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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上海老弄堂，既寂谧又安详，就像是被忘记的岁月之歌。风可以吹进来，雨可以刮进来，但是时间好象在这里止住了脚步。斑驳的墙面、长满苔藓的青砖，好像还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尽管岁月已经流逝，记忆也渐渐褪色，但我想只要有老弄堂在，那么属于上海老弄堂的那份传奇，就永远不会老去。
尚贤坊
郁达夫和王映霞爱情故事
淮海路358号尚贤坊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里弄住宅，沿淮海路街面，具有巴洛克风格立面的三层老建筑，占据了一个街面。底层为店铺，第二、第三层为住宅。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曾住过这里。这里还发生过著名作家郁达夫和王映霞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
民国时期，尚贤坊曾住过很多文人作家。1927年的一天，郁达夫拜访家住尚贤坊40号的老友孙百刚，在这里遇到了借住在孙家年轻貌美的王映霞，王映霞生的美丽动人。出生于杭州的她，有杭州第一美女之称，那时，郁达夫，早就久仰她的大名，一见到本人，果然是美人如画，郁达夫一下子就动心了。当然，两个人好像是心有灵犀一般，王映霞也对郁达夫，心生好感，很早以前，王映霞就看过郁达夫的作品，对于这个有才情的男人，王映霞的崇拜之情，油然而生。当天郁达夫不仅邀请孙百刚夫妇和王映霞一同在新雅饭店吃饭，还一起去“卡尔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又逛了南京路。当晚，郁达夫在日记里写：“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此后，郁达夫几乎每天都去尚贤坊，有时一天去几次。但是那个时候的郁达夫已经娶妻了，而那个时候的王映霞，也已经有了婚约。但是郁达夫并没有放弃去追求王映霞，那次分别之后，郁达夫就近乎痴迷的给王映霞写信，诉说自己的思念之情，他要用他那绝伦的文字，赶走她的疑虑；他要让她明白，人类一旦面对爱情，就要抛却理智，以天生的直觉与火热的激情去迎接爱的狂潮，在郁达夫猛烈而凌厉的攻势之下，王映霞也为了郁达夫，推掉了当时的婚约。1928年4月的西子湖畔，郁达夫和王映霞结为伉俪，那是一场名动全城的婚礼。柳亚子赠诗相贺，其中一句云“富春江上神仙侣”，传诵一时，一代才子，倾城佳人，世人都相信这对神仙眷侣将会度过幸福而美好的一生，郁达夫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写道，是王映霞，点燃自己爱情的火焰，让他看到了爱情的曙光。王映霞更是协助郁达夫，写出了很多的优秀文学作品。郁达夫的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在《达夫全集》第一卷《寒灰集》的扉页上，郁达夫写道：“假使这样无聊的一本小集，也可以传之久远，那么让我的朋友映霞之名，也和它一道的传下吧。”不过，这段爱情早期充满浪漫，后期却颇为痛苦，当爱情归于平淡的生活，矛盾也就来了，郁达夫是深爱王映霞，但是他却不懂得她想要的是什么? 王映霞说：自己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但是郁达夫只能跟她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我同他性格不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两个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最后发展到离婚的地步。在1940年，这对才子佳人姻缘终于告终。 四明邨 民国名媛之一陆小曼的故事处于延安中路，上海展贤馆对面的四明邨，是新式的石库门弄堂。这是一条文学青年向往的弄堂，因为大诗人泰戈尔，中国诗人徐志摩在这里住过。2005年5月18日被正式命名为“文化名人村”。
