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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真诚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此次发布会。我谨代表九江市全体史志工作者，向广大界朋友们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九江市史志办，是2010年由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原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合并而来。主要职责为：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承担为国存史、为党立言、为民修志的任务，负责全市党史和地方志资料的征集、研究、宣传，以及史料书籍的编纂、出版、指导等工作。
九江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许多重大事件在这里发生，如：九江军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南昌起义在九江策划，第一面军旗在修水诞生，万家岭大捷及江西解放第一渡等。革命先辈在这块红土地上谱写了不朽的诗篇，我们有：“革命何须怕断头”的共产党员杨超，“红色伉俪”张朝燮和王经燕，“献出全家血，要换全国红”的甘卓吾、甘特吾兄弟，“一门五烈”的刘肩三等。九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信念，不屈不饶，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下面，我介绍几则发生在九江土地上的红色故事。
一、小划子会议
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1927年7月下旬的一天，九江城内的甘棠湖上，人们微微泛舟，游玩嘻戏，躲避酷暑。而同样一只泛波其间的普通小划子上，坐着叶剑英、贺龙、叶挺、高语罕和廖乾吾，五人都是因“东征讨蒋”而来到九江。他们自己划着小船，却无心游湖赏景。
当船划到湖中心时，叶剑英迫不及待地说：“贺军长，汪精卫通知你和叶师长上山，很有可能把你们扣起来，解除二位的兵权。”“噢……”五人相互看着对方，心中都有着不祥的预感——汪精卫要上演“杯酒失兵权”吗？
“怪不得他们左一个邀请右一个邀请要我们上山去，还说去开会去避暑，原来搞的是这个名堂。”贺龙快人快语，很坚决地说：“不去，不去！他们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上山那不是自己去送死嘛！”
为了对付汪精卫的阴谋，五人在紧急地磋商着……
大革命失败的残酷现实，迫使共产党总结失败的教训。自己实力不够，只能仰人鼻息，看他人的脸色行事。军队问题首当其冲地被中共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时，中共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在张发奎所属的第二方面军中。其中包括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领的二十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及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中共要举行武装暴动，必须争取这部分力量。于是，南昌起义的前夜，在九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博弈。
这次会议最后决定了三件事情。根据1951年8月贺龙回忆说：“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队伍明天开，我的队伍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在随后的几天中，集结在九江的叶、贺部队先后乘火车前往南昌。8月1日，震惊全国的南昌起义爆发。
小划子会议，识破了汪精卫的阴谋，确定了叶、贺部队开赴南昌参加起义的军事行动，对南昌起义的举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确保了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
二、第一面军旗诞生
1927年9月初的一天，修水凤巘书院前商会的东厢房内，在一张宽大的八仙桌前，共产党员陈树华、何长工和杨立三正紧张地忙碌着，烟一根接着一根的抽，手中的笔在不停地写写画画。他们正在按照上级的指示，设计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旗。
南昌起义时，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使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子。中共八七会议，决定在湘赣边界举行秋收起义。会上，毛泽东提出“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的主张。根据中央的指示，刚刚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将军旗设计任务交给了师参谋处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等人。根据中央提出 “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 的指示精神，三人在不停的比划着、思考着。何长工思路敏捷，他记得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见过苏联红军的旗样，提出了“这面军旗要有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设计方案，得到了陈树华等人的赞同。按照这种构思，三人边设计，边修改，整整干了一个通宵，终于拿出了布局合理、比例适当、角度准确的设计方案。
