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共有 8913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8 分钟。
毕淑敏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而闻名。本文旨在通过疾病叙事来探讨毕淑敏小说中的伦理议题。通过分析主要人物在面对疾病时的行为和情感变化，探讨疾病如何影响个体的伦理选择和社会关系。同时，借助毕淑敏小说中对疾病的描绘和角色之间的互动，探讨疾病如何影响人的自我认知和人际关系。本文将通过文本分析和伦理学理论，对毕淑敏小说中疾病叙事揭示的道德困境和人性冲突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挖掘小说中所蕴含的丰富伦理主题，并对读者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类似情境时的伦理抉择提供启示。
毕淑敏,女,汉族,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1952年出生于新疆,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
毕淑敏小说的疾病叙事伦理分析
摘 要：毕淑敏立足于人本主义的立场，以一种聚焦“疾病现场”的在场叙事，用自己深切的体验关注和书写疾病世界中的人和事。毕淑敏小说的疾病叙事体现了一种以病人的生命和灵魂为主角的叙事伦理。小说文本为人们理解病人的心理和维护他们的尊严提供了范本，也为患者和健康人提供了生存的勇气。
关键词：毕淑敏 疾病伦理 人本主义 关怀伦理学
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最本质、最稳定、最具传统色彩和规范意义的社会关系。在伦理哲学领域，伦理具有生命本体论意义，实质上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从伦理哲学和叙事学角度考察，小说文本是作家主体以叙事话语的形式对多种伦理关系进行的艺术展现。疾病是人类的基本经验，也是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疾病作为一种媒介不仅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使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时刻都发生着变化。因此，疾病伦理不仅是医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和关怀之一。作家通过疾病伦理叙事，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关于疾病的伦理取向和价值判断。
一
有着二十二年专业医生经历的作家毕淑敏，将疾病作为她情有独钟且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源，“我只敢写我大致经历的事情，我只敢描述那些我确有把握的情景”。在她发表的四百余万字的作品中，涉及疾病题材的作品占了相当的分量，如《教授的戒指》《最后一支西地兰》《女人之约》《紫色人形》《预约死亡》《生生不已》《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等。从具体的疾病种类而言，涉及了黄疸型肝炎、性病、艾滋病、白血病、脑瘤、皮肤癌、吸毒等生理疾病。她关注形形色色的病人及其深渊般的命运，以真实的病痛伦理体验，倾听、描绘病人身体与灵魂破碎的声音。
毕淑敏对病人的肉体痛苦感同身受，对癌症病人的生存状态尤为关注。她认为“癌是足部有着柔软肉垫的食人兽，凶狠残暴，走起来却是无声无息的”。《拯救乳房》中成慕海的患乳腺癌的外婆就遭受了病魔的折磨。由于无钱医治，她的乳房烂通到后背，鲤鱼嘴大的疮口里爬满蛆虫，不时掉出黑脓和腐肉，她最后被活活地烂死。更可怕的是，“人一得了癌症，好像上了死亡传送带，被打入黑洞。癌症是荒火，掠过之处，幻想成灰、欢乐失色、礼物破碎，成绩无光，信心瓦解，残留下来的只是恐惧和绝望的黑石头”(《拯救乳房》)。作者描写那些病入膏肓的临终病人，“他们比骷髅还干瘪。骷髅是洗练而洁白的，棱角分明，他们连这种力度也没有，完全是枯萎的雪片”(《预约死亡》)。