租界时期四明邨是高雅的住宅里弄，曾吸引了大批文化名人入住，曾在四明村居住过的文化名人至少有十四位。但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徐志摩和陆小曼跌宕起伏，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民国四大美女之一的陆小曼出生于上海，是家中独女，备受宠爱。父亲陆定是国民财政部司长，还身兼多职，母亲是名门之后。小曼从小就被按照“名媛”来培养，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精通英文，法文，擅长作画。她十几岁就在外交场所和顾维钧一起接待外交使节，同洋人接触时反应灵敏又不卑不亢，声震北京社交圈。胡适有句话：陆小曼是北京城里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大意说的正是她的精彩。小曼第一任丈夫是父母指定的婚姻，嫁给了军官王庚，但夫妻没有共同语言。后小曼遇见了徐志摩，两人一见钟情，迅速堕入爱河。小曼背负着世俗的不解和指责，选择了和徐志摩这个并不富裕的人在一起，因为他是她的真爱。婚后曾住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花园别墅11号，一幢三层的洋房。后来才搬到四明邨”的923号。陆小曼出身富贵，幼年是在保姆和家人的呵护中无忧无虑地度过的。父母为她提供了锦衣玉食的精致生活，也养成了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小曼虽得到了理想中的爱情，却改不掉呼朋唤友，吃喝玩乐的习惯，所以，婚后的生活，徐志摩承担起整个家的生计，徐志摩为此到处兼课，拚命赚钱，即使这样，还要经常欠债，应胡适之邀，他担任了北大教授，在北京，上海两地奔波，直到他坐飞机遇难身亡。"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正如他诗歌中写的，年仅36岁的诗人，悄悄地走了。徐志摩死后，小曼痛不欲生，悔恨莫及，从此像变了一个人，素衣裹身，从未见她穿过一袭红色的旗袍，而且闲门不出，谢绝一切比较阔气的宾客，再也没有去舞厅跳过一次舞。余生唯两件事：画画和志摩文集。她奔波几十年，来整理出版徐志摩的遗作。
1965年5月，一代才女、旷世美人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过世，享年63岁，小曼临死还在念叨：“他要是不坐那趟飞机多好",她一再表示，愿立一碑于志摩墓侧。此情绵绵至死不绝。小曼死后多年，过了文革浪潮，她的画才开始被重视，被搜寻，被高价买走。
沐浴在爱河中的徐志摩和陆小曼。 淮海坊 电影皇后胡蝶的故事 淮海路巴黎春天旁边有一条著名的里弄一一淮海坊。1924年建造。它最初的名字叫“霞飞坊”。当年受到西方民主自由空气熏染，文化气息浓厚，深得政界商界要人及文化艺术界人士青睐。 这是上海典型的新式里弄。淮海坊里弄宽阔，建筑式样上是仿法国式住宅。 竺可桢、徐悲鸿、胡蝶、巴金，许广平等许多名人曾居住于此，为淮海坊的历史风格注入了特殊的韵味。 上世纪上海电影皇后胡蝶曾住在淮海坊33号。1933年，胡蝶拍摄中国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 ，她在片中饰演富商的女儿秀娟；该片是胡蝶演艺生涯中的里程碑式作品，也是中国黑白影片的佳作。同年，上海《明星日报》发起选举电影皇后的活动，她以21334票被选为“电影皇后” 。胡蝶主演的电影《姊妹花》则是她表演艺术的代表作品 。蝴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可谓红极一时，她脸上那对招牌式的酒涡，成了美女的重要标志，而身上穿的旗袍，戴的首饰，都成为大众模仿的对象。胡蝶1942年自香港返回大陆，途中行李被劫。戴笠借着为胡蝶找行李的机会，讨好并霸占了胡蝶。自从和胡蝶在一起后，戴笠遣散了身边所有的女人，专情于胡谍，细心呵护。他曾对胡蝶说：“我今生最大的心愿是与你正式结为夫妻，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面对戴笠这种柔情攻势，胡蝶是否动心过，知情人说法不一。戴笠原本打算于1946年下旬迎娶胡蝶，谁料，就在婚约前不久，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而胡蝶终于结束了三年的幽禁生活，重新获得自由。胡蝶去了香港。