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故事。
只是，两位作者所选的时间段略有差异，因此整个讲述的结构乃至结论都会有所差异。本书所讲时间段主要是从1908年到1923年，涵盖了一战结束后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军队击溃协约国特别是希腊的入侵最后缔造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而另一本书只讲到了一战结束协约国进占奥斯曼（后面的历史只是略微带了一下）。
从个人角度而言，我觉得本书的时间段似乎更为合理，因为，反击协约国入侵及反对《色佛尔条约》基本可以看出一战在土耳其领土上的延续，此外，也确实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给奥斯曼帝国的的死亡证明盖上最后的签章（包括废除苏丹和哈里发）。
不过，就书的内容而言，似乎《一战中东》更为精彩和有条理一些，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感觉是翻译。本书的翻译很多地方简直让人恼火，一些句子的不通顺和相互矛盾也就算了，一些翻译的细节让人感觉译者似乎心不在焉：比如普鲁士的传奇姓氏毛奇（Moltke）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毛奇，到后来就变成了莫尔特克，虽然从德语发音上，后者其实更为准确，但毛奇的译法似乎已经约定俗成了（尽管我不太明白第一个这样翻译的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做了这样的翻译）；又比如男爵（Baron）在某些地方译成男爵，但在某些地方竟然被译成了“巴龙”，成了名字的一部分；又比如贝伊（Bey）明明是奥斯曼帝国的官名，也被译者当做了名字的一部分。
此外，作者在引言中将《赛克斯 皮科协定》定义为谣言，因为“一战后的中东并非按照此协定划分”。这样的说法，我感觉有误导读者的嫌疑。我相信大部分研读中东历史的读者都不会认为现在中东国家的分界线是按《赛克斯 皮科协定》来走的，但基本事实是《赛克斯 皮科协定》确实是英法两大殖民主义强盗试图抛开这片土地上的真正主人，在赢得一战之前先行瓜分赃物和划分势力范围，只是最后的历史走势并未完全遂它们的愿而已。尽管如此，大致的势力范围也还是在《赛克斯 皮科协定》的框架里，比如所谓黎凡特归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归英国。
可以一读。要是翻译再好些就更好了。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读后感四：糟糕的选择
初读《红楼梦》的读者往往容易被作者瞒过，常听人总结，前半部红楼梦讲述贾府鼎盛荣华，后半部才开始凋敝。细读红楼，却发现并非如此，书中明指暗喻，处处是衰颓相，不过应了那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加诸元妃省亲的回光返照，内里的摧枯拉朽，早已势不可逆。
同样的征侯在20世纪早期的奥斯曼帝国身上如出一辙。庞大的帝国地跨三大洲，亦颇骁勇善战，凭借着自然地势，看似固若金汤。然而败相早已显露，此中人不自知而已。西恩·麦克米金的《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一书细细解读奥斯曼帝国最后的命运。我们常常站在过去的视角指责一次次不智的选择，但是麦克米金说，对一个病入膏肓、已在苟延残喘的帝国来说，他们只有糟糕的选择和更糟糕的选择，或者套用爱德华·吉本评价罗马帝国的话来说，相比衰亡，我们更该惊讶奥斯曼帝国竟然坚持了那么久。
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帝国，原本就殊难管理，它的病症早早深埋在骨子里：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的利益集团，并不牢靠地牵扯在一起，各自都不以奥斯曼帝国为归属，随时可能分崩离析；而作为一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大国，它又如同一块诱人的肥肉，惹得周边列强虎视眈眈，不出手的只是忌惮潜在竞争者而已。除了边界的自然屏障，奥斯曼帝国巧妙地将外交优势糅合进战略定位中：倘有列强入侵，它就合纵他国，借力那些同样觊觎它且不甘奥斯曼帝国落入他人之手的国家——在一战中，就有戏剧性的一幕：众协约国无法对分割奥斯曼帝国的事宜达成一致，反而使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保持团结——如此才可换取暂时的安全，而各怀鬼胎的结盟者显然是不能稳固依靠的。这也透射出奥斯曼帝国自身的力不从心，此时，它已然丧失了与地域面积相当的实力与魄力。