第二天一早，他们按设计方案缝制出一面军旗，旗底为红色，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旗中央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有镰刀斧头，代表工农，意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镶在旗杆旁边的白布条上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面庄重、神圣、鲜艳、凝聚工农革命意义的军旗就这样诞生了。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正式爆发，起义部队全部统一改换自己的军旗，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在湘赣边界迎风飘扬。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失败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打着这面军旗进军井冈山，点燃了全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三、“革命何须怕断头”的共产党人杨超
1927年12月27日午后4时，南昌德胜门外的下沙窝，在漫天风雪中，一阵阵高亢的吟诵，打破了周围的寂静，“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这慷慨激昂的诗句，声震八荒。这是共产党员杨超临刑前朗诵的就义诗。
杨超的祖籍在河南。祖父曾在德安担任盐官，江西是鱼米之乡，杨超4岁时，全家人迁来德安定居，家里比较殷实。杨超从小就有着远大的理想，忧国忧民。小学毕业时，父亲问他继续读书，还是回家帮忙管理家业，杨超以诗明志：“男儿志在安天下，破旧河山再造新”。在南昌心远中学、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杨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五卅运动爆发后，杨超在北京大学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杨超利用寒暑假回家乡组织了德安县最早的工会——德安柴炭工人工会，在他的影响下，这十多个柴炭工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第二年，杨超受党组织委派，回到江西出任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任中共德安县委书记，领导群众积极策应北伐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中，包括他叔叔杨丕显在内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杨超毫不畏惧，领导德安人民进行了著名的铁石山农民暴动，全县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南昌起义之后，杨超遭到通缉，国民党用1000块大洋悬赏他的头颅，但他继续率领德安农军开展革命运动，充分显示他的革命斗争精神。
1927年12月，杨超从武汉返回德安途中，不幸在九江招商码头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杨超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杨超被国民党杀害时，年仅23岁。
四、“一门五烈”刘肩三
在都昌县南山公园南山寺的二楼，陈列着中共都昌县第一个党小组成立的相关资料，党小组创始人之一的刘肩三位列其中。
刘肩三，出生于都昌县汪墩乡后垅村的一户耕读人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刘肩三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与方志敏、邵式平一起，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曾任中共余干、都昌县委书记。1929年7月，受党的派遣，刘肩三赴景德镇秘密发展党团和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翌年7月，他率领工人武装配合方志敏率领的赣东北红军独立团，一举攻取景德镇。随后，独立团改称红10军，刘肩三调任该军19团政治委员。不久升任红10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兼7旅政治委员。
在他的影响下，其兄、侄都参加了革命，一家有刘肩三及兄刘贤扬、侄刘述尧、刘述舜、刘西山5位烈士。可谓忠烈满门、气贯千秋。
1930年11月，都湖鄱彭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肩三，在率领赤卫队抗击地方反动武装的"围剿"时，不幸被敌包围，坚守3日后，因弹尽粮绝在彭泽被捕。敌人利用封建宗族情、各种威逼利诱劝降失败后，将其杀害。《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6卷）》将他的事迹载入史册。
每一个红色故事都传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每一个红色故事都蕴含着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精神。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九江为革命而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有十万之众，在民政局登记的烈士有16000多人，其中，修水烈士就有10000余人，是全省6个过万烈士的县之一。修水、德安、彭泽属于一类苏区县，武宁、永修、瑞昌、星子、都昌、湖口、九江县属于二类苏区县。
九江是革命老区，红色基因在这里孕育。挖掘好、研究好、宣传好红色历史，是我们党史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近年来，我们编撰出版了《中国共产党九江历史（一、二卷）》、《九江红色记忆》《回望峥嵘读初心——发生在九江红土地上的经典革命故事》《党史国史家乡史简明故事》等50余本地方党史书籍，全景展现中共九江党组织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开展党史专题研究200余个，举办专题研讨会和座谈会30余场，配合拍摄《发生在赣北抗日烽火中的故事》，协拍《万家岭大捷》《庐山——人文圣山》等多部纪录片，开展全市党史知识竞赛活动，举办《九江红色历史图片展》，多角度宣传九江红色故事。坚决反对党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不良倾向和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反对各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配合各级政府及文化等有关部门，对全市276个重点红色遗址遗存进行了调研摸底，将其中71个列入文物保护等级，对现存的烈士墓地和陵园进行整修，开发了原中共湘鄂赣省委、湘鄂赣省苏的旧址——修水县上衫乡的红色景点；配合建成修水秋收起义纪念馆、庐山抗战博物馆、瑞昌县苏维埃纪念馆、万家岭大捷纪念园、中共江西省二大旧址及彭泽浩山兆吉沟红色景区等，并免费对公众开放。