1989年4月23日，胡蝶因中风并发心脏病在温哥华病逝。临终前留下了一句话：“胡蝶要飞走了。" 胡蝶的一生，像极光一样艳丽过，也像地狱一样苦难过。 戴笠和胡蝶的爱恨情仇。 复兴坊 上海大亨杜月笙太太的故事 复兴中路思南公馆旁，有一条不起眼的弄堂 复兴坊，民国17年1928年建，法式建筑。初名辣斐坊，解放后以改名复兴坊。 弄内1号是著名的民国七君子之一的史良旧居。 廖仲恺之妻、何香凝曾居住弄内8号。并在此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话动。 16号是杜月笙及四姨太姚玉兰旧居，作为20世纪上半叶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黑帮老大，杜月笙自然是三妻四妾。在他的一生当中，曾明媒正娶了五位夫人，即大太太沈月英、二太太陈帼英、三太太孙佩豪、四太太姚玉兰、五太太孟小冬。但是这些太太的最终结局却各自迥异。大太太沈月英由于对杜月笙迎娶姨太太的做法醋意大发。为了报复杜月笙，就勾搭上了表兄傅方林。奸情败露后，杜月笙将傅方林撞成残废，将沈月英幽禁终生。二太太陈帼英在香港与杜月笙发生口角，一气之下，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了上海。陈帼英晚年生活穷困潦倒。三太太孙佩豪随杜月笙到香港后。与四太太姚玉兰经常发生矛盾。杜月笙在香港逝世后，孙佩豪就搬迁到英国居住。1990年代，孙佩豪病逝于美国。杜月笙前三个太太都是苏卅人，她们联合起来排剂北方人的姚玉兰，致使姚很长时间不能搬进杜公馆。但姚玉兰不仅戏唱得好，而且心智过人，深得杜月笙信赖。她还被孔祥熙夫人宋蔼龄认为干女儿，又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成为闺蜜。1951年杜月笙去世后，姚玉兰扶丈夫杜月笙的灵枢迁居台湾，受到了宋美龄和孔二小姐的照顾，1980年代病逝于台湾。在杜月笙的诸太太中，五太太孟小冬的名头最响。她是京剧著名老生余叔岩的弟子，余派的优秀传人之一，曾经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相爱，并同居。因梅兰芳二夫人的反对，始终没有名份。杜月笙暗恋她很久，对她用情很深。和梅兰芳不同，孟小东在梅兰芳这里受尽了委曲，而杜月笙则不让她受一点点委曲。杜月笙在香港临终前，特别交代子女，让他们好好照顾孟小冬，千万不要再让她唱戏了。孟小冬于是终身不再唱戏。杜月笙多了一个姨太太，京剧界少了一个艺术大师。1970年代，孟小冬病逝于台湾。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 杜月笙与五姨太孟小东。 陕南邨 著名演员王丹凤的故事陕西路和复兴中路口的陕南邨。原名亚尔培公寓，又名皇家公寓，上海解放后改名陕南邨，是典型的公寓型花园里弄。
陕南邨由法国天主教普爱堂投资建造于1932年。弄内有公寓16幢，纵横在绿树草坪之间，形成一个优雅清静的居住环境。解放前这里多是外国侨民居住，即便现在，房子虽是有点老旧，但仍是上海高档生活的标本。
陕南邨居住过不少文化名人，有著名记者舒宗侨。舒宗侨是中国最早一批战地记者之一。著名作家黄裳现在还住在陕南邨。 陕南邨的住客还有著名的电影演员王丹凤。 王丹凤原名王玉凤，只因从小喜爱艺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被电影导演朱石麟发现，鼓励她投身影业。并建议她改名王丹凤。从此中国影坛一颗耀眼明星冉冉升起。从《新渔光曲》、《红楼梦》到被誉为“中国版魂断蓝桥”的《青青河边草》，王丹凤的演技和知名度都不断提高，面对成功，王丹凤却始终洁身自好。没有绯闻八卦，没有名利纠葛，生性低调的她除了演戏，生活中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看电影和话剧。也正因此，以戏为媒，王丹凤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金城大戏院总经理的柳和清。1952年12月，王丹凤加入到了新组建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相继拍摄了《桃花扇》、《家》、《女理发师》、《护士日记》等诸多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王丹凤这样一位成名于旧社会的大明星，在新中国又赢得如此高的声誉，“文革”中自然是“罪责难逃”的了。