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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门正式设立税关是在明朝成化年间。历史上的崇文门税关（1485年—1930年），在明、清两代乃至民国前期全国的税关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崇文门税关早期设在崇文门外三条西口，1927年11月迁至南兵马司一号。明、清两代流经崇文门东面大通桥下的通惠河与大运河相接，漕运成为当时京城与南方各省客、货运输的主要渠道。因而崇文门也就成了南方各省客商进出北京城的重要关口。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京加筑了外城，崇文门变为内城，这时的崇文门关，已是京师十三门的税收大户。据《大明会典》卷三十五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崇文门关的年收商税银共19816两；铜钱18877000余文；条税银15996两；船税银4515两。到天启五年（1625年）崇文门税关年收税银定额已达89929两，列全国八关之首。明朝后期崇祯年间，苛税更重，各关征税不断加码。而崇文门关收税的征罚手段更是让人胆颤心寒，因而落下“鬼门关”的恶名。《北京市志稿·度支志》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尚书倪元璐上奏京城税关积弊时，说：“凡一单所开货物，多至二三千件，数十商之所共也。以一货（失报）而重罚千件已报不漏之税，以一人犯令而遍罚数十家同单无罪之人，奸贪如此，百姓安得不穷，天下安得不乱！”尽管百姓怨声载道，上命严查重办，然而，崇文门税关的种种弊端，仍是禁而不止。
清朝建立后，国家机关几乎全部承袭了明朝旧制。崇文门税关的管理机制和各项规章，也因而沿袭下来。清代崇文门税关最高职位只用满人，不用汉人。按《北京百科全书·崇文卷》记载，关设正、副监督各1人，由皇帝指派王、公、贝勒、六部满员尚书、侍郎及各旗正、副都统中的2人充任。监督下设有奏派（由皇帝指准）正、副委员各1人，堂委（监督自派）、帮办委员（帮办由专管皇家事务的内务府司员充任）2人，组成“务上”（税关总机关），决定一切大事。到光绪年间，正阳门设立了税务总局，但遇有税务上的重大问题，仍须向“务上”请示。由于崇关的地位特殊，其官员待遇也颇为丰厚。如沈信夫《明清时期崇文门税关述略》记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作者清人崇彝，就曾做过崇关的堂派帮办委员。崇彝在书中记道：“余充崇文门税关帮办委员，岁约可得四五千金（四五千两银子）。据云奏派委所入视此不止倍蓰（数倍）。监督岁入亦不过数万金。彼时视此差遂为京官最优者。”正因如此，在这里“当差”的被看作是“京师十大优差”之一。
崇文门税关所收关税名义上解缴户部，实际上有相当数额税银是供皇帝“赏赐”及八旗官员分赃。自民国初年，崇文门税关就直接隶属财政部，虽然失去了清朝时的特宠，但地位仍优于其他地方税关。1912年，崇文门关改称北京商税征收总局，1915年又更名京师税务监督公署，不久又称监督京师税务公署。1919年2月，时任监督京师税务公署监督的刘鹤庆，在考察崇文门关的历史与现状后，以“便商裕课，剔除积弊”为整顿宗旨，向财政部呈递了改革方案。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明确崇文门税务公署专办行政事务，不直接征税；2、京城地区所有货物完全责成正阳门及十三门分局征收；3、改定权限，分别等级，按照历年收数分为一、二、三等局卡；4、修订“各税局卡办事规则”等规章制度；5、裁撤算税生等不必要的闲置人员。这一改革方案经财政部审批后，于3月6日以大总统令发布。经过改革，崇关的政务、业务成绩虽超过明、清两朝，但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与海关相比，地位已远不及明清时期。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1928年下半年，各国同国民政府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承认中国拥有关税自主权。
1928年，崇关又改名为北平税务监督公署。是年，财政部下属关务署要求北平税务监督公署归己管辖，但遭到抵制。是年7月，北平税务监督公署向财政部申明自己是特别税收机关，由部直接管辖，与海常关性质绝不相同，因此不能与海常关并为同等权限。1930年10月，财政部电令：永远废止五外常关（指距口岸50里以外）。电令下达后，包括北平税务监督公署在内的全国内地税关，一律同时撤销。从此，存在445年的崇文门税关就此结束。
（运子微 本文资料引自《北京志·对外经贸卷·海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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