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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同学甚至不被容许回家看一看。其实大家信息不灵，此前同年级一个班十几名未被核准进京的同学，几天前搭上火车，已经到了太原北面一个小站皇后园站，楞被截住赶下车来，无功而返。
看到外地来太原的学生成群结队，几个人又萌生了赴京的念头。这时已经十一月初，大规模接见已经七次，再不去北京，就很难有机会了。没有正规渠道，还得冒险北上。权力机关仍然不给开进京的介绍信，所以也得不到免费进京的火车票。
这几个“另类”，因为在学校不可以参与“革命造反”，又无事可做，无书可读，也自忖不合适再与其他同学来往，反而和其他年级的孩子们混得很熟，最近的是“友谊班”的孩子们。文革以前，学校高中与初中的相应班级要“结对子”。高中大同学帮助初中小同学学习、搞课外活动，包括指导阅读、排练节目、锻炼身体、外出踏青，有这层关系，所以比较处得好。初中几个孩子家庭政治条件当时没有问题，也愿意和高中大哥哥们结伴。灵机一动，几人在初三同学已经开出的进京串联介绍信上人数“4”前面偷偷添了个“1”，那就是“14”了，指标绰绰有余。
孩子们挺懂事。一个冷清的夜晚，众人分别从自己家或者学校宿舍分头出发，到南站集中。那时太原火车南站在今天迎泽大街上长途汽车站偏南稍高的一个位置，非常简陋。拿着介绍信挤进车站，真是水泄不通。车厢里挤满了学生，行李架上也躺着人，压得架子咯吱作响；甚至座椅靠背上也坐了人。火车就要开了，汽笛长鸣，还有人从窗户往车里钻。都是半大不小的青年人，聊天、吹牛，一个晚上没有合眼，也没有喝上一口水，也没有去过厕所，因为车厢里所有的通道完全堵塞，厕所里面也挤满学生。就这样一路晃到北京永定门车站。第一次上北京，找不着北，小分队就跟着大队伍流动。下火车才早晨五、六点的样子，天还很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出站就跟着大队往前跑，说是有20路公共汽车坐，谁知汽车没有等到，于是继续跑。跟着大队狂奔到先农坛体育场，说需要到那里先登记，转了一圈，无人理睬，于是直奔前门。东方欲晓的时分，黑糊糊看见前头有座建筑物，就是前门箭楼了。往北的天安门广场没有今天宽阔，先见到的是一片树林子，大约是现在纪念堂的所在。
还是向前奔，终于望见天安门了。夜色笼罩，门楼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高大。晨曦渐露，一行辗转住到了西城区丰盛胡同离教育部不远的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不远就是西城区政府。女附中是久闻大名了。这里有一个著名的学生——宋彬彬。8月18日宋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据说后来按主席的要求，改了个名字叫“宋要武”。
主楼教室里地面上有草席、垫子，上面铺上自己背来的行李。那时学生吃食堂饭不要钱，每日用自带的粮票换了饭票，一日三顿吃食堂。馒头、烩菜，有荤有素，基本可以吃饱，一份不够，干脆再吃一份。
（二）忙了三天
当时进北京，没有丝毫游玩的念头，一心一意是跟着闹革命。怎么革命？不很清楚，就是受教育呗。
心无旁骛，在北京的开头三天，几个人连着起早，饭都顾不上吃，老老实实结队带着笔记本往教育部、文化部、北京市委、北大、清华等几个地方跑，一张一张抄大字报。自己也搞不明白抄这些要干什么用。隐约记得教育部在丰盛胡同，白色大楼，当时的部长是周荣鑫，院里贴些大字报批评刘少奇的半工半读。北大校园里已经有写给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了，北大校园里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外中内西式样的教学楼，后来在山西农大的校园见到过类似建筑。清华园里没看了几个地方，所见好像都是火柴盒子似的高楼，水泥丛林，给人冷冰冰的感觉。出门坐公共汽车有一拼，售票员声嘶力竭喊也没有用处，只能先顾着安全了。往往是汽车一进站，大家不管开往何方，先上去再说，以至往往坐错方向。开头还有个集体，有支队伍，后来总是有人掉队，索性化整为零，自由行动。