不巧柳和清因出身问题也在上影厂“靠边站”，那么正好就近，夫妻双双常被拉在一起批斗。造反派们打着“破四旧”、查“黑照片”之名，从她陕南村的家中肆意掠走许多东西。1968年深秋，王丹凤和上影厂所有被批斗的所谓“牛鬼蛇神”，通通被赶到上海郊外的干校农场里去接受劳动改造。1992年夫妻移居香港，创建“功德林”素食餐馆。王丹凤16岁踏入银海，60岁下海经商，现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王丹凤，倾情浇灌的“功德林”扬名香港饮食界。这可以说是王丹凤银幕角色的另外一种成功和辉煌。 王丹凤在“女理发师”中剧照。安定坊
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故事
江苏路284弄是花园式里弄，又名安定坊，筑于1936年，曾是许多文化人的集聚地。沿着弄堂往里走，就会看到挂着钱学森、施蛰存、祝希娟等名人名家的旧居提示牌。
施蛰存是我就读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时的教授。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 弄内5号是傅雷夫妇的故居。前些年,上海曾举行过一项名人评选,傅雷排名第三,仅次于巴金和陈毅。傅雷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我最早知道傅雷，是读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立刻被他的文笔所倾倒。后来读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作品，越发崇拜他了。 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家中双双自尽。但临死时，他仍然保持了自己最后的尊严。傅雷留下遗书，将与他人的钱财债务往来交代得清清楚楚，甚至还没忘了续交房租、给保姆留下生活费、给自己留出火葬费。临终，还要将被子铺在地上，以免踢倒凳子吵到了邻居。后来许多人为此而震撼、感慨，因为，不愿蒙羞而苟活，又能将最后时刻规划得如此精细、负责，将最激愤决绝的壮举做到如此理性、从容者，实在不多。傅雷夫妇双双自杀，在那个年月，这叫“自绝于人民”，是不能收留骨灰的。然而，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声称自己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一定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 她叫江小燕，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姑娘，以强烈的正义感保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出于义愤，她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声言傅雷是爱国的，希望总理能出来管一管这类事。信末，她没有署名。但当时的公安局由这封信很快追查到了江小燕，而上海市文联也是由着这条线索找到了傅雷的骨灰。她为此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她的敢作敢为，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更令人感动的是，她对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 其子傅聪，当今世界一流的钢琴家。当傅雷被打成右派后，傅聪于1959年前后出走英国，这不但让傅雷在政治上背负了更大的负担，也让这对父子从此天涯远隔。由于儿子远走异乡，父子间只能靠书信交流，鸿雁往返，信函交驰，家书倾诉着父子之情，更拉近了父子之间的距离。愚园弄
徐悲虹妻子蒋碧薇的故事
愚园路749弄，是一条很特别的弄堂，走入其中，你会发现蜿蜒曲折的弄堂内，弄堂套弄堂，主弄连着支弄，支弄又连着小支弄。
