姑娘。后来知道，小姑娘跟我同龄，也属狗。她还不到结婚年龄（几年后才与D叔完婚），但四叔公已经让我们叫她“婶子”了。
没过多久，“婶子”的父母亲都来了，说是从浙江省龙游县逃荒来的，不逃走就会饿死。那一年，我的舅舅三十六岁，也还是王老五。“婶子”的母亲很热心，马上回浙江，把她的表妹带来，成了我的舅母。我的舅母那一年才十九岁，高中毕业。开学后，我突然发现，小镇的街上多了许多陌生女人，她们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他们都是从浙江逃荒来的。各村都有光棍娶上了浙江女。当时还处于“高级社”阶段，多数合作社对浙江女都挺关照，跟当地人一样分给口粮——那时农村还不大讲“户口”。二十多年后，我出差路过浙江金衢盆地，看着那望不到边的稻浪，真想不通：这么个米粮之仓，怎么会弄到百姓没饭吃的地步？
我们县接纳第二拨逃荒女，是在大跃进之后，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那年春夏之交的农忙假，我回生产队参加插秧劳动。集体所有的水田大都分布在一条通往闽东沿海的古“官道”旁。在汽车没有普及之前，古代的“官道”是山区的交通要道。沿海的盐巴鱼货等海产品通过古道流向山区，山区的茶叶笋干等山货通过古道流向沿海，全靠挑夫肩挑。古道用石块铺就，三里左右建一亭，三个亭的路程称为“一铺”（相当于十华里）。在这里劳作的几天，古道的凉亭成为我们午餐的临时餐厅，农忙季节的午餐一般都是送到田头吃的。
那些天，每天都能看到许多操着外地口音的人群，从闽东方向往我们县流动，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不用说，那不是走亲戚，都是逃荒者。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见到凉亭的条板上坐着几位愁眉不展的女人，其中一人的怀里还躺着一个昏迷的女孩。那女孩看上去约十来岁，面黄肌瘦。见我们那么多人在这里开饭，其中一位妇女开口了：“这小妹饿昏了，你们能不能行行好，给她喝点菜汤？”山里人大都心地善良，很快就有人将菜汤送到陌生女人手中，几勺子汤灌下去，那女孩就能张开眼睛了。这时，才有人开口问那几个女人从哪来到哪去。他们说从某县来，“那里有饭吃就到那去。”大家还都从自己碗中匀出一点饭菜，送给这几位逃荒女人充饥。午饭后，稍事休息。那个昏倒女孩的亲人开口了：“我这女儿今年十六岁了，还没找婆家呢。我看到你们这里人心肠好，给她介绍个对象吧！”我真不敢相信：我猜十来岁的女孩竟然还大我一岁十六岁了？有人跟Z叔开玩笑说：“你十八岁，跟你最般配！”Z叔被说红了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Z叔的哥哥当真了：“找婆家？你们有什么要求吗？”那女孩的母亲说：“我们不要彩礼，只要能给些饭吃就行。”
Z叔也是我的堂叔——他的父亲是我爷爷的三弟。Z叔当时还是我的同学，他上学比较晚，十七岁才考初中。不过在那时并不奇怪，每个班级都有些大龄学生——共产党执政初期比较重视“工农学文化”，许多在旧社会上不起学的，通过夜校等识字班学得文化知识，其中有些人还考上了中学。第二年，Z叔就辍学与那“拣来”的逃荒女结婚过日子了。我最近回老家曾打听Z叔的近况，说是他们的儿女在上海等地经商，他们夫妻也跟随子女到上海去了。
没过几天，C叔公也与逃荒女组成了家庭，并当上了“现成”的父亲。C叔公的父亲是我曾祖父的小弟，他和我们家的关系还没出五服。C叔公曾有五个兄弟，他排第五，两个哥哥与他先后被抓了壮丁。他在济南战役中当了“解放兵”，调转枪口参加淮海战役并一路打回福建，立过几次功，加入共产党，1955年复员回家，此时还是我们的生产队长呢。他近四十岁了还没成亲，是个名副其实的“老五”。这回他走了桃花运，逃荒女送上了门，还给他带来一个五岁的男孩。别看我比那小孩大十岁，可我还得管叫他“叔”。这位“叔”在我老家生活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后才回老家续他亲生父亲的香火。他的母亲又为C叔公生了一男一女。除了舅舅和C叔公，以上所有当事者都还在世，所以，请读者恕我隐去他们的真实姓名。
因为都是女方送上门，逃荒婚姻家庭都还比较稳定，只有少数已婚妇女原配丈夫找上门私了或诉诸法院解决。我们县到底收留了多少来自闽东的逃荒女，我手头没有这方面资料，但我可以肯定，由于闽东是近邻，闽东逃荒女肯定比浙西逃荒女多得多。我家所在那几个自然村（1961年后新建制为一个大队）人口才四百多。四百多人口的大队，收留的逃荒女及其带来的子女却达到二十多人，约增多了百分五的人口。