红色文化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为依据，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加强史志研究，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讲好红色故事，把史志工作主动融入到九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大力推进史志事业转型升级，汇聚引领社会正能量，为九江“加快迈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更大步伐，全力打造区域率先发展战略高地，奋力谱写新时代九江改革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
答记者问
请问：九江是南昌起义的首倡地和策划地、起义主力军的聚结地和出发地，这些都是中央领导人在九江的活动。我想问的是，中共九江党组织为配合起义做了哪些工作？九江人民为起义作出了哪些贡献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九江党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7月中下旬，九江地方党组织为了配合中共在南昌的暴动计划，让一些原先不方便露面的同志出来继续坚持工作。
为策应南昌起义，中共九江党组织在接待、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九江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一、接待工作
1、接待中央领导人。1927年7月中下旬，根据变化的形势，在武汉办公的中共中央作出撤退的部署，准备第一步从武汉撤到南昌，于是派吴玉章和林伯渠立即赶往九江。中央指示他们到九江后，“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继续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仍然想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的局面。
吴玉章、林伯渠搭乘船到达九江后，在中共九江市委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的协助下，在当时的九江“审判厅”（原浔阳区委、区政府所在地）建立起国民党中央办事处 ，“中央办事处”实际上就是九江接待站。
九江接待站曾接待过宋庆龄、谭平山、吴玉章、张国焘、彭泽民、丁晓先等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中共五大（1927年5月召开）选举产生的45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就有16人先后到过九江，10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就有7人到过九江，5位临时中央常委有4位来过九江。
2、接待起义主力部队。7月19日，军事部长周恩来派聂荣臻、贺昌、颜昌颐到九江，指示他们：“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 7月中下旬，叶挺、贺龙两支部队先后到达九江，分别驻扎在圣约翰中学、勃兰地教堂、大东旅社等地。还有南浔线的马回岭和黄老门一带有第四军二十五师的驻军。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约2万人，在九江地区的驻军就达1·5万余人。在中共九江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会、农会、商会等革命团体全力以赴做好来浔驻军的接待和吃住等生活安排。
3、护送周恩来。7月25日，受中央委派，周恩来前往南昌组织和领导起义。26日，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从武汉乘船到达九江，工会委员长彭江陪同吴玉章到码头迎接。周恩来在九江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会上还听取了九江市委组织部长林修杰关于九江情况的汇报。周恩来向与会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示要重视武装斗争，还说九江不是作战的地方。南浔铁路因输送军队，客车已停开。周恩来在九江地方派人护送下翻越庐山，步行至德安火车站，前往南昌领导起义。
九江地方承担的大量接待和安全保障工作，为南昌起义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宣传工作
中共领导人和叶挺、贺龙部队到达九江后，九江的革命气氛相当活跃。市委书记袁玉冰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大造革命舆论，唤醒人民对蒋汪反革命面目的认识，策应武装起义。《国民》报（共产党主办）旗帜鲜明，大造革命舆论，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又揭露汪精卫假革命的嘴脸。袁玉冰亲自在《国民》发表文章，揭露汪精卫假“左派”、真右派的面目以及“东征讨蒋”的用心。共产党员、第二方面军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应《国民》报之约，写给汪精卫一封公开信，揭穿汪精卫叛变革命的阴谋，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汪精卫对《国民》报恨入之骨，曾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次会上说：“九江《国民》是在共产党包办下的党报，一向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理谩骂、挑拨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反动，最近更是厉害。”