11月初，太原楼里应该已经烧起暖气，北京却还在寒风中战栗。那年冬天北方格外冷。国家经济已经捉襟见肘，中央领导带头节约。街头大字报写到，为了省煤，周总理提出中央机关取暖开始由过去规定的11月15日改为12月1日。实际此前大家在山西就知道，煤炭生产直线下降，武斗正在酝酿，各派每天打嘴仗，无人问津生产。大同的煤炭产量一天比一天少，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这样马不停蹄跑了几天，吃凉饭，吸冷气，看看周围的外地学生们，人家却是急着逛颐和园、动物园，这才茅塞顿开，晓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领了乘车证，也往名胜古迹跑。抓紧时间看了故宫、香山、凡是可以进去的地方统统进去“到此一游”——那时乘车不要钱。
（三）出口问题
在北京待了大概十天左右，具体日子没有记住，但是在师大女附中的那几天，正是孙中山（1866 1966）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大概是在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之后的几天，后来查到是11月12日。整天东奔西跑，真的不清楚是几号、星期几。那还是在校园捡到一张报纸，看到刊登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报道才晓得日子的。
前些年，北京公干，从长安街的人行道上走过。同行的年轻同志眼睛很“尖”的，觉着脚底下怎么出现横着的一排排铁板嵌在地面上，每块大约25公分宽1米多长，相隔半米的样子，可以连续排出十几块来。怎么也想不通这些铁板是做什么用的，似乎下面隐藏着些秘密。其实，这些东西并不神秘，静静地躺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了。不但长安街上两面隔数百米有一溜，在北京的其他重要大街上，甚至在天安门广场也可以找到。原来下面曾经当便坑用，掀开铁盖，就是下水道，在周围竖几根木棍，钉上苇子席片，就是一座简易厕所。
文革发生的1966年，毛主席多次接见“文化革命大军”，每次被接见的学生有几十万，加上警卫人员，服务人员，每天从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就会有如此多的人员活动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不足几个平方公里的地面上，会产生多少排泄物？解决这多废物的“出口”问题，实在不易。亏得有地下排污系统的完善，方便了革命师生，否则长安街会成为第二条“黄河”。有时候突发奇想，这些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铁盖子，也应该在“文革博物馆”里有一块自己的地盘。
因为使用厕所的人太多，黄昏时分路灯暗淡，看不清方位，男孩子们往往不走到里面，而是冲着席墙就放水了。北京的女学生负责维护秩序，梳着羊角辫——太原这边叫“锅刷子”的，朝男孩子们大声喊叫：“往里走！往里走！不要拿出来就洒！”一点不带羞涩的。
（四）等待接见
