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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辛德勇：真人始皇帝——只有《史记》才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秦始皇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兴在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之前的这个周末来到这里，参与中华书局举行的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交流一下读书写书的体会。
当主持人梁彦问“哪些读者是奔辛老师来的”时，现场反应热烈
中华书局安排，这个世界读书日的活动的主题，是司马迁的《史记》。这个主题安排得好，因为司马迁的《史记》，不仅全面载述了所谓“黄帝”以来直至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就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之前的历史，而且在史学著述的形式上，做出一项重大的开创，这就是他开创了“纪传体”这种史书体裁。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创举，而且是一项成功的创举。由于这种体裁十分合理，以后历朝历代所谓“正史”，就都照样学样，一直沿承下去。
司马迁写《史记》，自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所谓“天人之际”，讲的就是天对人的命运和社会变动的影响，因而他必须诚实地面对上天，如实书写史事，这样才能写出一部“信史”。世人或许可欺可瞒，但苍天有眼，他不敢欺、也不会跟“天姥爷”耍小聪明，变着法儿想去瞒掉什么，故紧接在司马迁后面写出第二部纪传体正史的班固赞誉《史记》纪事的信实程度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世世代代，人们都是这样看待《史记》，这样阅读《史记》，这样利用《史记》，这样敬重太史公的史笔，没有什么异议。
不过晚近以来，由于受到西洋某些学术方法的影响，一些专业的学人，开始对《史记》纪事的信实性提出怀疑。像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和中国学者吕思勉等，都怀疑《史记》中有很多不可靠的传说的成分。
当然谈到这个问题，具体的情况，非常复杂。这大致涉及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早期在有系统文字记录以前的传说时代的纪事是否可靠的问题；第二是以职业史官记录等系统史料为主撰写的内容从总体上说是否存在严重错谬的问题；第三是现在很多人热衷谈论的所谓“历史书写”的问题，即司马迁是不是出自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怀而采录那些并不可靠的史事、甚至有意扭曲史实编瞎话的问题。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详细阐述，都很复杂，我的粗略看法，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第一，中国古代缺乏系统文字记录的传说时代，大致可以截止在所谓夏代的末期。在这个所谓“传说”时代，或真或假、或虚或实的历史叙述是大幅度、很普遍地相互搀杂在一起的，但既然已经有了比较具体的传说，史学家也就不能对它视而不见。司马迁本着努力追求史事的客观真实性的原则，尽可能对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传说做出了自己的斟酌判断。
于是，我们看到，《史记》对这一时期所做的记述，是从他认为相对比较信实一些的黄帝时期写起，“择其言尤雅者”（《史记·五帝本纪》）载入书中。虚的、假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纪事，固然所在多有，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总是要从相对信实的时代努力向前做一些比较合理的追索。
换句话来说，虽然《史记》中这一段史事的记述存有很多值得慎重推敲或是有待深入考辨的内容，但也没有任何比它更为可靠的记载流传下来。就这一段历史的总体情况而言，相对来说，《史记》的记载还是最为确实可信，因为其他那些记载更不靠谱儿。
第二，在中国古代，以职业史官记录等系统史料为主撰著的史籍从总体上说是否存在错谬？谈到这个问题，不能不提及著名的王氏“二重证据法”，也就是文史学界人所熟知的王国维先生强调指出的那一治史方法。
