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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鼎高 53.8厘米，口径 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为皇皇钜制，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毛公鼎是迄今发现的铭文最长的青铜器，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和文物价值，也因此成为收藏家猎取的对象，在流传过程中当然发生了不少离奇曲折的故事，也有不惜以身家性命保护它，免遭日本侵略者抢掠的惊险传奇。 清朝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陕西岐山庄白村出土了一件鼎。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北京城中著名的古董商店“永和斋”主苏兆年、苏亿年兄弟闻讯后立即携巨款去了西安。由于陕西的古董商同苏氏兄弟有过多次买卖，这件大鼎也就被苏氏付了定金后买定（尚未运至北京）。当时青铜器的买卖是以品质、古老、铭文字数的多少论价的，苏氏兄弟照例为它量了尺寸、称了重量、数了铭文的字数，遂此鼎高价卖给了京城的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 陈介祺字寿卿，祖籍山东潍县。其父陈宫俊（字伟堂）是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历任礼部、吏部、工部、兵部尚书等高官，他有钱财用于收藏，更有时间和才干潜心于金石学的研究。咸丰年间买定后并运抵家乡。嗣后陈介祺对鼎的铭文作了研究，写成了《毛公鼎释文》。并将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 陈介祺越研究越了解它的价值，同时产生了“怀璧”之惧，于是尽量地保守秘密，连最好的朋友索要拓片也不给，以至于在收藏家之间和学者之间产生了陈氏收藏毛公鼎只是一种传闻而已。像张之洞这样的高官和大学者甚至认为陈氏所收的毛公鼎是一件伪器。陈介祺给最知己的朋友写信，对张氏的说法进行了反驳。 陈介祺去世，其次子厚滋得毛公鼎，厚滋死，鼎传次子孝笙。此时，陈氏家族初现败落迹象。陈孝笙一心希望重振家风，于是开了钱庄、药铺。当地有一位叫陈芙珩的人同陈孝笙交往甚密，于是把自己听到的消息转告孝笙：有一位旗人名端方，时任两江总督，有财有势，喜爱收藏古玩。并劝告孝笙，与其苦苦经营钱庄药铺，还不如将毛公鼎售于端方，可获巨资。陈孝笙虽然心动，但慑于祖宗的遗训、家人的阻拦，拒绝了陈芙珩。端方也早已在打毛公鼎的主意，要密友陈子久从中撮合。陈子久就是陈芙珩的父亲，父子搭档演双簧，建议孝笙除了要一万两白银外，还要端方答应任命陈孝笙担任湖北银元局的职务。孝笙不顾家人的劝阻，向端方索要了一份让陈孝笙任职的文书作凭据后，贸然将毛公鼎以万两白银的价格转让端方。老奸巨猾的端方在文书上钤印的是一枚作废的官印，凭证成了废纸。在清朝即将灭亡的昏乱年代，向谁讨回公道呢？陈孝笙上当受骗后就一病不起。不久，清朝的遗老端方在革命的风浪中惊恐而死，他的不肖子孙为了逃命，也顾不得家传的珍宝了。毛公鼎因此不知去向。英国人、日本人也对毛公鼎有所风闻而垂涎三尺，派出密探四处寻访。 在民国政府任铁道部部长的叶恭绰常因公务而到处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在苏皖交界处的一家古董铺里见到一个古鼎，凭他丰富的文物知识和古文字的释读能力，在初步地阅读铭文后，已经心知肚明，这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毛公鼎！叶恭绰不露声色地同铺主商谈了价格和定购条件后，立即赶回上海筹款。铺主虽然讲不清毛公鼎的所以然，但凭他经商的经验，铭文的字数，向叶氏索要了很高的价格。叶恭绰筹集了钱款，如数交给了铺主。成交后，叶恭绰把它运到了上海的家中。一件历经沧桑的古鼎终于到了一位识宝的学者型官员的手中！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也得知毛公鼎在苏皖的交界处，于是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的搜寻，闹得鸡犬不宁。这次搜索离叶恭绰买得宝鼎仅相隔58天！ 当日本人多方打探得知宝鼎已经在上海的消息，发誓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毛公鼎！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叶恭绰把所有的收藏品藏妥后去香港避难。叶在上海之妾潘氏意欲侵吞叶在沪之家产，打起了官司。1940年，叶恭绰致电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代为主持讼事。叶公超途经香港时，叶恭绰嘱咐其侄：“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当叶公超到上海应诉之时，潘氏已向日本宪兵队密告叶宅有国宝毛公鼎及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前去搜查。万幸的是先搜出一些字画，接着搜出两支自卫手枪，日本宪兵注意力转移，对查找毛公鼎之事有所疏忽，而毛公鼎当时就藏在叶恭绰的床下，竟未被发现，但叶公超却因手枪被查出以间谍罪被捕，投入牢狱达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叶公超坚不吐实。叶公超明白：只要自己不露声色，日本人是不会找到宝鼎的。可是这样的囚禁生活使他苦恼，也使家人担心。经过了一段时间准备工作后，叶公超的家人把一个青铜鼎交给日军宪兵队，叶教授获释。经日本的青铜器专家鉴定，叶家所交的鼎是一般铜鼎的仿制品，叶教授仍受到监视。 直到1941年的夏天，日本方面一无所获，密探对叶教授的监视有所放松。有一天，叶教授在作了充分准备后，以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把毛公鼎运出上海，辗转到达香港，把它交到了叶恭绰的手上。叶恭绰为之梦牵魂绕的毛公鼎终于又在自己的掌握中了。可是，刚刚放下的心又因香港沦陷而紧张起来，他马上找了一位德国友人，共同想方设法再把毛公鼎运回上海。叶恭绰回到上海后，由于经过这一番重大的折腾，生计也发生了困难，又出于把宝鼎转移的目的，就以300两黄金转售给五金业老板陈咏仁（字伯陶），附加条件是抗战胜利后要将宝鼎上交国家。陈同意叶恭绰的约法三章，承诺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1946年，宝鼎被捐献给了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后在1948年，被国民党运送台湾，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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