作者真实而又生动地描绘病人遭受疾病摧残后丑陋枯萎、惨不忍睹的外在形状，但“绝望而平和”也透露出病人在对康复绝望后面临死亡时的平静与温和，这两种状态都强烈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疾病，即便是生理疾病，也往往与人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因而，毕淑敏把疾病作为对人的观察点和出发点，将疾病带给人们的精神伤痛渲染得淋漓尽致。《拯救乳房》是毕淑敏关注疾病尤其是心理疾病的小说。乳房作为女性的性征之一，与女性的生命和美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学、绘画、摄影、影视艺术等都以各自的方式礼赞着作为生命之泉和美的象征的完美的乳房。但据资料统计，目前，世界上每年约有一百二十多万妇女被查出患有乳腺癌。乳腺癌对女性的第二性征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不仅损害了患者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毁灭了她们的爱情与梦想，甚至是自信与尊严。不仅如此，被称为“女性杀手”的乳腺癌还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男性。毕淑敏以一个医学工作者的经验和科学依据告诉人们，男性也有1/100不能幸免于难。小说不仅描绘了女性乳腺癌病人的痛苦与挣扎，以成慕海为代表，毕淑敏更触目惊心地揭示出乳腺癌对男性病人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摧残。
成慕海从小性格内向，虽然有着男性挺拔的形体，但缺乏传统文化推崇的男性高大魁梧的体魄和无坚不摧的阳刚之气。缺乏男性自尊的成慕海一直生活在惧怕别人说自己不是个男人的阴影中，患上乳腺癌这种“女人病”，对他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深感羞耻，经常独自一人在黑夜中哭泣，但在太阳底下，成慕海不得不装出硬汉的模样。此时的成慕海游走在健康人与死人之间的真空地带，在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双重煎熬下，成慕海带上了厚厚的“人格面具”，将自己分解为“健康”男人成慕海和女性乳腺癌患者成慕梅。
荣格曾说过：“‘人格面具’是构成人类‘集体无意识’诸多的原型。……目的在于将自己不见容于社会文明禁忌的体现个体本能的一面掩盖起来，只把有利于自己建立良好社会形象的一面表现出来，以便得到社会认可。在社会生存的每个人都需要并且具有这种‘人格面具’，但如果一个人过分关心和强调自己的‘人格面具’，将会导致人格结构中各组成部分的和谐失调，损害人的健康心理。这就是‘人格面具’通货膨胀。”成慕梅就是成慕海人格面具通货膨胀的产物。毕淑敏通过程远青博士组建的火一样热情的小组促使顾虑重重的成慕海破釜沉舟地表演了一出“裸体秀”。长期累积于心的羞耻感和精神压力终于得到释放，成慕海和成慕梅开始合二为一。毕淑敏用大量的篇幅和悬念迭起的情节描述了成慕海曲折的心路历程，表现出对男性乳腺癌患者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人文关怀，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文化对男性的形象定位提出了质疑。小说文本为人们理解病人的心理和维护他们的尊严提供了范本，也为患者和健康人提供了生存的勇气。
毕淑敏,女,汉族,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1952年出生于新疆,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
毕淑敏小说的疾病叙事伦理分析
摘 要：毕淑敏立足于人本主义的立场，以一种聚焦“疾病现场”的在场叙事，用自己深切的体验关注和书写疾病世界中的人和事。毕淑敏小说的疾病叙事体现了一种以病人的生命和灵魂为主角的叙事伦理。小说文本为人们理解病人的心理和维护他们的尊严提供了范本，也为患者和健康人提供了生存的勇气。
关键词：毕淑敏 疾病伦理 人本主义 关怀伦理学