到目前为止，中国古代依据系统的职业史官文字记录来撰述的历史，大体可以确认，是始自殷商时期。
按照我的理解，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既不是他的创造，而且在当时即使是由赵国维、钱国维主张这一方法，也根本就不是什么一般性的研究方法的创新，而是在具备了相应出土文献资料的特殊历史时期，及时地将这一很普通的治史方法，用之于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用来证实古书的信实程度。其具体指向，是包含如下两重涵义：一是关于殷商时期历史的记载，依据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新史料“二重”互证的方法，使得“《世本》、《史记》之为实录”这一点，“得于今日证之”，亦即赖此“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二是对那些较殷商更早的上古早期传说时代来说，“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这也可以说是对上面所说第一方面问题的一个解答，即对于载录中国早期历史最为详备的《史记》来说，它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情况（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古史新证》）。
这等于说，王国维先生运用这种“二重证据法”，证明了《史记》记载的殷商以下的历史，基本上也都是可靠的“实录”，总的来说，是不容轻易置疑的；或者说王国维先生用这种“二重证据法”证明了《史记》是一部真实可信的通史。
第三，关于司马迁是不是有今人所论“历史书写”的问题，这件事儿比较复杂，但我对此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这涉及中国早期职业史官的身份和传统的问题。简单地说，早期史官身处于天人之际，肩负着沟通上天与世人的职责，若不能忠实地记述史事，会遭受天谴神责，并且这种惩罚的严酷程度甚于世间一切暴虐的君主，所以，才会有辛甲、董狐、齐太史等史官能够奋不顾身而不失其守，甚至搭上他们整个史官的家族。比司马迁早些时候的贾谊，称“天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书过则死”（贾谊《新书·保傅》），反映出直到西汉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很大程度上还在沿袭着这样的传统。
正是这样的传统，决定了司马迁具备有“究天人之际”的资格；正是这样的身份，促使他能够秉笔直书，以至直刺“今上”汉武帝。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看人们对《史记》某些内容的“非客观性”或“历史书写性”的议论，我想主要有两类情况。
一类情况，是史料不足征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缺憾，是技术性的疏失，与司马迁的主观偏颇无关。可以说，这样的问题，是治史者永远不可避免的遗憾；即使在今天，也是这样。
另一类情况，是《史记》的纪事，本来并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是信实可靠的，本来是真实发生的史事，可是后世书生不理解，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便揣测这出于司马迁师心自造，也就是所谓“历史书写”。
譬如，这些人怀疑秦始皇死后赵高、李斯密谋“诈立”胡亥为太子的事儿，当事人之外，他人何以知之？故其说必定出自后人瞎编乱摆划。别的国家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在中国，只要你不是粉红粉红的小贝贝，除了喝可爱的妈妈的奶水之外，还多少吃过点儿什么，都明白“一传十，十传百”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么大个事儿，当然会有人口口相传，流传于世。而且这事儿是有其他一系列史事与之印证的，很简单：真的假不了。
又如，赵高“指鹿为马”，有人觉得事同俳优作戏，这样的场景，在真实的世界里是绝不会出现的。前一个时期，网络上有一个流行语，叫“活久见”。活得久了，史书中甚至小说戏剧里那些“惊世骇俗”的故事和人物，就什么都不会感到惊奇了。
上面讲述的这些情况，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认识，大体上还都属于认识态度或治学路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另一方面，近三四十年以来地下新出土的史料，又使得一些人，从中找到一个个重磅“实锤”，使其如获至宝，纷纷以之砸向太史公的头上，也砸向他写下的《太史公书》。