每一次接见，都刺激更多的学生进京。北京人满为患，铁路忙于应付学生队伍，连战备、生产都得往后面放。学生来京，一系列的接待，吃住行都是麻烦事。正面劝阻不了，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报纸上也发了消息，但是学生们还是大量涌向北京，耐心等待下一次的接见。人越积越多，为了让大家离开北京，中央决定毛主席再接见一次赴京学生。此前尚没有准确消息，到11月9日的晚上，有动静了。师大女附中的食堂给大家发了干粮，每人有几块桃酥点心，还有2颗熟鸡蛋、面包等。11月10日，大喇叭一早把大家唤了起来，排队提着包包摸黑在北京城里绕大圈。从住地（北师大女附中）辗转到了长安街东段，一路上各家队伍纵横交错，这可是个大运筹。记得最后走到东单以东到北京东客站之间的东长安街马路南侧，大约是外贸部大门前面才停下脚步。太阳渐次升了起来，检阅迟迟没有开始。后来知道，首都红卫兵因为要在大会口号里写上“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而和组织大会的中央有关部门纠缠，矛头显然是对着刘少奇的。熬到11点左右，路边电线杆上的喇叭响起嘹亮的歌声。人们吆喝着，说是毛主席过来了。这样反复了三四次，学生们被折腾得坐不住。领导人的吉普车队过来时已经快中午了。解放军官兵在马路中央抵挡着前涌的学生。孩子们已经饥肠辘辘，南方来的许多学生还穿着单衣单裤，冻得上下直跳。开道车以后，毛主席坐的军绿色京吉普很快过来了。因为围观的队伍已经乱套，秩序很难维持，汽车只能快速前进。毛主席站在吉普车后排中间，形象突出，可以看得清楚。他手拿军帽向左右挥手，只是面色不像电影片子上那样红润有光；和别人相比，也并不显得特别高大。因为照片是修饰了的，影片也可以加工。吉普车越开越快，其他领导根本没有办法注意，但感觉刘少奇大约在第七、八辆车上，也是很严肃的神态。其他人物如林彪、周总理、陶铸、陈伯达，都是一晃而过，没有留下一点印象。
终于看到毛主席了，孩子们雀跃、欢呼，忘记了疲劳和饥渴。
实际后来还有最后一次的接见，那次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下面的人压根看不清楚。连续接见，在中外历史上都创造了一个记录。
（五）武汉印象
主席接见以后，接待站一个劲督促学生们离开北京。太原乱哄哄的，回去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做。那时孩子们心野的很，一切都反常了。自己给自己做主，东南西北任驰骋。几天下来一行人很快跑散了。笔者和阎大个、晓春三人结伴换票坐车南下。在北京进东站就用了两三个小时。那时火车常常晚点，火车站前面正在挖地数十米建地铁。列车员领着候车学生绕着火车站翻沟上桥转大圈，你也不敢随便离开队伍，一个目的就是耗时间。终于进站上了车。那是从北京到南宁达友谊关的一趟5次特快国际列车。卧铺车厢全部改为硬座，车里不算拥挤，几乎全部是串联学生。车上没有水和食品的供应，遇到大站停车就跑下去找些冷水喝。学生们也不懂得存些吃食，渴了饿了都是背包里那些在师大女附中食堂买的馒头，二十多个，全部消灭干净。车上正好有一伙中央戏曲学校的学生南下，给大家唱《红灯记》、“威虎山”，气氛很是融洽。
武昌火车站不成个样子。湖北冬天没有暖气，大家住在湖北大学的大教室里。墙很薄，凉风从门缝处钻进来，其实其它地方也尽是缝隙，盖着薄被，整夜难眠。白天听着大学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哇啦哇啦乱吼，口音难懂，声嘶力竭，只晓得是两派打嘴仗，骂脏话。外地学生在外面，只带着耳朵听，不敢随便插话。确实这里人比北方人还骠捍，嗓门也高，说话连讲带吼，容不得对方反口。因为听不懂，路上两个熟人拉闲话，你听着以为吵架。当时街头的大标语大多是“打到广州去炮打陶铸”，陶铸其时在中央文革任副组长，正在被重用。湖北省长张体学也是矛头指向的重点，大字报上讲张的“问题”之一是1963年陪同毛泽东回湖南湘潭家乡后说过毛搞“衣锦还乡”的话，所以张算是反毛的，该杀。学校食堂里没有肉，但在菜里常常有耗过猪油的油渣子填补一点营养。去过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东湖、武汉大学等地。对武大校园印象特深，大屋顶的教学楼，绿树，石雕，花园似的。