拖着“病体”，一件件看似插曲的事也变成了伤筋动骨的重创：“耶尔德兹的恶魔”专制、CUP（奥斯曼统一进步协会）泛伊斯兰教的保守、德国的“战略投资”、俄国的紧逼不舍、保加利亚、黑山、塞尔维亚和希腊的结盟、亚美尼亚人的反叛、阿拉伯的暴动……倘说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腹背受敌的奥斯曼帝国几乎无暇考虑何为最优解。它渴望活下去，甚至有所图谋，宁肯过激也不轻易示弱。那些事后受到诟病的决定——介入“一战”、血腥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希腊穆斯林与土耳其基督徒的被迫交换——是不能割裂开来看的。在外界议论帝国的病情之前，它就已经为他的不适做出了最后的挣扎。
落幕之前，结局已定。似《红楼梦》中太虚幻境的判词，亦是抄家时探春的一语成谶，当时能做的无非买田塾、结善缘，却不能再葆荣华永继。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它的终结并非史学家的未卜先知，而是那些当事人不愿启齿的隐疾、粗心看客一带而过的草蛇灰线、后来者历历可数的后见之明。只是当战争不可免，机心藏不住时，未来回天乏术，命运无法掌控：何来更好的选择？只有更糟的选择。
——戊戌年读《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读后感五：奥斯曼：救亡压倒了启蒙？
1915年，世界大战进行到第二个年头，英法联军跟德军僵持不下，西线战场上铁丝网、战壕密布，步兵很难往前推进1公里。伦敦高层萌生了大胆的计划：与其把数十万兵力拥挤地放置在西线壕沟里，不如腾出手开辟侧面战场，转战广阔的东方，从巴格达一直攻打到神圣的耶路撒冷。
拿破仑在远征埃及之前说：“这个小小的欧洲是不能给我提供足够的荣誉的,我必须到东方去寻求,所有不朽的盛名都是来自东方。”富有浪漫情怀的丘吉尔构思蓝图，作为时任海军大臣，他谋划了作战方案，预计英军凭着坚船利炮，轻松击败土耳其，从野蛮民族手里夺回君士坦丁堡。4月份，皇家海军抵达亚洲，所有人都没预料到战斗的惨烈程度。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作者西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见长，其著作《一战倒计时》已经获得中国读者的熟知。麦克米金挖掘近年来公开的奥斯曼和俄国档案，生动还原了一战的西亚战场，更可贵的是，在描述复杂的局势时，他尽力秉持一名学者的克制，不轻易施加道德高调批判。
奥斯曼的战斗力远超大清
李泽厚评述中国近代转型之艰难，提出了一个片面而深刻的解释——救亡压倒了启蒙，两者原本同步发展、相得益彰，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恶化，启蒙运动让位于爱国救亡。如何在保持思想自由的同时，做到富国强兵，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共通难题。土耳其提供了最好的样板示范，垂死的奥斯曼帝国，历经战争与革命的洗礼，脱胎换骨，演变为世俗开明的凯末尔主义共和国。
亨廷顿在著作《军人与国家》里，指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内在悖论：落后国家“师夷长技以自强”，现代化改革的第一项往往是塑造新式军队。军人是全体国民里第一个沾染到欧风美雨的阶层，他们眼界更开阔。官僚集团故步自封、农民愚昧迷信、布尔乔亚商人是洋人的买办，复兴民族的重任当仁不让落到军人身上。
军队本身具有团结紧密的社群特性，军校学生同吃同住，很容易培养出兄弟情谊。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相聚，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这群人生在近代中国，就是首倡辛亥革命的武汉新军；生在近代奥斯曼，就是凯末尔及其同袍。
如果说晚清最大的守旧派是慈禧，那么土耳其最大的守旧派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他的统治年限也差不多跟慈禧一样长，由于残酷镇压亚美尼亚人获得了“血腥苏丹”的外号。1908年7月，各族裔、各阶层民众受够了腐败独断的帝制，争取自由。反抗主力便是驻扎在马其顿的革命军人，领袖是恩维尔为首的三个人，也就是后来执政的三巨头，此时凯末尔的级别还不够高。