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情况和我的看法。
第一个例子，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其中有两条大秦帝国法律文书，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官署——隐官。于是，前后相继，涌现出一批学者，有在海内的，也有身居海外的，他们一看“隐官”这两个字长得跟《史记》里的“隐宫”二字非常接近，于是就放胆勘正《太史公书》，要把《史记》的“隐宫”改订为“隐官”。当然，按照他们这些人的看法，不应该说是“改订”，而应该称作“订正”，只是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改正为误，改是为非。
湖北省博物馆所藏的云梦睡虎地秦简
单纯改个词儿，改个官名，影响也不一定很大，可这些人意不在此，他们和卑微的古籍校勘从业人员不一样，他们是高层次的历史学家，他们坚信他们所理解的治学法宝“二重证据法”（这和上面所讲的我本人的理解很不相同），他们想要依靠出土文献资料来改写历史，来重写历史。
他们这些人要改写什么呢？主要是改写《史记·蒙恬列传》中这一句话，即“（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生隐宫”，赵高就被解释成宦官（这样的解释对不对，得另说）；现在把“隐宫”改订为“隐官”，赵高就成了赵家好男儿。一时间，响应风从，附庸者众多。
这里的关键，是能不能简单地依据一两条地底下挖出来的散乱文牍来改易《史记》的记载？《史记》“隐宫”指的是什么是一回事儿，《史记》中还有许多记载都清楚表明了赵高必属后宫宦官是另一回事。《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西汉初年，有一次，汉高祖刘邦一连十几天都把自己关在宫内不见人，别人也不敢进去看，只有杀狗出身的樊哙性子烈，拍开宫门就往里闯，这样其他那些着急的大臣才敢跟进。进到卧室一看，刘邦正头枕一个宦官身上不知道在做些什么（西汉的皇帝大多都很喜欢同性性伴侣，就好这一口儿）。樊哙“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樊哙把刘邦一个人和宦者厮混的事儿同秦二世独倚赵高事相并比，这赵高不是净过身的宦官还能是个什么东西？只要你不是变态地迷信所谓“出土文献”，赵高身上缺了的东西是谁也补不上去的，而且司马迁对这一点，是有切身体会的，赵高要不是这样，他能随便写么？
给《史记》带来更大挑战的出土文献，是北京大学近年入藏的西汉竹书《赵正书》。
《赵正书》简文
赵高虽然是个权倾一时的大宦官，要不是净过身，很可能就会取二世皇帝而代之，成为赵家人的第三个皇帝，但在当时的作用和在历史上的影响，毕竟不能和千古一帝秦始皇比。《赵正书》的纪事，乃是直接颠覆了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秦始皇的经历，把胡亥诈立这件事儿，写成了秦始皇既定的安排。《书》中告诉人们，二世皇帝是按照他老爹的临终遗嘱名正言顺地登基就位的。
这件近两千年前的竹书所提供的旧信息，一下子成了今天的大。普通民众当然很想一看究竟，很希望有专家学者出面，告诉大家历史的真实状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么，职业的研究人员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
实际的情况是，这么多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专业研究者期望通过一次偶然发现的出土文献来改变世代相传的历史样貌。这样做，干起活儿来省事，领起功来既显眼，又容易。所以，好之者众，乐之者多。尽管《赵正书》所述违情背理，明显过于荒唐，可他们表述的意见，还是模棱两可，给好事者的想象发挥，留足了空间，也提供了“合理”的基础。于是，一股怀疑以至否定《史记》纪事信实性的火焰，虽然不是很大很旺，却日渐蔓延。
事儿赶得也寸，就在《赵正书》的研究展开不久，2013年年底，湖南省相关考古工作者又向社会公布了一件在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发现的二世皇帝诏书。因其中含有“朕奉遗诏”云云的文句，故发掘者将其称作胡亥的“即位文告”。由于这一语句与《史记》所书赵高、李斯合谋篡改始皇遗诏事明显不符，却与《赵正书》中胡亥遵奉遗诏合法登基的叙述正相吻合，在一些人眼里，好像恰好可以印证《赵正书》所言不虚似的。这份所谓“遗诏”，便犹如一股邪风，吹向借着《赵正书》以怀疑、否定《史记》的野火。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诏书木牍