武昌是辛亥革命发生地，可惜当年的衙门不让进去，现在大概有个机关驻着，好像是政协吧。隔着老远望去能看到一座三层红楼，有回廊。院子外面的街心广场无法拦人，有孙中山先生的立姿铜像，手里握着文明棍，西式服装，沉稳、思虑的样子。对武汉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近代史的痕迹特重，与太原不同。主要街道如广州、南京一样都唤作中山路，贯穿市区。那时有毛主席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在，红卫兵还不敢乱来，后来到广州也有同感，国民革命的氛围笼罩全城，历史的沉积无人可以抹杀。后来过了20多年才有机会再到武汉、广州，还想寻觅那种孙中山氛围，但觉得不太好找。武汉当时没有多少新建筑，只有长江边的海关，有欧洲的特色。对照高中语文上李尔重写武汉三镇的文章，还真是不错。从街头巷尾可以看出这里人的生活水平比北方强得多，菜市场里东西比较丰富。人家吃的新鲜蔬菜我们北方人好多没有见过，鱼、肉则到处可见。从那时起养成一个习惯，到新地方，一定抽时间上菜市场或者农贸市场看看，特别要看过去没有见过的东西。最感奇怪的是11月的武汉还有小贩在卖冰糕，居然有不少人买着吃。这里的居民十分耐寒，快到数九天气，穿单衣单衫的人很多。有的体力劳动者甚至打着赤脚。
武汉人注重生活，主要是吃的东西比北方丰盛。大街小巷里面小吃店遍布，卖鱼虾甚至螃蟹、黄鳝的小摊都有。在食堂没有鱼腥，又觉得到了南方不吃点鱼有些对不住自己，所以在街上的小食堂排队花2角钱买一条小鱼吃。大约二寸长，油煎过的，到底比白菜萝卜香。
街头气氛严肃，一片打斗景色，卡车载着工人、学生在街上跑，车上人手持钢筋棍做成的梭镖，好像已经发生武斗。太原的武斗比这里差了半拍。
串联到了武汉，游走在街头，浏览大字报又看到了“怀疑一切”的第若干续篇。凡口号都有当时当地的具体背景，每句话都不能离开当时对话的环境去理解，不能斩头去尾，断章取义。比如马克思回答小女燕尼有十多个问题，影响很大。其中“你最喜欢的座右铭”答曰“怀疑一切”，但不等于疑神疑鬼，不相信任何人，而是强调对前人研究成果要继续推敲，一定认识清楚，不可盲目认同。文革开始，首都红卫兵写出“怀疑一切的精神万岁”系列文章，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上层领导，后来逐渐明朗，是对着刘少奇、邓小平而来。恰恰为人所利用。口号越是激烈，水分也越多。武汉待了十天左右，长江大桥上专门走个来回，又特意买票坐了一会轮渡，试试在水上行走的感觉。浪不大，但人直摇晃。斜着穿过大江，好像比步行走大桥不省时间。如果带着重物，还是要坐船。
（六）亲见“染指”
上学时候，受语文课本的影响，爱读《左传》。对报纸上经常出现的“染指”一词感兴趣，觉得古人的语言实在高妙。《左传·宣公四年》:“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说的是春秋时期，郑国贵戚子公（公子宋的字）的食指每次若有跳动，第二天必尝异味。他出使晋国，食指大动，便吃到了石花鱼；出使楚国，食指大动，就吃到了天鹅肉；后来吃到合欢橘之前，也是食指大动，屡试不爽。可是这次出乎意料的是，郑灵公硬是不给面子，吩咐厨子把楚人献来的甲鱼煮来分给众大臣尝，但是偏偏没有子公的份。于是他干脆来一个“先下手的为强”，把指头直接伸到放甲鱼的大鼎之中，表示非吃不可的强烈意愿。就因为这次贪嘴，与灵公的交恶彻底表面化了。后人则用“染指”表示强占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仔细想想，这种手段也太有些低级，哪里有这样不要脸面的食者？