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最本质、最稳定、最具传统色彩和规范意义的社会关系。在伦理哲学领域，伦理具有生命本体论意义，实质上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从伦理哲学和叙事学角度考察，小说文本是作家主体以叙事话语的形式对多种伦理关系进行的艺术展现。疾病是人类的基本经验，也是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疾病作为一种媒介不仅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使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时刻都发生着变化。因此，疾病伦理不仅是医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和关怀之一。作家通过疾病伦理叙事，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关于疾病的伦理取向和价值判断。
一
有着二十二年专业医生经历的作家毕淑敏，将疾病作为她情有独钟且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源，“我只敢写我大致经历的事情，我只敢描述那些我确有把握的情景”。在她发表的四百余万字的作品中，涉及疾病题材的作品占了相当的分量，如《教授的戒指》《最后一支西地兰》《女人之约》《紫色人形》《预约死亡》《生生不已》《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等。从具体的疾病种类而言，涉及了黄疸型肝炎、性病、艾滋病、白血病、脑瘤、皮肤癌、吸毒等生理疾病。她关注形形色色的病人及其深渊般的命运，以真实的病痛伦理体验，倾听、描绘病人身体与灵魂破碎的声音。
毕淑敏对病人的肉体痛苦感同身受，对癌症病人的生存状态尤为关注。她认为“癌是足部有着柔软肉垫的食人兽，凶狠残暴，走起来却是无声无息的”。《拯救乳房》中成慕海的患乳腺癌的外婆就遭受了病魔的折磨。由于无钱医治，她的乳房烂通到后背，鲤鱼嘴大的疮口里爬满蛆虫，不时掉出黑脓和腐肉，她最后被活活地烂死。更可怕的是，“人一得了癌症，好像上了死亡传送带，被打入黑洞。癌症是荒火，掠过之处，幻想成灰、欢乐失色、礼物破碎，成绩无光，信心瓦解，残留下来的只是恐惧和绝望的黑石头”(《拯救乳房》)。作者描写那些病入膏肓的临终病人，“他们比骷髅还干瘪。骷髅是洗练而洁白的，棱角分明，他们连这种力度也没有，完全是枯萎的雪片”(《预约死亡》)。作者真实而又生动地描绘病人遭受疾病摧残后丑陋枯萎、惨不忍睹的外在形状，但“绝望而平和”也透露出病人在对康复绝望后面临死亡时的平静与温和，这两种状态都强烈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疾病，即便是生理疾病，也往往与人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因而，毕淑敏把疾病作为对人的观察点和出发点，将疾病带给人们的精神伤痛渲染得淋漓尽致。《拯救乳房》是毕淑敏关注疾病尤其是心理疾病的小说。乳房作为女性的性征之一，与女性的生命和美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学、绘画、摄影、影视艺术等都以各自的方式礼赞着作为生命之泉和美的象征的完美的乳房。但据资料统计，目前，世界上每年约有一百二十多万妇女被查出患有乳腺癌。乳腺癌对女性的第二性征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不仅损害了患者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毁灭了她们的爱情与梦想，甚至是自信与尊严。不仅如此，被称为“女性杀手”的乳腺癌还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男性。毕淑敏以一个医学工作者的经验和科学依据告诉人们，男性也有1/100不能幸免于难。小说不仅描绘了女性乳腺癌病人的痛苦与挣扎，以成慕海为代表，毕淑敏更触目惊心地揭示出乳腺癌对男性病人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摧残。
成慕海从小性格内向，虽然有着男性挺拔的形体，但缺乏传统文化推崇的男性高大魁梧的体魄和无坚不摧的阳刚之气。缺乏男性自尊的成慕海一直生活在惧怕别人说自己不是个男人的阴影中，患上乳腺癌这种“女人病”，对他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深感羞耻，经常独自一人在黑夜中哭泣，但在太阳底下，成慕海不得不装出硬汉的模样。此时的成慕海游走在健康人与死人之间的真空地带，在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双重煎熬下，成慕海带上了厚厚的“人格面具”，将自己分解为“健康”男人成慕海和女性乳腺癌患者成慕梅。