市委曾在儒励女中召开活动分子大会，发动群众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九江街头贴满了“反对武汉政府”、“反对无意义的讨蒋战争”等口号。同时，市委还把党员派到工会各小组，有计划地破坏铁路，撞损车头，积极配合叶贺部队向南昌开拔。
7月29日，汪精卫、孙科等人到庐山召开“反共会议”，从九江经过。九江市党部巧妙地召开一个名为“欢迎”实为反汪的群众大会。市党部代理常委张如龙在 “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借用汪精卫曾说过的：“革命的站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辛辣讽刺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会后，汪精卫恼羞成怒，叫嚷要对共产党“捉一个、杀一个”，还大骂九江《国民》是共产党包办的报纸，下令朱培德、张发奎当日停止《国民》的出版。
三、血染浔阳的“八九惨案”
叶、贺部队离浔前夕，林伯渠召集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开了一次会议。林在会上说，你们环境很危险，最好跟着我们一道走。但他们没有走，仍在九江坚持继续战斗。
南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就以“颠覆政府，响应叛军”的罪名，将九江的革命扼杀在血泊之中。
29日，汪精卫、孙科、朱培德、张发奎等在庐山开会，会议决定：（一）严令叶挺、贺龙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社”，并逮捕其负责人；（三）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完全暴露。
8月1日，张发奎命令九江戒严司令金汉鼎，“即将九江市党部、县党部、总工会等机关一律封闭，捕拿逆伙”。5日，反动军警封闭了市党部、县党部、总工会、国民社和九江书店，解散各革命团体，进入各工厂、机关、学校进行大搜捕。一时间，九江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监视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的行动，大肆搜集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名单，先后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志士70余人。
8月9日清晨，国民党反动派在九江东门大校场，将彭江、张如龙、熊好生、曾炳生、吴九思、戴振球等25名共产党员和一名国民党“左派”饶柳门集体枪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八九”惨案。九江人民为配合南昌起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浔阳江头。但九江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为南昌起义所作的贡献却永载史册！
请问：请举例谈谈，革命战争年代九江党组织和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九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九江的革命特点是：革命早（大革命时期就是轰轰烈烈，各个县都建立了党组织；又如1927年底就建立了岷山革命根据地，系中共党史上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时间跨度长（武装斗争的历史从1927年至1939年，12年之久，江西坚持武装斗争最久的地方之一），牺牲大（以修水为例，是全省六个在册烈士超万人的县之一，居第五位），贡献突出（以岷山根据地为例，位于九附近，民国政府夏都之侧，南浔铁路旁边，卧塌之侧启容他人酣睡，岷山革命根据地的坚持，给敌人以重大威胁，有力支援了其他根据地的斗争）。
这一切都离不开九江人民的大力支持，由于九江党组织和红军与老百姓有着血肉联系，有了老百姓的保护和支持，党和红军如鱼得水，所以九江党组织能不断发展，红军能不断壮大，九江能够燃起蓬蓬勃勃的革命烈火。
这里我讲三个小故事，讲述九江老百姓如何支持革命，如何保护红军的。
一是母子昂首赴刑场：这对母子就是修水县上奉镇的胡爱英和张敦训母子。胡爱英1929年开始担任红军地下联络员，为了掩护身份，每次都带着小孩一起去收集情报，帮红军购买必需品，后来，敌人注意了她的行踪，红军劝她不要再冒险出去了，但她执意要去，1931年端午节，胡爱英想利用节日敌人可能放松戒备的时候，与长子张敦训去侦察敌情，在执行任务途中，不幸被敌逮捕，虽遭严刑拷打，但拒不供出红军驻地，敌人威胁她，你要孩子还是要红军，但她毫不屈服，要孩子更要红军。最后与她年仅11岁的儿子一道，双双牺牲。现在她的一位后人张洁就在修水职业中专任书记，传承了她的红色基因，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
二是朱隆财拼死护红军：朱隆财是修水水源乡人，1930年参加革命，负责为红军游击队侦察敌情。1932年冬，红军赤卫队队长躲藏其家中，朱隆财带他躲在红薯窖里，但敌人很快尾随而来，包围了该村，形势非常严峻，朱隆财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假意顺从，答应带敌人找到红军赤卫队的藏身之所，将敌带至一个岩洞边，趁敌队长不备，与敌人同归于尽，保护了红军赤卫队长，牺牲了自己。
三是红军妈妈曾丁香：曾丁香是德安县彭山人，担任红军地下交通员，因年满60岁，又像母亲一样关心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亲切地称她为曾妈妈。曾妈妈的家在彭山老屋宋村，她常以贩卖黄烟为名，往来于南浔铁路的马回岭、九江市和德安县城等地，为赣北红军游击师侦察敌情，购买药品、火柴、食盐及文具纸张，送往红军驻地。1935年6月，曾妈妈被叛徒出卖而被捕，最后英勇牺牲。