革命胜利后的政府，召开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制，举国上下气象一新。1853年沙皇尼古拉一世用“病夫”一词来形容奥斯曼，然而这位“病夫”竟然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存活下来，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还竟露出枯木逢春的迹象。
跟固有偏见印象相反，土耳其末期军事实力有了长足的发展，军队淘汰冗兵，又从德国接受顶尖水平的训练。国际舆论把奥斯曼和晚清并列为亚洲大陆的两位病夫，其实前者的战斗力远超后者。一战爆发后，伊斯坦布尔跟柏林结盟，对抗协约国集团。
伦敦从自身立场出发，由近至远，以西线战场为至关紧要的重心，东欧战场充当辅助，在中东的用兵仅仅是茶余饭后的热身运动。结果就是从奥斯曼那里，轻敌的英军品尝到了最苦涩的失败。1915年加里波利登陆战，英国付出20.5万人的伤亡，交战最激烈的时刻弹药用尽，刺刀白刃上阵。尸体堆积在登陆的海滩上，覆盖着黑压压的苍蝇，假设英军成功登陆上岸，就能拿下近在咫尺的伊斯坦布尔。然而攻势未取得进展，不得不撤退。丘吉尔负有组织不力的过错，被撤掉海军部长的职务，此后长期游离在政坛之外。
电影占水师英国舰队纵横海上200年，头一回碰到大败仗，这还仅仅是噩梦的开端。同时期，另有一支英军（其中包括了大量印度士兵）从伊拉克一侧进攻，闯入奥斯曼帝国的后院。恩维尔的叔父哈利勒帕夏率军英勇反击，在库特（位于巴格达南部）战役中，俘虏了敌方5个将军、1.3万士兵，英国指挥官挂出白旗投降。自北美独立战争的约克镇之败后，英国陆军还从未如此耻辱地投降。协约国意识到战事的棘手程度，调整了资源部署，在白热化阶段，英国一度把三分之一的兵力调到中东。
奥斯曼的战败结局更多归因于人力物力匮乏，只动员了约280万士兵，英国则有540万人，武器、后勤也更完备。土耳其军人的表现可圈可点，在1915年巴勒斯坦战区的争夺战中，军队虽然没能攻下战斗目的，但保持有序撤退，没让英军占到便宜。反观大清国，从鸦片战争以来败绩连连，往往碰到洋人一触即溃。清军没有一次单独战役杀伤过万的欧洲军队，更不用说俘获敌方将官。
再造拜占庭之梦
就族群地缘格局而言，把奥斯曼跟晚清类比，小亚细亚相当于东三省祖地，库尔德部落酋长的地位酷似蒙古勋贵，希腊、亚美尼亚人则扮演汉家士大夫的角色。袁伟时等人痛哭流涕地感慨，晚清未能平稳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导致了往后一连串的历史错误。其实按照正常的王朝周期律，大清的气数也该到了尽头，自有新的朱元璋顺天应命。清廷的假改良不仅使得汉人失望，也催生出满洲内部异议群体。
镶黄旗人张榕告诉同胞，君主制暴政是所有爱国者的天敌，清廷既奴役了汉人，也禁锢了满人，原本英勇的满人被圈养在旗籍，不能兴办实业，转型为资产阶级。武昌起义后，张榕攻入辽东“响应南方，使清帝不敢东归……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凯末尔所加入的青年土耳其党，是满洲革命者在西亚的翻版。1908年奥斯曼军变的剧本放在大清朝，将会这么上演：辛亥起义后，满族革命者挟持宣统帝，跟南方孙文黄兴会师，宣布五族和谐共处。赙仪获准保留虚君身份，统而不治，羁縻边疆。
恩维尔迟迟不废除王位，正是想利用苏丹的至高法统震慑天下。早在1830年代，奥斯曼就面临改朝换代的危局，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起了不臣之心，他励精图治，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讨伐阿拉伯半岛，甚至打败了奥斯曼的官军。历史上阿拔斯王朝取代了伍麦叶王朝，不出意外的话，阿里的新王朝将会取代衰落的奥斯曼。
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埃及欧洲列强的干涉，打乱了中东地区朝代更迭的正常节奏。埃及成为独立王国，但名义上仍向奥斯曼称臣，形式上总督由苏丹任命，并且每年向伊斯坦布尔财政部纳税。稍后英国的殖民统治带来了双重宗藩关系，埃及同时为不列颠和土耳其的藩属。更值得玩味的是，世袭统治开罗的阿里家族，来自于东欧阿尔巴尼亚，不是土生土长的。
通过这种层层嵌套的马赛克式政体，奥斯曼维持了宗主国的面子。传统帝制比现代主权国家更具多元性，爱新觉罗不仅是汉人的皇帝，也是蒙藏回诸部的保护者；奥斯曼苏丹不仅是土耳其人的苏丹，也是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保护者。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骑马进入君士坦丁堡，接受前朝典章政体，以凯撒、奥古斯都的继承人自居。土耳其人灭亡了东罗马，也继承了东罗马，伊斯坦布尔的制度融合了突厥、逊尼派、拜占庭多个源头。奥斯曼兼具亚洲和欧洲国家的法统，代价则是日后它要承受来自两边的挑战。
