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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第二十一中学
1942年10月10日,国立第二十一中学举行了隆重开学典礼,并挂上了学校大牌子,校长王仲廉、代校长丁熙民、教导处主任仝菊圃等出席讲话,学校大门口两侧书写着校训:“明耻、教战、树人、建国”,大楼两侧则书写着“尊师重道、敬业乐群”八个大字。学校还有歌咏队、管弦乐队、篮球队,学校生活热气腾腾,生机勃勃。
不久,经过严格审查,根据“军人不得兼任学校校长”的训令,任命仝菊圃担任国立第21中学校长,从此,国立第二十一中学在安徽的太和、徐寨、徐禅堂、王寨、山西会馆等处度过了一段祥和的学校生活。
战争的硝烟很快打乱了学校的安宁,1943年12月平汉铁路失守,1944年,中原战争爆发,洛阳、郑州也相继陷落,日军最后的疯狂严重虽然显现败迹,但是对中国战区影响还是很大。原来是“国统区”的安徽太和县等地区,现在已经成为敌占区,国立第二十一中学陷入危险之中。此时王仲廉将军早就离开,学校似乎失去了靠山,大家现在开始人心惶惶。与教育部好不容易联系上,接到的指示是,王仲廉部现在河南西部驻防,学校可向王将军靠拢。
1944年10月,国立第二十一中学在仓促准备之后,开始向河南南阳方向西迁转移。
这次西迁路途漫漫,危险重重,学校第一批迁移人员有400多人,他们还很智慧地出钱买通了敌占区向导,躲来躲去,安然到达了铁路道旁。结果,正好赶上日军巡逻队过来,有一个老师的婴儿啼哭,马上惊动了日军。如果再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位老师无奈狠心用棉絮把自己的孩子嘴巴捂住,直到把孩子捂死,放在路边杂草里,才保证了大家安全地从铁路上翻越过去。
发现有人,日军在慢慢大雾中向迁移队伍扫射,这让师生们更加紧张地狂奔起来,这反而救了大家性命。那么多人身上携带者很多茶缸、碗筷什么的,一片“叮当”响,日军闻听以为是大部队,也不敢紧追不放,所以,除了个别人有些小伤外,这次探路算是成功了。
第二批西迁的师生们出发时已经是雨雪交加的冬天,一千多人的长蛇队伍昼伏夜行,很是壮观。他们接近铁路时,已是黑天,大家一起埋伏在铁路两边,期待着日军装甲巡逻车的间隙。这次他们已经很有经验,临近的一些游击队等给他们一些警戒,帮助他们在日军装甲车交替的间隙,把学生们全部引导翻越铁路。
半夜时分,日军还是发现了铁路上有动作,向这边打起枪来,学生们闻听拼命往西奔跑,终于到达了镇平县的五里岗,算是安全了。
学生是过来了,但是学校却发生了变故。
那个时候,通讯落后的不可想象,王仲廉将军在镇平突然看到国立第二十一中学突然来到了,他大吃一惊,气恨难消。豫西本是前线,战况一开,安全难保,这么多学生到此,令人难以保全。于是王仲廉将军迁怒于仝菊圃,立即向教育部打报告,要求撤掉校长仝菊圃,举荐丁熙民为校长。
教育部回绝了王仲廉的要求,并为仝菊圃解脱。王仲廉气不过,就把仝菊圃羁押起来,自己当起了校长。
当然,王仲廉不久就把仝菊圃释放了,仝菊圃历尽艰辛,千里迢迢赶到了重庆,向教育部汇报,并辞职。教育部感到战时情况特殊,别无其他好的方法,只好听任王仲廉将军的安排,由他继续管理国立第二十一中学。
1944年底,日军一股西进,占领镇平。王仲廉将军只好派人安排国立第二十一中学继续西迁,一直跑到了陕西的山阳,安顿下来,继续教学。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立二十一中学生兴高采烈别过将军,再次越过秦岭,跋涉千里回归故里,最终迁回徐州。
王仲廉后来则先是到河南郑州,接受中原日军投降。忙完军务,他把原来太和县国立二十一中学的校产,全部移交给太和县政府,又把从陕西东迁回来的学生分别安排到了连云港中学等相关学校,算是对学子们有始有终,关怀备至。
王仲廉将军与仝菊圃先生两个人后来还有一小段交往,很有味道。当年仝菊圃在教育部辞职后就辗转到了无锡、徐州,在无锡他曾经义无反顾地掩护了地下党。
1947年王仲廉将军在豫北不战而退,惹得蒋介石把他罢官问罪,羁押在南京原陆军军官学校。仝菊圃知道这个信息后,花钱找关系前往羁押地探望,两个人一笑泯恩仇,成就一段佳话。
1949年之后,仝菊圃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山东大学工作至退休。
王仲廉在1949年底离开大陆去台湾,退役后曾经任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顾问,1991年7月病逝台北。
在战火中五年里,国立二十一中学共培养了3000多名学子,且很多人学有所成,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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