可见，年轻人还是经历太少，不知道人要饿急了，是没有什么羞耻之心的。过了若干年，学到马斯洛关于人有五个层次需求的理论，看到画家韩美林文革中抢食沾满泥土的包子皮的回忆，才恍然大悟“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深刻道理，知道所谓“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纠结或者矫情。
从武汉回来，依然无事可做。大串联已经结束，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不可参与。1967年的夏天，想想呆在家里也是吃闲饭，几个逍遥派一合计，索性扒火车出去。第一站先到郑州。有介绍信，待遇还不错，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小规模的国营工厂吃饭，具体单位不记的了，附近多是“国棉X厂”一类的大纺织厂，应该在城郊。伙食不错，比盆还大的大海碗盛大半碗烩菜，里面有白菜、粉条，土豆，还有暄暄的大馒头。这里人很厚道，不够吃还可以加菜。郑州比太原热多了，人们在屋顶上睡觉纳凉，有的索性在马路边铺开被褥睡将起来。该返程了，疲惫不堪。下午坐车前在火车站附近溜达一会，好像看到“二七”纪念塔。肚子实在不能坚持，买点饭吧，每人吃了碗面条。这儿饭店里似乎不强搭粗粮。郑州火车站附近真够乱的，饭店里人多嘈杂。尤其从农村来的要饭的特多，而且胆子贼大，比太原市的乞丐厉害十分。同桌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大概是外地出差来的，不晓得厉害，一下买了两碗面放在桌子上，给要饭的乞丐以极大刺激。旁边一个年轻乞丐站在那里已经注意多时，那干部不予理睬。一碗下肚，正待端起另一碗，乞丐眼明手快，一下子把一只黑糊糊的手指头插进那碗尚未动过筷子的碗里，干部气得叫唤起来，却也无可奈何，那乞丐抢上碗一溜烟跑出饭店门外了。哎呀，亲眼看见了《左传》里描写的“染指”！只是这位乞丐的伸手完全是饥饿难耐，不同于公子宋的无事生非。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所学校任教。一天中午回家路上，先是碰到三位女同学提着装有烧饼的塑料袋过来，那是几位的午饭无疑了。和同学点头问候之时，突然从马路对过蹿过来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男青年（乞丐），一手夺过走在靠马路一边那位女生装烧饼的袋子扬长而去，脏手说话间已经从袋子里拽出一块饼子嚼将起来。说时慢，那时快，同学根本来不及反应，只是被惊了一下。那个学期，正在给学生讲经济学的价值理论，这个案例成为边际价值理论的最好注脚。
（七）铁鞋天涯
1966年11月下旬，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以后，我们乘车到武汉。武汉回来，因为有亲戚所在建筑公司的一个大队正在河南焦作建设一个橡胶厂，想乘这个机会顺道看看他们。于是与队伍分离，在新乡下了火车，住在新乡五中的平房教室里，准备第二天上焦作。天寒地冻，大教室里没有火炉，地上不过麦楷、芦席，晚上小便就用室内的大缸。孩子们也不管缸是不是已经满溢，尽管往里面注水，整个教室，臊气漫溢。
那时自己穿一双轮胎底黑色灯芯绒面的气眼鞋，从小脚怕受冻，偏偏一只脚下鞋底与鞋帮经过多日磨练已经分了家。身上几乎没有多余的钱买新鞋，除了吃饭，难以度日，于是在路边捡了根细铁丝把鞋底子与帮子捆扎在一起，走几步就开始松动，然后再绑一次。后来改用绳子系绑，效果好多了。但是走路还要注意，总是一颠一颠，像是瘸子。