荣格曾说过：“‘人格面具’是构成人类‘集体无意识’诸多的原型。……目的在于将自己不见容于社会文明禁忌的体现个体本能的一面掩盖起来，只把有利于自己建立良好社会形象的一面表现出来，以便得到社会认可。在社会生存的每个人都需要并且具有这种‘人格面具’，但如果一个人过分关心和强调自己的‘人格面具’，将会导致人格结构中各组成部分的和谐失调，损害人的健康心理。这就是‘人格面具’通货膨胀。”成慕梅就是成慕海人格面具通货膨胀的产物。毕淑敏通过程远青博士组建的火一样热情的小组促使顾虑重重的成慕海破釜沉舟地表演了一出“裸体秀”。长期累积于心的羞耻感和精神压力终于得到释放，成慕海和成慕梅开始合二为一。毕淑敏用大量的篇幅和悬念迭起的情节描述了成慕海曲折的心路历程，表现出对男性乳腺癌患者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人文关怀，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文化对男性的形象定位提出了质疑。小说文本为人们理解病人的心理和维护他们的尊严提供了范本，也为患者和健康人提供了生存的勇气。
二
一九九四年初《北京文学》打出“新体验小说”的旗号，毕淑敏是主要发起人之一。所谓“新体验小说”，即要求作家在创作之前亲身体验所要表现的某种生活环境，甚至自己暂时加入到那种生活当中，以取得与所要表现的人物相同的“心理体验”，从而使作品更具“现场感”。毕淑敏在生活和创作中都提倡“身体力行”。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为了记录SAS肆虐这一非常时刻的非常心情，毕淑敏与高洪波等八位作家在北京抗击非典一线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深入采访和体验。在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教授的戒指》中，毕淑敏为主人公陶教授设置了一枚带有人体生物电流传感器的戒指。借助这枚神奇的戒指，陶教授真切地感受着患者的病痛，因而能及时对症下药，给予病人有效的治疗。《红处方》是毕淑敏集二十余年行医知识与经验，又到戒毒医院体验了半年生活后的一部力作。
在《预约死亡》中，毕淑敏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去体验临终病人的生活，她以一个七十岁的肝癌晚期患者的身份住进了“临终关怀医院”这个最接近死亡的地方。作者的“亲历”成为小说的线索。小说以纪实的手法再现了工作人员的艰辛与无奈、病人和家属的焦灼与哀伤，用近乎“采访”的方式阐述了护理员小白对工作的态度。小白年轻漂亮，工作环境却很脏很累，连作者这样的老医务工作者都觉得无法承受，但她却毫无怨言。她认为这些让她忙得像旋转的陀螺一样的老人，“没有一丝害人之心，像婴孩似的，跟他们相处，充满静谧与安宁……这里是人世间最善良的角落。……我不是可怜这些快死的人，是敬畏他们。”作者因此赞美道：“善良是人最好的化妆品，它使女孩子的脸蒙上一层圣洁之光，看上去格外动人。”小说语言真实自然又充满哲理，因此显得格外真切感人。
同时，毕淑敏通过这篇小说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创作观念，即“真正的小说家应该也必须是思想家”。“‘新体验小说’光有情感体验我以为是不够的，或者说这体验里不仅包括了感觉的真谛，更需涵盖思想的真谛。真正的小说家应该也必须是思想家，只不过他们的思想是用优美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缜密的神经颤动、精彩的语言包装过的，犹如一发发糖衣炮弹”。在情感体验的基础上，真正的小说家毕淑敏还涉足了许多非常敏感或被人们忽略的问题。
首先，她提出了一种有悖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新的生死观。她认为“中国人太看重生命的数量，忽视生命的质量。在生命的末期，长度已毫无意义，关键是生存的品位”。如乔大夫所说的“该死的就让他死好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看似无情，却曲折地表达了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和达观。毕淑敏还尽力探询普通人的死亡意义。“我们这个民族，不喜欢议论普通人的死亡，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惨烈的死、贞节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社会对那些平凡的“垂死者”普遍缺乏关注与同情。因而她呼吁给予普通人一种安宁、温暖和有尊严的死亡方式。在毕淑敏的疾病话语系统中，死不再是黑色、腐朽、肮脏、丑陋等负面景象的集大成，而是成长的最后阶段，是人们应坦然接受的生命的一部分。