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年代，这么一个小小的山区穷县为什么还有能力收留逃荒女呢？是“天高皇帝远”，极左的风吹不到这里？还是这里的基层干部特别仁慈？还是左派朋友说的大跃进压根儿就没有饿死人那回事？笔者也曾经苦苦思索，想找出一些比较恰当的词汇加以回答。后来在共识网上看到高王凌的文章，称为“反行为”，或叫“猫腻”、“蔫拱”。我不禁为之拍案叫绝！
大饥荒之年不饿死人，主要靠“反行为”。山区农民很现实，也很机智。早在1960年就有人开始给所有地块估了产量。此后就是：风声紧，集体干；风声松，半单干；没人管，全单干。所谓“单干”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所谓“半单干”是指，水田集体耕作，旱地包产到户；或交通要道旁土地集体耕作，偏僻地块包产到户。在我1969年正式回乡之前，其实每年春节期间也都要帮助生产队“算账”——年终分红。不管集体干，还是“单干”、“半单干”，多数生产队都备有两本账：一本应付上头检查，另一本才是真账。丰收之年少报点产量（即“瞒产”），也都是公开的秘密。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具有优越性？从山区农村看，根本不具优越性。
（二）“偷猪案”
我家相邻的一个公社，曾经发生过轰动全县的“偷猪案”。案件据说牵连到几个大队的近百号人。后来在文革中，我从揭批那个公社书记的大字报中看到，这个“大案、窝案”其实并不复杂，甚至于可以说再简单不过了，其实只不过是老百姓“饥不择食”罢了！
1958年秋天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宣称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其中“牧”就是发展畜牧业，主要是养猪。农民都到大食堂吃饭，各家各户自然养不成猪了，各大队和公社都办起了相当规模的养猪场。
那年秋冬天，养猪场的猪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过上“共产主义天堂”的生活。据说粮食多得吃不完了，与其让番薯烂在地里，不如让养猪场拉去喂猪。还有，大食堂24小时开放，“放开肚皮吃饱饭”，那剩饭剩菜、米汤泔水、米糠麦麸源源不断地送往养猪场。那些猪一头头都吃得肚圆臀肥！
可是，好景不长。1959年春节过后，粮食开始吃紧，食堂开始定量供应。人都吃不饱饭，还有粮食喂猪么？可怜的猪们，只好委屈你们吃青草了！像水浮莲、马齿苋、鱼腥草和浮萍等，都是可作猪饲料的“猪草”。农民一家一户养猪的时候，母猪、子猪要吃精饲料，而喂到半大的肉猪“豚”，就可喂粗饲料——猪草煮米汤泔水拌米糠麦麸。不巧，此时“水肿病”开始蔓延。据说治疗这种病最有效的，就是吃米糠。本来用于喂猪的米糠，现在被加工成糠饼，成了治病救人的药！那些猪一头头瘦得像老鼠！接着，猪也开始出现“营养性死亡”（对不起，这里借用孙经先先生的词一用）。死猪越来越多，个别饲养员白天按场领导的命令上山埋死猪，夜里就通知自己的亲戚朋友把猪尸体挖出来，一起“分享”死猪肉。据说，还有些猪并未断气，也被用这种方法给分食了。许多集体养猪场其实都发生过这种“偷猪”现象，只不过一时还没引起领导的关注而已。
庐山会议整肃了彭德怀之后，不知为什么毛主席突然对养猪来了雅兴。1959年10月31日，他在批阅河北等地养猪报告时，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要把养猪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要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它牲畜。”“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厂，如果能做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肥料的来源就解决了。”毛甚至把养不养猪，党委重视不重视养猪上纲上线到“世界观”问题：“拖拖踏踏，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