从新乡挨到焦作，坐火车应该几个小时的路程。知道亲戚工作单位的地址，出门前专门带上的。没有电话号码，也不晓得打长途电话提前联系。于是在临上火车前匆匆买了一张4分钱的明信片。一来能省几分钱，二来希望单位有人接到明信片马上知晓，好尽快告诉亲戚到火车站接人。尽管火车没有提速，明信片比火车还是迟到，大概是到焦作的第二天才到，自然成了“马后炮”。一人下了火车，已是中午，饥肠辘辘。问讯路程，徒步几个小时摸索着到了橡胶厂工地。记得路过一片空地，造反派搭起临时舞台在表演节目，是“不忘那一天”，“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几个演员在上面咿咿呀呀，下面观众寥寥无几。大冬天，不知道是演给谁看的。到了厂里，借一双布鞋换了穿，休整几天，轻松返回太原。
（八）走为上计
1967年的深秋，大串联早就明令停止，但是学生们在家无事，于是几个同学扒火车（货车）出门继续行程。因为是无票乘车，采取化整为零，分段突破的办法。走一段，停一下，再换一列车扒上去前进。那日在太原东站上了一列敞车，车厢里装着生铁块，因为很重，所以只有半截子车厢。天气冷，穿身棉大衣，几个人团在一起讲笑话，倒也不觉得太苦。山西到石家庄的火车要穿越太行山，弯道多，隧洞多，蒸汽车头一股劲冒黑烟，落满身煤灰不说，烟尘钻进脖子里让人浑身不自在。想想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直到现在都后怕。正太铁路，坡陡弯急，在露天的装着铁块的车厢里，如果有个急刹车或者其他什么情况，铁块会把人夹成肉饼的。也亏了铁路弯度大，我们在车厢探头探脑的时候被列车尾部守车里面的列车员发现了。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车时，他爬上车厢把我们叫出来。这位工人还真是好心，一看是逃票搭免费车的学生，责备几句，又安排我们和他一起坐到守车里。那儿生着煤炉子，还有白开水喝，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晃悠着到了石家庄。
本来是计划往南跑广州的，无意之中上了向东的火车。石家庄车站岔道上停着好多运货列车，下午时分还没有挂上车头，我们无法判断其方向，不知道该上哪一辆火车。一位司机特好，主动问我们要到哪里。怎奈我们心里有鬼，怕人家忽悠咱，于是自作聪明，声东击西，想着往南却告人家说向东，司机指了一列火车，瞅着我们爬上去才离开。那时扒车外出的学生太多了，师傅们见怪不怪，倒显得我们心眼小，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东面有什么大地方？济南吧。火车到了德州却趴在路轨上一动不动了。这里是一个大调度站，列车要重新编组，分赴各个方向。无奈，在火车站歇息吧。车站不大，来往人不少。在德州车站睡了一觉，觉得太热，几人外面溜达一圈回来没有坐站的地方，于是在车站站前广场睡下。那时根本不晓得伤风感冒，身体特别耐苦耐劳。
歪打正着，济南到了。看过《老残游记》，早想拜访济南府。这次赶上大乱，没有太多收获，当晚就开溜了。印象中济南的马路以经纬为分别方向命名，为经几路纬几路，特别整齐。老火车站是德国人的设计，确实有特色。出车站是一个大坡，路边有小摊贩卖煮熟的花生。囊中羞涩，还是禁不住诱惑，买一纸袋每人分吃了三五枚解馋。抓紧一个整天，去了大明湖，看了趵突泉。小杨在湖边戏耍，差一点把大个子拉到水里，吓得哭天喊地。回来后路过德州，在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又待了一夜。而后又跑到天津、塘沽。当晚回不了城，待在露天过夜，蚊子太猖獗了，把几双袜子都套上也躲不过蚊子的骚扰。沿着海河溜达，可以看见海员俱乐部的灯火辉煌，越洋轮船的宏伟高大。
（九）呼市半日