我以一首当年的红色歌谣来描述一下当年的军民血肉关系：红军大如天（势力盛大），驻在桃花尖，穷人大胆困（困是方言，就是睡觉，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保护穷人的，红军与老百姓是一家人，所以有红军在，可以舒坦睡觉），富人出花边（花边即是银元，老百姓的俗称。土豪劣绅则没有好日子过了）。当年的红军与老百姓就是一家人，有着深厚的鱼水深情。
九江是著名的双拥模范城，从这几个小故事可以看出，九江双拥模范城是有历史渊源的，是有红色基因的。所以今天的我们要继续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牢记宗旨意识，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铭记历史，感恩百姓！
请问：九江党史上有哪些著名的巾帼英雄？
在中共九江党史上，著名的巾帼英雄有很多，比如说修水的曹碧荔，柴桑区的徐木秀，永修的淦克群、王经燕，等等。由于时间关系，我来说说王经燕这位巾帼英雄。
王经燕，1902年出生，永修淳湖王家人，她的父亲王济兼是永修县的大土豪，家有良田几百亩，在县城涂家埠和省城南昌拥有许多家店铺，是当时的永修首富。
王经燕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自己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王经燕的父母亲从小就非常宠惯她，把王经燕当做男孩子养。王经燕从小就非常淘气，常常与同龄的堂兄王环心、邻居张朝燮也就是后来王经燕的丈夫在一起玩耍，下河摸虾，上树掏鸟窝，天生一副男孩子性格。随着年岁的增长，王经燕受到王环心和张朝燮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毅然抛弃富家小姐的生活，义务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
1925年秋，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的王经燕，为了寻求救国救亡真理，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正当共产国际准备安排王经燕留在莫斯科工作的时候，丈夫张朝燮不幸牺牲的噩耗传来，王经燕悲痛欲绝、悲痛万分。在当时白色恐怖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她谢绝了组织的安排，坚决要求回国投入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
王经燕遵照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回到永修，担任中共赣北特委委员、中共永修县委组织部长，协助堂兄、县委书记王环心开展农民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县委书记王环心被捕以后，王经燕在组织营救无望的情况下，及时联系到其他县委组织成员，作出了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并组成了新的中共永修县委，王经燕临危受命担任县委书记。
1928年1月，王经燕率领永修县委在滩溪乡甘棠村组织领导了农民暴动，将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永修县游击大队”，正式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亲自颁布了《游击队六大纪律》。
甘棠农民暴动后，王经燕带领工农武装开辟和建立了云山革命根据地，同敌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28年2月，王经燕调到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先后任秘书、组织部代理部长、部长。她化名贺若霞，以家庭教师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王经燕不幸被捕。
1928年6月的一个夜晚，王经燕用俄语高唱着《国际歌》从容走向刑场。敌人为了堵住她的嘴巴，恶狠狠地把一个铁块塞进她的嘴里，王经燕经过苦苦挣扎后，终于把铁块吐了出来，继续高唱着《国际歌》。穷凶极恶的敌人用刺刀把王经燕的鼻子、舌头割了下来，又用刺刀猛戮她反绑着的双臂和下身……王经燕昏死了过去。当王经燕再次苏醒过来的时候，敌人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她的胸膛。我党的优秀儿女就这样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年轻的生命，年仅26岁。
“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烈士殉难以后，党组织曾在《向导》《列宁青年》上发表了纪念王经燕的文章。
为深入挖掘革命烈士王经燕同志的红色革命事迹，2017年3月，中共九江市委组织部做出战略部署安排，决定在永修县创建“王经燕组织干部学院”。
王经燕组织干部学院筹建及建成开放以来，得到江西省委组织部乃至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拨付专项经费30万元用于拍摄《红色伉俪》专题片，宣传王经燕的先进事迹。我们可以告慰王经燕等革命先烈的是，你们用鲜血凝成的坚定信念、对党忠诚、敢于担当、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于赣鄱大地上，枝繁叶茂，更行更远还生。谢谢！
请问：中共九江地方组织的诞生有哪些前提条件？
主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产生工人阶级，二是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工人阶级的产生
清咸丰八年（1858），英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将九江辟为通商口岸。大量外国商品倾销九江，导致九江周边赣、鄂、皖边界地区农村自然经济被破坏，大量农民、手工业者、船民破产。帝国主义在九江设立的工商企业，如清同治元年（1862）设立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九江分公司、清光绪三年（1877）设立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以及俄国在九江设立的丰顺公司九江分公司砖茶厂等帝国主义企业，将这些生活失据、走投无路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船民吸收进来，形成江西省第一批工人阶级。