来了最高指示，各级党委还敢怠慢？某公社书记立马开始视察养猪场。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养猪场几乎无猪可养了！
再说，那些分食“死猪肉”的事，也不可能密不透风，还是有人把他们告发了。公社书记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破坏集体经济”的典型要案，上报给县委。县委责成公安局破案。公安局派了一名副局长坐镇。那时破案讲究“群众办案”：召开群众大会，让被检举人上台一一坦白交代。如不交代，就让民兵“帮助”他们——双手反绑，吊到梁上，我家乡称其为“老鸦吊”，也就是后来文革中常见的“喷气式”。被检举人被吊得难受了，只好交代：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偷宰死猪（病猪），分给谁谁。只要一个人嘴被撬开，就会牵出一大群。就这样，“偷猪案”告破，重者被判刑劳改（一般都是吃过死猪肉的“黑五类”及其子弟），还有的被判“管制劳动”，有的被罚做“苦工”，牵联近百人。我的一位同学的继父被吊打后，落得双手终身残废。
近年来，有人歌颂毛时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大跃进”之后那几年，“夜不闭户”是真——包括门栓在内的所有铁制品全都搜去“炼铁”了，“户”闭不了啦！“路不拾遗”可不见得，小偷特别多。偷什么？偷吃的，除了上面说的偷“死猪”，更多是偷地瓜、南瓜、青菜之类。水稻熟了，还没开镰收割，外沿一圈穗子被人偷剪的事也常发生。
（三）远房叔祖之死
远房叔祖叫清黎，已出五服，其实只是同在一个祠堂祭祖的本家而已。我爷爷的爷爷也是“清”字辈，所以称其“叔祖”，方言称“大公”。
我上小学时，每天清晨从自然村出发，临近小集镇的路口，几乎都会遇到一个佝偻着身躯的老汉，提着粪筐拾猪粪。一回生，二回熟，多见面了就成了“朋友”。清黎老汉特慈祥，我们都亲切地喊他“大公”。
清黎老汉每天拾完猪粪回家，吃了早餐，就送一大群母鸭下田。有时，我们放学晚了，在路上也正好与他照面——他正赶着一大群母鸭回家。1958年秋天，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我们这些高年级小学生也停课参加挑砖挑炭，“人小志气大，敢叫土高炉开花”。而清黎老汉也不再拾粪和放鸭了。
公社化以后，清黎老汉的鸭子全都宰杀了，“营部”（当时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公社称为团部，大队部称为营部）分配他的工作是放牛。放牛与放鸭，差别仅在地点：一个上山，一个下田。那一阵子，青壮年劳力都炼钢铁去了，收割水稻和加工地瓜米（将番薯切成丝状，晒干）的活都由老人和妇女干，眼看许多稻谷和番薯都烂在地里，他觉得心疼。牛群回栏后，他还会主动地帮忙干些活。那时，天天晚上点着松明火把“出夜工”，整个小镇只有一个大食堂，且实行“放开肚皮吃饱饭”，几乎24小时都能吃到饭。老汉饭量大，干的活也多，手脚一辈子都闲不住。
1959年春夏之间，我听说清黎老汉死了。那年村子里特别多老人故去，死前多得过“水肿病”。关于清黎老汉的死，除了“水肿病”，还有个与众不同的情节。1959年春天，每餐只能领到一小碗饭。清黎老汉在山上放牛，经常饿得眼睛冒金星。用指头轻轻按双脚掌面，就能看到深陷的指痕——那就叫“水肿病”。双腿越来越不听使唤，经常撵不上牛群。那一天，他赶着牛群来到一处山谷，老牛小牛都显得出奇的温驯。他上前一看，喜从天降——满山谷都是刚刚长出的甜笋！原来，牛们遇上盛宴了。
甜笋，我老家叫“发笋”，是一种野生竹子长的笋，味道是甜的，把壳剥掉就可以生吃。“发竹”叶子酷似大熊猫爱吃的箭竹，只是杆比箭竹粗多了，可作晾衣的竹杆。“发竹”常与其他树木混生在一块，繁殖并不特别快。一旦其他树木被伐，它们就可能猛长出幼笋，这大概是被称为“发笋”的缘故吧。“全民大炼钢铁”把山上的大树都砍倒烧炭，凡是大树伐倒的周围，甜笋都特别“发”。清黎老汉正饥肠辘辘，眼睛一亮，一边猛采，一边猛吃。一个上午下来，他也记不清吃了多少。最后挺着大肚子，赶着一群肠满肚圆的牛群回家。那天晚上，他就吃不下晚饭了。躺到床上，开始腹胀、腹痛。儿子连夜请来公社卫生院医生，医生说是消化不良，开了点药就走了。老汉腹部鼓得老高，滴水不进，过两天就呜呼哀哉了。
清黎老汉之死，有人说是“撑死”——确是被甜笋撑死呀！有人说是“饿死”——不是饥，岂能不择食而撑死？有人说应属“寿终正寝”——六十多岁老人，已经到“天年”了。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有谁能为他认定？个案不能认定，又何来全县、全省、全国的非正常死亡（饿死）统计数据？