其次，作者对政府大量销毁毒的举措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毕淑敏认为临终的人并不是恐惧死亡，而是恐惧疼痛。因为死亡不可避免，而疼痛却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上帝给了人感觉痛苦的神经，上帝又给了人克制疼痛的法宝”。但中国对麻醉性镇痛剂的使用管理非常严格，绝大多数晚期癌症病人都是活活痛死的。这不仅因为中华民族以坚忍不拔而闻名于世，更因为国家将大量的可用于制麻醉性镇痛剂销毁了。她认为这对于医疗事业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在临终关怀医院采访的时候，泪水许多次潸然而下。我不是一个爱哭的女人，但悲哀像盐水浸泡着我：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已经超然，是死亡教会了我勇敢，教会了我快乐，教会了我珍惜生命，教会了我热爱老人。”毕淑敏不是以救世主的身份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而是以平视的目光关注疾病，强调一切以病人的感受为中心，以一种聚焦“疾病现场”的在场叙事，向人们展示了疾病生活中的真实与人性。
三
毕淑敏多次说过：“我喜欢医学，也喜欢文学，在小说中，我把这两种喜爱搀和起来，挺快活的。医学术语通常是艰深和晦涩的，医学话题也很令人沉重。我竭力想把肃穆的题材写得轻松一点幽默一点好看一点。如同那些很苦的药粉，裹一层美丽的糖衣。”因此，她锁定疾病题材，以作家和医生的双重视角关注和书写病人及其相关的人和事。
1. 作家医生对于医院和医患关系的伦理叙事
在现实生活中，医院就如同一片白色的海洋。医生穿着白大褂，医院的墙壁也一律是白色的。但在中国文化中，白色是枯竭而无血色、无生命的表现，象征死亡、凶兆。毕淑敏也认为白色常散发出令人紧张的肃穆气氛，甚至沁出凉凉的漠然。因此，她认为医院的内墙应刷成米色，而不是通常的白色或者粉色，粉色虽比白色温暖，但却轻了些，稀释了应有的庄重和安详。米色是宜人和舒缓的。她也反感医院中弥漫着浓烈的药气，因为它时刻给人一种陌生和惊惧的暗示。她认为诊所的空气，要有松针般的清新味道，也有益于病人心情和病情的康复。
医患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和谐的医患关系是获得良好医疗效果的基本保证。在毕淑敏的小说中，医生大多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如《教授的戒指》中的医学泰斗陶教授，《最后一支西地兰》中的“牛鬼蛇神”医生焦如海，《红处方》中为吸毒病人而献身的简方宁，《预约死亡》中年青的乔医生等。毕淑敏真实描述了医务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和矛盾痛苦。但她也敏锐地意识到，近些年来医患关系出现了许多不和谐音。当今的医疗界是以医疗为中心而不是以病人为中心，医生对病人缺乏起码的尊重和感激。“大多数医生的那种法权、那种话语权和那种对病人的惯有模式，使病人丧失了对医院的信任，变成了讳疾忌医的鸵鸟”(《拯救乳房》)。在很多病人的心目中，疾病像江洋大盗，而医院就像老虎的血盆大口，把病人的血汗钱都吞进肚里了。医患关系，尤其是癌症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甚至比死亡的黑洞还要神秘”。
因此，毕淑敏分外关注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拯救乳房》可谓是病人对当今不健康的医疗界的一篇檄文。作者用“心理治疗小组”的形式，让身体和心理同样脆弱的病人“面对最悲惨的结局，勇敢抒发内心的恐惧与失落”。在医院的一次活动中，作者让那些卑微残缺不全的躯体，在医生的圣殿里，肆意倾倒他们对医学权威、对医生的怯弱和无能、卑下和猥琐、丑陋和狭隘、冷漠和残酷的指责。在这种报复性的批判中，他们感受到了病人的尊严与权利，也增强了治疗的信心和生存的勇气。