东南欧的诸侯看到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后，就像目睹明清易代的李氏朝鲜，滋生了“华夷变态”的微妙心理，表面上臣服于强悍的蛮族，暗地里积蓄实力，伺机翻身做主。经过三四百年的蛰伏，巴尔干的民族国家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小小的保加利亚国王，僭用“沙皇”的尊称，他从戏服商人那里淘到拜占庭的全副王权标帜，藏在衣柜底下，以备有朝一日光复拜占庭时候穿戴。希腊人梦想恢复远古的荣光，还都君士坦丁堡，雅典仅仅留作为国家的经济中心。一战中保加利亚投入到同盟国阵营，放弃了跟土耳其的宿怨，光复东正教拜占庭帝国的使命于是由希腊承担。
唯一的障碍是沙俄，他们自诩为第三罗马也是最后的罗马。俄军跟欧洲国家作战，是列强争霸、利益冲突；跟土耳其作战，则关乎神的公义。法兰克人抛下的十字军旗帜由斯拉夫人举起，夺回拜占庭是庄严圣洁的事业，能够荣耀主耶稣的权柄，索菲亚大教堂必将归还给它的合法所有人。俄国的民间俚语里，“沙皇格勒”指的不是莫斯科，也不是圣彼得堡，而是君士坦丁堡。1917年初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做好了远征的万全准备，可惜被二月革命和德军总攻打断，南进计划流产。
从军事角度考虑，俄国跟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并不接壤，俄军即便收复了孤绝海外的“沙皇格勒”，也很容易失手，中世纪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的成败，提供了前例。一战的重中之重仍然在西线战场，德国从东线的胜利，无法弥补西线的损失。1918年11月，德军投降，连带盟友土耳其垮台。英法意大利的舰队开入君士坦丁堡，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西欧的军队再次登临这个城市。首都的希腊裔居民兴高采烈，到处挂出蓝白十字旗，市中心广场公然悬挂希腊首相的巨幅画像，仿佛城市换了新主人。
战后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对土耳其苛刻程度，不亚于《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虐待，1914年奥斯曼帝国据有158.9万平方公里领土，和约留下的只有45.3万平方公里。苏丹下令成立军事法庭，审讯恩维尔等大臣擅开战端的责任。凯末尔由于远离权力中枢，没有受到波及。
希腊不满足于《色佛尔条约》的分赃，单方面继续进攻，誓令土耳其不亡国不罢休。1920年6月11日，也就是历史上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日子，希腊国王御驾亲征，来到战场前线。军队以压倒性的优势碾过小亚细亚，深入内陆250英里，先锋部队已经能看到安卡拉的灯火，东西方大决战的黎明近在眼前。
十个土耳其人里有一个懦夫，一百个阿拉伯人里没一个勇士
近代奥斯曼跟晚清一样，与西方列强的历次战争败多胜少，打败仗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相当于甲午战争，宗主国居然被番邦小国逆袭，颜面全无。1919—1922年的希腊入侵相当于中日全面战争，也正是这次战争激发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全部潜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是现代化的产物，跟公民权、资产阶级革命息息相关，用胡适的话来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最早和洋人通商，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地带比贫困内陆，更早萌生民族意识，辛亥革命的根据地在南洋华人社区，青年土耳其党人大多来自本国的欧洲领土部分。凯末尔出生在希腊第一大港口萨诺尼卡，恩维尔出生在首都，三巨头里的另一人杰马勒帕夏出生在希腊岛屿米蒂利尼。
图中的塞萨诺尼基，就是土耳其语里的萨诺尼卡沿海发达地区的居民很早摆脱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和亚洲内陆同胞文化隔阂极深。土耳其（Türkiye）这个词最早是指小亚细亚粗野的农民、游牧人，含有“乡巴佬”的轻蔑之义。消灭拜占庭后，部分土族军民向西迁徙，在繁华大都会里当上了城里人。称呼一个伊斯坦布尔市民为土耳其人，其冒犯程度相当于称呼一个青岛市民为山东人。