（四） “套饭吃”、“苏打饭”和“校园篝火”
1960年9月，我被录取到县城一中上初中。新生报到时就被告知：学生必须向学校购买统一规格的陶制炖罐，做上自己记号（例如写上学号），向食堂交了饭票，按所在班级，放置在固定层号的蒸茏里，由食堂统一放粮食和水，然后开蒸。未到开饭时间，不得进入餐厅，必须排队在门口等候。听到值日教师口哨声，餐厅才开门。学生鱼贯而入餐厅，先找自己班级的蒸茏，然后找到自己的陶罐。回到自己的餐桌旁站立着（不配凳子），等候值日教师吹口哨并喊“开动！”才开始狼吞虎咽……
这么严格的“就餐纪律”，名义上还是1958年号召的“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实质是为了防止学校出现“就餐秩序混乱”。那年代几乎没有食油供应，更谈不上肉蛋等副食品。正处于青春发育阶段的中学生食量都特别大。每餐吃三四两（指小两，1斤合16两）连半饱都没达到。上午第四节课饥肠辘辘，其实都无心听课。
食堂墙上贴着关于“偷饭吃”和“套饭吃”的处分办法。“偷饭吃”好理解，就是甲偷吃了乙的饭。在那年代，乙就只能饿半天肚子。街上饭店吃饭要交粮票，有粮票也难找到饭吃。所以，“偷饭吃”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可耻行为，处分这种行为的学生，大家都没意见。
另有一种行为其实是利己不损人的：星期天偷偷跑回家吃饭，或者到亲戚朋友家“蹭饭吃”，或者到野外找点食物“野餐”。这样一来，就有剩余的饭票，找一个备用炖罐，就可多蒸一罐饭，吃“双份”。我们中学总务主任挖空心思，把这种行为称为“套饭吃”——属于“扰乱就餐秩序的违纪行为”。偶尔发现一次，给予批评，扣所在班级评比分。多次不改，也要受纪律处分。于是，值日老师会到餐桌上巡查，是否一人一罐饭；在餐厅出口巡查，是否有人把罐饭带出。如有这些现象，就要盘查（给生病同学带饭，要说出房号，等等）。
这种反“套饭吃”，学校大约坚持实行了两年多。其间，一些男生家长反对声颇高。学校也是采取过灵活措施，如允许学生在自己的炖罐中加放些食物，如地瓜、豆类、花生、马铃薯等。后来，学校干脆让学生自己保管粮食，吃多吃少由学生自己安排。“套饭吃”一词终成历史。
学生有了“吃饭自主权”，有利也有弊。毕竟口粮太少，月初吃过头了，月底就要过紧日子。有同学发明了“苏打饭”，并在学校风行过一阵子。“苏打”，学名碳酸氢钠，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发泡剂。“苏打饭”，就是在米淘好后，放入少量苏打，同样量的大米，会多蒸出几成的米饭来。从视觉上看，“饭量”多了，吃下肚子后，反而更早饿肚子——苏打提高了胃肠的消化能力！
不知哪位同学带的头，晚自习下课后在山坡上点起了漫山“篝火”。那“校园篝火”不是青少年“队日活动”、“团日活动”之火，也不像现在青年人“烧烤”之火，而是“充饥之火”。充饥野炊的几要素如下：
灶：从古书上“埋锅做灶”得到灵感。我们学校在山顶上，那时山坡上树木稀少，而且已经被师生开垦成旱梯田。选个避风的田埂，向下挖个洞，洞壁朝外开个灶口、朝里留个烟道便成。
锅：学校附近有个制陶厂，花5分钱就可买到一个正品陶罐，次品只需2、3分。不花钱也可拣到废品——烧制时变了型或磕碰出缺口的陶罐。当然，重要的是，陶罐的口径要与“灶”相适应。
柴：从建校开始到我们上学时，从未停止过“愚公移山”，山头不断地被削掉，开辟成操场，或供建校舍。挖山的时候，会挖出大大小小的树根，周边农民拣走大的当柴烧。小树根没人要，经过多年雨淋日晒，已经干透，十分好烧。在“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年代，学校食堂烧的柴，相当部分是学生上山砍的。上山砍柴的时候，也会给自己带些“自留柴”。所以，柴火不成问题。
灶、锅、柴都有了，再有食物就可“野炊”了。“野炊”的食物主要来源有：
第一，从家里带来。第二，自己的“小自由”地里种出来的。那时农村，与“大集体”相对应的农民自己开荒种菜的地，称为“小自由”。我们学校师生们也在山坡上开垦了许多“小自由”，种下蔬菜、番薯和马铃薯。我记得自己开垦的那片“小自由”梯田，紧挨着男生小便池，“近水楼台先得月”，施肥较多，种的葫芦瓜和马铃薯都获得大丰收。葫芦瓜每只都有两三斤重，一个陶罐当然煮不完，就分给同学各自去煮。第三，拣来。有得拣？有。星期天扛一把锄头到农民刚刚收过番薯的地里，胡乱地刨，经常会刨出农民遗落在地里的番薯。有时，半天能收获一二十斤。上山砍柴可能会遇到野笋（“发笋”），顺手采一些并不难。有些同学星期天还下田下河摸鱼虾贝类，也会有收获。最差的，就是到番薯地里拣些“地瓜叶”，煮熟了放点盐，也可充饥。