九江工人阶级的产生不同于西方国家。在西方，工人阶级是与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在九江，工人阶级最早出现于帝国主义企业，当时九江还没有民族资产阶级。
之后，九江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创办起来，如清咸丰十一年（1861）成立的修水3家砖茶厂、光绪二十年（1894）创办的九江荣昌火柴公司、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立的九江肥皂厂、1919年创办的久兴纱厂，以及制瓷、印刷、钮扣、发电、铁矿、航运等企业。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九江工人阶级的规模日益扩大。此时九江工人阶级以码头工人为主，茶厂工人次之。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九江有常住外国人1200余人、工人10000余人，这两种人加起来约占当时九江城市人口总数的1/5。这一方面反映了帝国主义对九江的渗透与控制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九江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作用与地位。
九江工人阶级有如下特点：1、它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集中程度很高，所以，它最大公无私，最富有组织性与纪律性，最便于组织和发动；2、它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与剥削，因而具有更坚决更彻底的革命性和战斗性；3、它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结成亲密的工农联盟。
九江的工人阶级来源于破产农民、破产手工业者和破产船民，是被社会抛弃的最底层、最贫困、最弱势、最走投无路的群体。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任何保护工人权利的法律和措施，从诞生之日起，他们就完全裸露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两方面压迫之下，过着饥寒交迫、毫无政治权利、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处境极其悲惨。为着生存，摆在他们面前的就只有奋起反抗这一条道路。九江工人阶级诞生后，立即投入到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洪流。在江西工人阶级早期的革命斗争中，以九江工人的斗争事迹最为突出。如清宣统元年（1909）湖口农民余发程被九江英租界巡捕无故殴打致死引发的码头罢工事件、1919年响应“五四运动”运动的政治罢工、1920年反帝大罢工等。这一时期九江工人阶级还只是一个自发的阶级，这时的斗争仍然属于群众局部性、自发性斗争的范畴。但充分反映了九江人民的反帝爱国精神。“五四运动”在九江的开展，使九江工人阶级的斗争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九江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九江工人阶级由自发的阶级升华为自觉的阶级，为中国共产党九江地方组织诞生做好了阶级准备。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8年后，恽代英、赵醒侬、方志敏等人在九江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先驱引导下，九江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建立了“九江人社”、“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等组织，创办《九江青年》、《浔光》等进步报刊。这些团体和组织成为吸收进步青年研究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成为进行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聚会场所，不少青年因此走上革命道路。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锻造出张朝燮、杨超、卢英瑰等一批革命先行者，为中国共产党九江地方组织诞生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工人阶级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既是中国共产党九江地方组织诞生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九江地方组织诞生的充分条件。
1925年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指出：“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7月，中共南昌支部书记赵醒侬赴九江，帮助建立九江党小组。九江是江西省继安源、南昌之后第三个建立党组织的地方。
1926年4月，九江党小组升为中共九江特别支部。11月，中共九江特支改为中共九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九江地委）。1927年6月，九江地委改称九江市委。在大革命时期，九江党组织先后有中共地委3个，市（县）委4个，区委23个，特支2个，支部77个，党员最高时达1643人。
中国共产党九江地方组织的诞生，是九江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从此，九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了革命、建设、改革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九江市史志办“牢记初心使命 讲好红色故事”发布会发布词及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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