不仅如此，毕淑敏还从自我出发，对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美好的设想。首先，她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病人，无论他的地位高尚还是卑下。其次，她会在漫长的岁月中和病人结下生死同盟。“我会始终如一地目光温和地注视着我的病人，我会全神贯注地倾听他或她生理和心理上的痛楚。我会运用我所有的智慧和经验，帮助他们与病魔和死亡抗争。我会在生命无可挽回的逝去的时刻，守候在他们的身边”。因为“病人是最靠近上帝的人。我们要像服从上帝一样，服从他们”。概而言之，医生应该始终是病人的盟友，应该尽可能地救治和守护病人直至他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2. 医生作家眼中的疾病
文学中的疾病主题大多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疾病的客观反映，它还超越了疾病的医学意义，成为一种象征、一种隐喻，具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美学等多重意义。王德威先生曾指出：“近年来，疾病与中国现代性间的象征关系成为一热门的研究话题。学者如黄子平、苏伟、AS、唐小兵等都有专文论述，指出个人的‘疾病诗学’乃是了解国家‘政治病源学’的关键。”毕淑敏借小说中人物之口也揭示了疾病的隐含意义，“疾病是有性别的，疾病也是有品位的。你是老板，你可以得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那是富贵病，是豪华享受的同义词，你不丢人。但是你不能得肝炎。得了肝炎，人们立刻会想到你身份不高。经常在路边大排档吃饭，你才得了传染病”。但是，疾病并不是一种隐喻，赋予疾病隐喻的意义是一种不健康的、有害的人生态度。就如同苏珊桑塔格所说的，这种做法只会使人坠入一种“无可避免的宿命的迷思”。换句话说，将作为生理现象的疾病进行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是不利于疾病的疗治的。“对疾病最不自欺的态度，也是最为健康的一种患病方式，就是尽可能地排除、抵制隐喻式思维”。
面对现实，毕淑敏认为“生理的疾病并非完全可以由医学来解决，作为有着无穷欲望、生活在各种规范交织的社会中的人类，他们的疾病必须由医学、社会的经济结构、法律、伦理和道德多方面综合起来疗救”。作为医生，在治疗病人肉体苦痛的同时，更应该对病人进行一种“精神治疗”或“精神救援”，即使他们的躯体仍然是病弱而残缺的，但至少要让他们的精神完整而强健。对于病人及其周围的人而言，应该把身体仅仅看作身体，把疾病仅仅看作是疾病，看作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和过程。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获得一种对待自己的身体和所患疾病的正确态度。唯其如此，才能把人的身体从形形色色的道德说教、形上意义和社会性的象征体系中彻底解放出来。
总之，毕淑敏立足于人本主义的立场，用自己深切的体验、真诚的灵魂，关注和书写疾病世界中的人和事。一方面，她主张摆脱对于疾病的象征隐喻式叙事范式，让疾病复归真实和理性，只有正视、理解它，生命才有另一种超越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对疾病的根深蒂固的隐喻式思维，在从医学的角度拯救病人的同时，她更从全人类的角度切入，探讨人类的弱点及其克服的办法，在沉重的生活中开掘真善美。毕淑敏小说的疾病叙事体现了一种以病人的生命和灵魂为主角的叙事伦理，是一种关怀伦理学，一种敬畏生命伦理学。这一叙事伦理的指向，完全建基于作家对生命和人性的深切感悟。正如王蒙所评价的：“(她)没有忘记医生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毕淑敏在当今娱乐成风、消费盛行的文学界营造了一道独特而亮丽的人文景观。参考文献：
[1] 丁 力.在“追求快乐”与“正经女人”之间的灵魂挣扎――莎菲女士人格分裂心理解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6：30.
[2] 毕淑敏.炼蜜为丸[J].北京文学，1994，3.
[3] 毕淑敏.分享生存，分享死亡[J].中安读书网，-08-04.
[4]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12.
[5]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6] 王 蒙.作家――医生毕淑敏[M].毕淑敏自选精品小说卷.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探究毕淑敏小说中疾病叙事的伦理意义”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