于是，风助火势，大有一举焚荡《太史公书》的势头。大家看看是不是：秦是被司马迁所在的皇汉刚刚取代的一个王朝，要是太史公连秦二世继位缘由这么大的事儿都记载得一塌糊涂，那他还能有什么值得我们相信的地方？司马迁忍辱负重给我们留下来的这部千古名著，真的像这些人认为的那样，就是“满纸荒唐言”么？
幸好，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儿，在我看来，它是一门科学，而历史研究的结果作为科学的结论，是可以验证、而且也是必须予以检验的。按照我对相关问题分析验证的结果：太史公就是太史公，《史记》就是《史记》。司马迁治史的严肃认真态度，谁也不能损坏；《史记》的信史性质，则谁也动摇不了。相比之下，被迷信出土文献者尊奉的《赵正书》，不过是一篇借事儿说事儿的“小说”而已，丝毫不足信据。
大家若问我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讲得这么“武断”？我要告诉大家，我对这些问题是做有很具体的论证的，只是说来话长，今天在这里实在无法拓展开来，一一细说。感谢中华书局，他们即将帮助我出版一本小书《生死秦始皇》，过几个月就会面世。上面讲到的这些问题，在这本小书中都有详细的讲说。
秦始皇像
如上所述，与秦始皇相关的各项问题，可以说是一项标志性的事件，它对我们合理认识《史记》纪事的性质，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透过这些研究，我想说，只有《史记》，才能告诉你一个“真人”始皇帝（“真人”是秦始皇晚年取代“朕”字的自称），这也就意味着《史记》是一部讲真话、记实事的信史，我们今天要想了解汉武帝中期以前历史的总体状况，它仍然是唯一无二的首选。当然，大家有兴趣的话，若是一并看一下敝人将要出版的这部《生死秦始皇》，或许会对《史记》的性质和地位能有更好的理解，特别是或许能够看到一个更加清晰、更加丰满的秦始皇的形象。
2019年4月20日讲说于中华书局
提问环节
问：辛老师好，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越远的历史和越近的历史，都是模糊不清的，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越近的问题，我们反而越不清楚，越远的问题，因为史籍的匮乏，资料稀少，远的也是模糊的。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还有一个是……抱歉我有点紧张，忘了。
辛：因为我阅读范围比较窄，西方的东西阅读很少，我外语不行，所以不能很好地和你交流这个问题。你刚才谈论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但各国有点差别。只要你正常地看待史料，都是很容易看清楚的。如果你有专业的能力，你可以通过一些偶然的、侧面的东西，推论其背后的“一大坨”。但大多数人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不太会推断。但经过一定的训练，就很简单。另外，还有些事情涉及评价层面，我理解你所说的是这两个层面。
我们研究历史是两重含义，第一是事实的认定。只要让你看，让你谈，大多数问题是清楚的。但第二个层面，同一件史实的评价问题，这个永远不清楚。就这点而言，近现代和古代是有共同性的。只是近现代参与评价和判断的人会投入得更多，审视的角度更加丰富，现实生活介入影响你读书。只要你看看互联网讨论就明白了，任何一件事情，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评价历史也是如此。就这一点永远不可能统一。
你感觉近现代的问题比较突出，其实不是这样的，古代也一样，中世纪也一样，唐宋元明也是如此，参与的人可能少一些，你感觉弱一些。至于上古的问题，就是文献不足征，无法确切地连贯落实。成立一个学说，好不容易立起来，然后过一阵子破掉了。这是研究上古史很痛苦的事，就像司马迁写《史记》，三代以前没有可靠的记录，只有口头传说。他只有尽可能找到最可靠的传说记录下来。要研究上古历史，还是要靠一代一代的学者去相对接近真相。
问：谢谢，我又想起来我的问题了。网课中，接触到东南亚历史，有很多没有文字的历史，而是依靠口耳相传，依靠一些史诗和故事。那么口头传述的历史与记录下来的历史，哪个更真实？
辛：我想换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哪个更丰富。更早的时候，人们记录得可能越简单。我们看《春秋》，就是几年发生几件大事。随着整个文字记录的发达，文字记录越来越丰富。但是在传统的社会，人们能够记录下来的，考虑记录下来的，还是有限的。因为写字总有一定限制，有一定的角度范围。