出了门就想家，在家待着又无聊，所以是隔三叉五往外跑。中央下通知让学生大军返回原地，而学校里荒芜一片，只有头头们在忙着，与我们无缘。应该说，那时学生们替家庭承担经济压力打算的还不是很多，生活上也没有任何要求，得过且过，而且一直幻想国家安排工作，觉得66届高中生基础这样扎实，国家发展能不需要？没有想到林彪四人帮一伙根本不去考虑国家建设发展，全力以赴在抢夺政权。当时自以为是，今天看实在是幼稚可笑。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1月中下旬，正值严冬，1967年底几个人结队上内蒙。到达呼市，正在寒冬，西风猎猎，火车站很小（与太原站相比），沿铁路线顺火车的方向走不到200米，旁边就没有了栏杆，于是我们顺利地无票“出站”。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身学生打扮，别人一看穷得叮当响，铁路人员逮着了也无可奈何，而况天下大乱的时候，派性仗还打不过来，为了几个学生耽误工夫不是小题大做吗？所以我们几次扒火车来来回回没有遇到真正为难的事情。
呼市老城与太原、榆次、大同都有几分相似。低矮的铺面，光线很差，顾客寥寥。皮衣在这里相对比较便宜。看到过去从来未见到的“一条龙松鼠皮”大衣。用松鼠背上一条最漂亮的皮子缀连而成，通体亮光闪闪，没有一点瑕疵，标价8000元。那时平常一个科级干部年收入不过700元左右，这8000元，竟是十几年的全部工资，不知何人能够买得起。记得1966年10月头次进京，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看到盛锡福帽店（当时可能不叫盛锡福，而是“人民帽店”？）橱窗摆着貂皮帽子，进店问售货员这样帽子能卖出去吗？售货员态度满好，回答说曾经卖出两顶。一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出国访问戴了；一是卖给当时西藏的班禅大师。橱窗里还摆放着帽店给国家领导人做过的帽子复制品，如周总理的干部帽、刘少奇的前进帽。
张大个穿着自制晋南土布小棉袄，刚刚盖住肚脐，袖筒瘦而胳臂粗，僵硬得像木偶人，耳朵冻得通红，只好从裤兜里拽出三寸宽的红色线围巾上下围住一张脸，整个人一似〈地雷战〉里偷雷的日本鬼子。走两步，跺跺脚，步履艰难。
冻得这样厉害，大家一致同意撤退。本来这里有几个亲戚，也顾不上去寻找。总共在呼市待了多半天。当晚坐车，南下。
（十）危情长沙
1967年夏天，大串联已经停止，但是在北京，政府接待站给回家回校的学生发返乡的火车票。我们与广西的一伙学生搞了一个互惠双赢的办法。他们用我们的证明开票到太原，我们用他们的证明开票到南宁。大家没有去过广州，决定不去南宁了，闯广州。又是坐上5次特快南下。票不对头，怎么出广州站？到站口，我们干脆大摇大摆拉着闲话，不理睬票务员，直接晃出车站。在广州呆了三天，热火朝天，走几步就得找自来水管冲冲，实在受不了。只在外面隔着铁栅栏看了看中山纪念堂，又跑到黄花岗看了七十二烈士墓，那儿冷落寂寞，几乎没有其他参观者，但是“浩然之气”四个字至今难忘。还是回家，离开广州北上，却正是武汉“百万雄师”和中央文革面对面的时候。
历史上称“七.二0”事件（中央文革王力、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被工人队伍绑架）的前夜。听说武汉两派斗得很凶，说是占领火车站，对付外面的增援力量。离开广州，在串联学生接待站开了返程乘车证，已经知道武汉打斗特别厉害，两派出手，死人很多。回到太原以后从报纸上才晓得当时武汉形势，真的后怕。