在我记忆中，初中寄宿男生几乎没有不参与“野炊”的。每天晚上下自修以后，都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埋锅做灶”。从街道往山上看，真是“点点篝火”呀！尤其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蔚为壮观。这种现象持续了好久。1961下半年，随着大量学生的辍学而暗淡，1962年底随着粮食形势的全面好转而完全熄灭。我们60级初中，入学时四个班220人，初中毕业时只剩两个班，总共不到60人。辍学率高达70%以上！饭都吃不饱，还有心求学么？
（五） 大程与小程
七十年代，山人跟随工程队到福安县施工。福安畲族民工力气很大，饭量也很大，一餐能吃下一斤大米煮的干饭。他们自己也经常议论：胃肠都是在“困难时期”撑大的，那时没饭吃，地瓜叶、树叶、树皮、树根都吃过，吃着吃着，肚皮就大了。所谓“困难时期”，就是指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年代，当时才过去十年，记忆犹新。我问：真的有人饿死么？他们说：怎么会没有呢？惨了，村子里每天都有人饿死，有时一天抬出好几部棺材呢！我问：这样的饿死人持续多久？他们说：记不清了，反正不会很久。听说叶飞（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派人来调查，撤了县委书记的职，政府送来救济粮，后来就没再饿死人了。
这时，一位曾在地委机关工作过的同事告诉我：确有其事。叶飞过去是闽东苏区的的创建人，老区有人写信告到他那里去了，他还能不派人来调查？地委书记程少康一听到风声，就急忙找福安县委书记程广英：“小程呀，我姓程，你也姓程。你小程倒了我大程如果不倒，你还有翻身的机会；你小程倒了我大程也倒，你可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程广英果然是明白人，把饿死人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受到撤职的处分。可没过多久，真的又当上县委书记了！
这位同事说得绘声绘色，好象他就在程少康身边似的。我说：“大程小程的谈话怎么被您偷听了？”他笑着说：“从地委大院大字报上看到的。”
“丢卒保车”本来就是一种策略，但大字报上的故事，我们不能信以为真呀！
同事说：那倒也是。但同样一个福建省，其他地区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闽西闽东出现了，地委书记当然有责任。同样一个福安专区，其他县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福安宁德两县出现了，县委书记怎么没有责任？
我说：大程小程固然有责任，叶飞难道没责任？我认为，和平时期，省里出现成批人饿死，省委书记是难辞其咎的。——我们侃叶飞的时候，他还戴着“福建第一号走资派”的帽子。后来才知道，叶飞在当时的“诸侯”中不算太左，所以，福建在大饥荒年代不算重灾区。
同事说：叶飞有责任，他上头难道没责任？我看，上头要担当主要责任。
我说：是的，毛主席说过：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你看，叶飞的上面还有谁？不就是刘邓吗？——我当时收藏有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为《党内通讯》写的一篇文章。这些话都是那篇文章里说的。那时，我特别欣赏这篇文章，不但内容说到农民心坎上，而且文笔也特别好。
同事不以为然地一笑，轻轻地哼了一声。我知道他不赞成我说的话，但又不便再说明。直到文革结束、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我才逐渐认识到：1958年秋天狂热的“共产风”和“浮夸风”，主要责任不在“大程和小程”们，也不在“叶飞”们，而在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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