总的来说，大部分人，按照中国的史学传统，他主观上是要客观地记录已经发生的事实，他所记录的，应该是当时更加重要的事实。现代很多历史学者，瞧不起古代历史学者，认为他们没有记录古代重要的事情，认为还有更重要的，就像口述史看到的另一个侧面，非常不同。但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祖宗不傻，我们祖宗傻的话，我们今天就痴呆了。他们不傻，才遗传给我们正常的思维。他们考虑那个时代能看到的最重要的事情。现代人研究历史，总觉得他有新发现。
我还是建议看二十四史，看正史。正史记载的，由唐代人写隋代历史，宋朝人写唐朝的历史，在那个时代，他们离得近，他知道的那个社会刚刚过去，把那个时代主要面呈现出来。当然有不可避免的缺憾，有一些层面、侧面，没办法记录。但现在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你想发一个历史记录，你可以每天就拿手机拍照就可以了。你仍然要有一个特定的选择。
你记录的侧面，历史书每个都能写，有些记录跟主流完全相反的，我们并不认为那个记录错了，而是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口述历史就是这样，口述历史有些是被传统忽略的。但是其基本的存在状况在历史书中是不是没有记载？不是的。被大大忽略了，甚至觉得不能存在了，但是透过字里行间，透过很少的语言表述，仍然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那些民众的基本生活状况。我们要是要看正史，我们祖宗，记录离自己较近的历史。记载可能有遗漏，但我们依然可以透过文字看到其基本面貌。
问：请教两个问题。您提到秦始皇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昵称“真人”，这是秦始皇取自历史文化符号，还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史记》前面有所谓一字千金的《吕氏春秋》，里面有个浓墨重彩的惠施，纵横捭阖，在各国非常活跃的历史人物，在《史记》哪里几乎抹掉了此人，没有他的身影。您对此问题怎么看？
辛：很好的问题，我都不能回答得很好，我没有认真关注过。第一个问题深入探讨非常复杂。我的讲题，就是要生动，是取双关语义。大概在始皇三十四年，用“真人”取代了“朕”，这与秦始皇求取长生久视、长生不老有密切关系，仅此一点，深入探讨就非常复杂，就涉及神仙家的说法与追求，他们的渊源问题。我只能谈到这里。
你后面谈的问题，涉及另一层面。任何人写史书时，都有取舍，只要你写出来一本书，而不是档案汇编，就需要概括取舍，通过他选择的侧面去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司马迁为什么没有写很多历史人物，比如说赵高——赵高无论如何都应该单独立一个列传的，历史影响很大，但司马迁就没有写。可能有很多自己的理由不去写。这样去探讨会有无数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在没有充分资料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专门深入探讨，因为无法证实，就更多地进入了历史的解读层面了。我不建议专业历史学者把这样的问题当作主要的探讨对象，因为相对性太强。解读要适当。以上为我个人的想法。
问：辛老师好，非常荣幸能与您交流。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您能简单描述一下您心目中的秦始皇是怎样一个形象，与一般大众和历史爱好理解的有什么不同？第二个是，我关注了您的公众号，里面的形象非常活泼，非常皮，作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与普通大众和历史爱好者交流过程中，怎么能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您专业的观点？
辛：关于秦始皇的形象，我其实没有深入考虑过。我做的问题都很小，别人不太愿意关注的问题，我就死抠这样的小问题，有时候总体的关注就不够，但不是没有自己的评价。简单地说，我憎恨一切暴君。秦始皇是暴君里排在顶峰的。
但是研究历史，跟我们解析与判断不一样，研究历史我们首先要淡化个人感情，尽量没有，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但是，尽量站在客观的角度看待他究竟做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我将来要出版的《生死秦始皇》里，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我就做了不同的分析。没有那么残酷。客观地看，冷静地分析，与大家一般的认识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两面的。再残暴的暴君，单纯靠血腥，是无法维持一个社会的。他要一些顺从他的、听他话的人为他效劳，他要收买笼络一些人。秦始皇整个儿来说，大家歌颂他最大的功绩是他统一中国。我认为，无政府是最不好的，暴君也比无政府好。但暴君仅仅比无政府好。最好的统治者，是能让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少遭受一些痛苦，多享受一些生活的快乐。如果除了这个，我面对的长城有多高，与小民没有关系，与一个国家好坏没有关系。