起先分给我们的车票的确是在武汉换车，没有别的车次。我们忐忑不安地登上火车，准备在长沙提前下车，换一辆在武汉只停而可以不换车的火车坐。火车上气氛紧张，邻座湖北的一伙青年唱着林彪的语录歌“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敞怀吸烟，杀气腾腾，无人敢正眼瞅他们。车到长沙，我们赶忙奔下来出站。刚在候车室坐定就听人说车站里的小卖部被人抢了。在车站等待明早的车，看这里一样紧张，墙上的大标语落款是“红色恐怖队”。在候车室长椅上坐着，就见有一伙年轻人提着大棒进来寻找湖北口音的青年，一会拖走一个。小杨在椅子上打了个盹，眨眼工夫，刚脱下的一双球鞋就被不知什么人顺走了。大家心里直犯嘀咕，决意不在站里停留，出了候车室到街口望望，灯光昏暗，很少人迹。于是躲到路边小巷停着的一辆拖斗车厢里想躺一会。片刻之后，街上又有急促的脚步声响起，赶紧溜下车来。人生地疏，还是不敢走远，索性沿车站附近溜达，直到拂晓，找了一列北上的火车挤进去继续前进，终于屏住呼吸过了如火如荼的武汉。路过武昌车站时，大家都在火车上端坐，谁也不敢下车，甚至不敢随便开窗了望，只盼望快点开车。只看到火车站里挎枪的工人和戴着红袖标的学生在内外巡逻，果然乱得怕人。
（十一）西安事多
1967年的春天，我们老三届几位“驴友”一行扒火车来到西安。那些日子，西安的“红色恐怖队”闹得正凶，街头电线杆上到处贴着“告示”，说是革命的打砸抢是红色风暴将要席卷全国，将来席卷全世界。出车站，一看势头不对，我们真害怕遇到“红色土匪”，下了火车就有往回撤的念头。张大个建议先沿着站前大街走走，嗅嗅空气，反正总得吃点东西。那时西安车站仍然是老式建筑，极富古典特色，大屋顶，琉璃瓦，红绿相间，特有气派，觉得比太原南站强多了，可以诱人遥想1936年西安事变的气势，古城威严，应该长存。1982年出差从成都回来路过西安，好像仍然是旧貌。上世纪90年代，旧站拆除，起用新站，虽然广大巍峨，但是历史的沧桑感没有了。其实旧站建筑承载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痕迹，应该保存利用。
虽然恐怖，但是作为外来客，不参和当地派性斗争，应该没有什么麻烦。大家说，既来之，即安之，那就随便溜达一阵吧。天刚刚擦黑，我们离开火车站向北走了不到200米。西安的恐怖队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让我们立马掉头鼠窜。同行初中的宋大个爱好积攒主席像章，把像章一个个别在手绢上与人互通有无，一张手绢上大大小小别有几十枚，我们其他几人在旁边站着等候。谁知宋从背包拿出来手绢刚刚打开，就有一伙青年围上伸手，大个还来不及反应，手绢连同像章已经被人抢走，众抢手鸟散，大个只有徒唤奈何。这一下我们的神经绷起来了：此地是非多，千万莫停留。扭头，又向火车站奔去。后来几次到西安，老觉着火车站附近不可久留。总是一面走，一面捂着背包。别人说怎么那样着慌，却让我至今记得心有余悸这个成语。那天，我们总共在车站大街待了不到40分钟。古城的面貌究竟怎样，是参加工作以后出差路过才得以领略的。
（十二）T够意思
到1968年，没有工作的六个同学结伴出太原上北京，没钱买火车票又怕查到被赶下车，采取分散找座位的办法。车里人多，拥挤不堪，一般不会挨座位查，而是主要找形迹可疑重点的逃票人抽查。因为做贼心虚，总会有蛛丝马迹暴露出来，被乘警看穿。一次我在某车厢端坐，心神不定，双目紧闭，不敢抬头，似在养神。偶尔抬头，忽然望见远处同学T某过来，不由自主把屁股抬起要张口说话。T立马对我使了个眼色，自己马上领会有问题，赶紧坐稳，果然T后面跟着一个乘警，T显然是已经被“拿获”，前途就是送到列车长那里，到下一站被赶下去自己设法回家。后面乘警又是何等聪明老练，已经看到我的不自在。过一会果然返回专程找我，问乘车到哪里去。当时急中生智，没有敢说去北京，只说回阳泉，所以没有再问。因为阳泉马上就到，赶我下车，没有意义。乘警走后，赶紧转移车厢。那次出征到北京，六人失散五人，唯我一个顺利进京。下一个要克服的难题是：如何无票出站。
山西忆旧之峥嵘岁月系列：
1966年的北固碾，那群躁动的少男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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