由于伊斯兰社会封闭，开化迟缓，近代化进程比其他亚洲国家慢一拍，19世纪中叶，印度、中国、日本爆发了列宁所称的“亚洲的觉醒”。伊斯兰世界内部里，内陆比地中海沿岸再慢一拍。当土耳其的西化人士在伦敦、巴黎的沙龙，跟欧洲知识分子谈笑风生的时候，阿拉伯和库尔德还没诞生出第一批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精英阶层。
两个民族在国族构建的拐点时刻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哈西姆等阿拉伯豪强显贵抛弃了帝国认同，自身尚未形成新的民族认同，“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哈利勒帕夏跟英国军官说：“或许我们土耳其人，十个里有一个懦夫；但是阿拉伯人，一百个里没一个勇士。”在英国的扶植协助下，氏族部落勉强转型为现代国家，1916年T·E·劳伦斯发动的阿拉伯大起义，没有动员到广大民众，本质上依旧是王朝战争。脱离土耳其的阿拉伯省份，成为哈希姆一家一姓之天下，今天的约旦王国便由这个家族统治。
大起义并不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恰恰是因为奥斯曼推行现代化改革。在部落酋长看来，恩维尔等革命乱党不守斋戒，不遵君臣之礼，教授异教徒的语言（英语、法语），传播西方启蒙理性那套歪理邪说。更离奇的是，他们居然还大谈什么男女平等。部落首领服从奥斯曼的统治，是服从于苏丹个人，既然恩维尔剥夺了君权，那么也就没有义务继续效忠。阿拉伯国家产生自己的凯末尔，要等到二战之后，革命与保守的较量持续至今时今日。
库尔德部落同样厌恶青年土耳其党的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政策，但他们更厌恶异教徒，放弃了建国机会。因为库尔德人地理上与亚美尼亚人杂居，长期冲突矛盾不断，与单一民族的阿拉伯地区不同。一战期间库尔德士兵踊跃参军，为帝国献出了80万条生命，希腊入侵后，激起了库尔德人更加激烈的抗击。
黄色是阿拉伯人，绿色是土耳其人，红色的是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凯末尔能够赢得希土战争，靠的是审时度势（或者说老奸巨猾）两面派手法，他用勤王忠君的名义号召库尔德人，用民族主义号召土耳其人。政治中心迁到内陆的安卡拉，西化精英放下架子，走群众路线，各地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希腊士兵沿途摧毁村庄，烧杀抢掠，有位目击暴行的天主教传教士愤慨道：“现在希腊人已经没有任何资格说土耳其是野蛮民族。”战前一个土耳其人无论持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抑或社会主义，在战争中都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1922年9月，在凯末尔猛烈的反击下，希腊军队撤出在亚洲的最后一个据点。当时还是记者身份的海明威报导：“这是希腊最后的光荣，也是第二次特洛伊进攻的终结。”《色佛尔条约》修改为一份公正平等的条约，事后有鹰派政府成员抱怨，凯末尔应该要价更高。有军事观察员评论：如果1922年指挥土耳其军队的是恩维尔，那么他收复本土后定当乘胜攻击，占取叙利亚、伊拉克；但是如果1914年的陆军元帅是凯末尔，那么他绝不会把国家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纯粹从抽象的逻辑上，“救亡压倒启蒙”有合理性，落到实际操作情景，有些“救亡”的急迫感是制造出来的。二战前日本根本没有亡国之虞，军部却臆想出ABCD包围圈（即美国America、英国Britain、中国China与荷兰Dutch）。为了巩固朝鲜，进取东三省；拥有了“满蒙生命线”后，又想建立华北缓冲区；战线不断拉长，直至国力无法支撑野心，满盘皆输。
一个肯让步和解的领袖不会致使国家陷入“救亡”状态。有些军人贪得无厌，穷兵黩武；另一些军人经历过战争的残酷，更珍惜和平的可贵，凯末尔打过的所有胜仗加起来，抵不上他和解政策所作的贡献。1920年代，政府陆续与希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签订友好条约，这些国家过去全都和土耳其交战过，各方消解仇恨，成为现代外交的和平典范。
文/柳展雄
全文翻译错误
多处把巴勒斯坦翻译成了巴基斯坦，
多处把德国大臣提尔皮茨翻译成铁毕子
多处把 男爵（Baron） 翻译成巴龙
第108页黑色邮件，就是敲诈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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