问：辛老师好，我导师也是您的学生。我导师给了我任务，让我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我现在研究方向还没有定，不知道您对像我这样在读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辛：我没有想到，我学生教的学生都这么大岁数了。在我的心目中，我的学生比你还要年轻些。时间真的很快。前两天见到一个学生，他跟我说，辛老师，我都四十多了。我就想，我确实老了。我先不回答你的问题，我接着回答刚才读者的问题，我怕讲着就忘了。
我们一般学历史，如果不是专门做研究，那么凭着自己的兴趣就最好，最好要读历史原始的文本，不要担心没读懂，不要试图读懂，读不懂是正常的，读懂多少算多少，读会多少算多少。我的导师黄永年先生教导我，不求甚解读书法。
黄永年先生
他说，你既然读得很困难，需要咬牙坚持了，说明你不喜欢它，你就不要读了，你为什么非要读呢？但是，你一定有喜欢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喜欢一些诗词，你觉得你读懂诗词，那你就读诗词吧。但你要深入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读诗词还需要读历史，诗词里大量的典故，都是先秦两汉的，你这个时候再来读《史记》就不一样了，然后还要读经书，你的兴趣会把你带到那儿。
至少对大多数业余的朋友，我就建议喜欢啥就读啥，你要动脑筋，自然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方。有些书，是一定年龄不让看的，年龄到了之后才能看。我当时读研究生，做资料卡片，我的导师黄永年先生跟我说，你这样费心机干啥，有兴趣看书，就应该就记住了。当然，今天我还得去做卡片。
以兴趣为引导去读书，这是最好的。比如看电视剧，我从来不看国产历史剧，你要看秦始皇、汉武帝、雍正，那你就看看原始记载。这个兴趣很强烈，会一个带一个。我到目前所有研究，就是这样带出来的。我本来研究历史地理，很小很狭隘的，最后我也不知道把我带到这里来了，也不知道将来还会把我带到哪里去。有人问我计划做什么，我说没有计划，我跟着我感觉走，走到哪是哪。
那接着回答我的学生的学生的问题，这个我帮不了你。我带的学生，我一个也没有给他们出过题目，没告诉他们怎么读，你们愿意怎么读就怎么读。最特别的是，我从来没要求我的学生看我写的论文和书。我觉得我的东西不值一读，你们想读啥读啥，我可以介绍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经验，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要不看，我也不管。
你自己对题目的寻找过程，就是学习过程，就是学术挣扎的过程。读书就是探索，我的导师史念海连一个书目都没有给我开过，就是跟我说每个星期都要读书并汇报一下。我汇报完了，他也不置可否。我那一辈读研究生的前后四五届，大概都是这样的状态，上课老师都是坐在沙发上，很少有老师正经上课，要求你读什么书。碰到好玩的导师，像黄永年先生，就跟我谈各种好玩的故事，八卦的事多得很。而史念海先生一句八卦也没有。到今天，史念海先生一共跟我说多少句话，我还是能数得过来的。他也不说话，就坐在那里听你说话，也不妨碍人。
史念海先生
自己看书就好，你在迷惘中，就是你学术挣扎的过程。如果老师填鸭式地告诉他，没有什么成就的。特别是现在很多黑心的老师，把学生当作打工仔，就派派活，你就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跟富士康的工人没有任何区别，怎么可能这样来做学术呢？
主持人梁彦：好，给小朋友一个机会。小朋友，你得叫辛爷爷了。你跟刚才那位哥哥算平辈。
（小朋友）问：辛爷爷您好，您冬天不是还戴着那个挺漂亮的帽子吗？那么您现在就不戴了，是不是有薄帽子戴呢？（孩子妈妈补充：辛老师，是这样的，她来之前，有个专家跟她说，你要把辛老师的书看了，争取跟他提一个问题，跟他交流。你的书，她目前真的看不懂，然后她就冥思苦想了这样一个问题。）
辛：我非常感谢这位小朋友。非常好。因为在电视上看到很多小朋友活动，一些话显然不是小孩说的话。这位小朋友自己想的话，我非常非常花点功夫，慢慢跟你讲，因为还有点时间。
第一，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顶帽子。我的好看帽子有两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是福尔摩斯的帽子，前面有个沿，后面还有一个，上面还有一个，系一个花，是这个吗？（小朋友回答：是。）我另外还有个很喜欢的帽子，我们小时候叫滑冰帽。非常遗憾，我打车的时候，忘在车上了，司机也不还我。然后我又买了一顶，那时坐的公务舱，我下了飞机，又落在那儿。我问他，他又不给我。
我说小朋友，做人一个很重要的人品，就是所谓拾金不昧，并不算是良好的品德和教养，拾金不还给人家，是犯罪的。不管拾到任何东西，不还给人家，就是犯罪行为。拾金不昧不是多么高尚的品质。捡到别人的东西，要告诉妈妈我捡到了一个东西，要归还给别人。小朋友注意，不是自己的东西，我们不能拿。
另外，那顶帽子我为什么不戴了呢，我也特别特别喜欢，但因为天热，我就不戴那顶了。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喜欢戴帽子。其实我是一个很懒散的人，戴帽子太麻烦，而且有一个不太好解决的问题，我的帽子总丢。因为我太懒散，忘了帽子放哪里。现在很重要的事，我会检查一下帽子放哪里了，帽子一定要拿好。丢了两次，我丢怕了。我大前年得了一场病，脑血管有点问题。医生要我注意脑血管不要温度变化太大，所以我就戴帽子。所以从小就要注意身体，要听医生的话，有病就要看病，看病之后，医生让你吃药你就吃药，让你怎么吃就怎么吃，让你注意什么就注意什么。我就讲这些，谢谢小朋友。
问：辛老师好，《史记》“成一家之言”，请问您的理解。
辛：您的问题稍微有点泛，不知道从何处回答好。我们简单从字面上说，就是写成自己的著述。深究的话，涉及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史记》的性质。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史记》有很强的子书性质。因为子书重在言，重在表述自己对世界，对整个历史的看法。如果要狭义地理解，特别是在《太史公自序》，还有纪传后面评论性的东西，还有一些纪传表开头的小序，这些都能体现司马迁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
总的来说，司马迁《史记》仍然是非常典型、非常标准的史学著述，它与子书是有本质性区别的。比如《史记》涉及的秦汉历史，有一部分相应的对比材料。比如西汉末年刘向写的《新序》、《说苑》这些东西，这些就是子书，其中也有真实的，但有些就荒唐得不得了。这是子书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样的东西，在司马迁《史记》里是不会有的。没有必要从子书的角度，过分强调其一家之言。从个人的见解来说，这个是有的，但这不等同于历史书写，不等同于个人刻意歪曲历史。
他所谓“成一家之言”就体现在他对过往重要历史事件的援引选择，对哪些人记录，哪些人不记，这是最主要的。孔子讲“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通过一种事实的陈述，体现他对社会的看法。但首先事实就是事实，我们看到司马迁很有个性的东西，比如《货殖列传》、《龟策列传》，虽然有散佚的，但原来的列目篇章是有的，这些体现，在后世很重要。班固写汉书，当时进入东汉，正统的儒家观念全面树立起来。司马迁虽然是儒家，但他的儒家与东汉的儒家不同。这些东西都能体现其“成一家之言”。确切地说，大多数个人著述的史学著作，都有这个特点，都很强烈。等到集体撰述之后，比如唐代修《晋书》以后，领导领衔，大家编写，个人意志观念就要淡了，皇家的观念就进来了。这些也都古人的历史转变。
问：我最近在看您的《中国印刷史研究》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问题，吐鲁番出土的“家有恶狗”的牌记，您讨论一些学者的观点，后面加了一个按语，说这个牌记过去录作右行，您认为是左行。我就没有理解，为什么这个牌记是左行呢？还有第二个问题，怎么理解这个牌记。你也说它是私人的，警醒行人的一个警示语，那么这样一个警示语，为什么会有这么详细的时间落款？
辛：左行右行的问题，我全忘了。那时候鬼使神差，也可能会写错一些东西。这我记不住了，抱歉，我已想不起来那个牌记啥样子。至于为什么会有时间标志，私人的东西，今天仍然能看到，有的会有一个时间落下来。这个有一定的弹性，张家有一条狗，它比较凶，警示牌牌会有时间，那么李家就一定会有。这个不一定。这个时间可能是为了告诉人们，我这是刚贴出来，不是好多年，那狗还在，你小心点。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解释，但不太妨碍对它性质的认定。以前研究敦煌吐鲁番是绝学，“绝”不是就其学问而言，而在于平常人买不起机票去伦敦、去巴黎看。现在我们国家有钱了，全都印出来了，在我们国家很容易，大家每个人都能看到，我们把它放大印出来一看，那毛笔写的，笔锋一下子就看出不同了，不是太难断定的事情。所以，我很感谢您的提问，但我只能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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