日伪时期，749弄的这个弄堂里，就住过伪特工总部的头号人物李士群，伪上海市长周佛海和前黑社会老大吴四宝。他们是臭名昭著的汉奸头子，时刻都有被刺杀的危险，选择这样一个有如迷宫一样的弄堂，随时可以抽身逃跑。因此整个749弄成为他们的巢穴，人称“沪西六号”。 749弄的建筑大多建于1935年前后，共有两三层各种风格的花园洋房22幢，属于花园式里弄。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等就曾在此居住。留下了他和徐悲虹妻子蒋碧薇的传奇爱情故事。 出身于宜兴一个世代望族的蒋碧薇，十九岁时与徐悲鸿一见钟情，毅然接受了徐悲鸿的安排，一起私奔东渡，去了日本。 1926年，留学欧洲的徐悲鸿和妻子蒋碧薇在中国驻德国公使馆的一次酒会上结识了英俊潇洒的青年画家张道藩。蒋张之间的情缘由此展开，视艺术为第一生命的徐悲鸿，对艺术之爱远胜过夫妻情爱，而张道藩则以其细腻情感，对蒋碧薇体贴入微。1926年2月，蒋碧薇收到张道藩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长信。张道藩在信里向她表达了火热的爱。想到来欧洲这些年里，丈夫整天潜心作画，还几度只身前往南洋卖画，对她的情感日趋淡漠。蒋碧薇孤独中，张道藩给过她几倍于丈夫的温存。他的这封信使她陷入万分痛苦的境地……但她还是下决心关闭了对张道藩的感情闸门，十分理智地回了一封长信，劝张道藩忘了她。张道藩在极度失望中与一位名叫素珊的法国姑娘结了婚。后来徐悲鸿与他的一个女学生孙韵君（孙多慈）发生了感情。各种报刊的“花边”对徐孙关系进行加油添醋的渲染，给本来已不和睦的家庭平添了一层阴影，徐悲鸿与蒋碧微的感情出现裂痕。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三年后张道藩与蒋碧微两人在国内重逢。此时的张道藩已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衣着名贵，气质轩昂。但他的心里，依然对蒋碧薇充满感情，此时的蒋碧薇整日落落寡欢。“卢沟桥事变”以后，为避日本飞机轰炸，蒋碧薇应邀搬到749弄有地下室的张道藩家中。相爱十一年终于走到了一起。此后二十年间，两人通信竟达两千余封，不仅在异地时写信，即使同居一楼，也常常以笔墨倾诉衷肠。他们的信成为情书经典，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如火如荼的恋情渐渐冷却下来。蒋碧薇随张道藩去了台湾，同居一室十年，直到苏珊回来，才不得已黯然退居幕后。时年她已经六十一岁。 1968年 4月，张道藩病逝，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蒋碧薇闻讯，将自己的一生所爱、所为、所思化为近五十万字的长卷，上篇取名《我与悲鸿》，下篇取名《我与道藩》。 晚年在台湾的张道藩与蒋碧薇。沁园村 一代名伶阮玲玉的故事
上海阮玲玉故居，是栋沉淀着许多悲哀与痛苦的记忆的石库门老洋房，位于静安区新闸路1124弄9号的沁园村。 据传是海上名门望族盛家的产业，一幢幢三层小洋房历经七十多年的岁月，如今依然光洁如新、典雅幽静。2004年11月被市人民政府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单位。
老洋房门前光影迷离，黄色的墙面、油漆斑驳的门窗，让人触景生情，一下子回到那蜡黄蜡黄的岁月，遥远而沧桑。 当年的茶叶大王、超级粉丝唐季珊，用十根金条买下了这幢小洋房送给阮玲玉，一楼是阮玲玉接待朋友和客人的客厅，二楼则是她和唐季珊的卧室，三楼由她母亲和佣人居住。阮玲玉是中国无声电影时期最著名的影星之一，在民国时期的影坛地位仅次于影后胡蝶。生于上海，祖籍广东香山县。 由于父亲早逝，阮玲玉自孩童时期随母亲为人帮佣，母亲节衣缩食供她上学。1926年为自立谋生奉养母亲，阮玲玉考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其电影艺术生涯，代表影片有《野草闲花》、《神女》、《新女性》等。阮玲玉早年与她母亲东家的大少爷张达民同居，后与茶叶富商唐季珊同居。因不堪张达民的无耻造谣与纠缠和情夫唐季珊的不忠与虐待，加上小报记者对她的攻击，于1935年妇女节当日服安眠药自尽，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噩耗传来震惊电影界，各方唁电不可胜数，上海二十余万民众走上街头为其送葬，队伍绵延三里，鲁迅曾写下《论人言可畏》一文指出：“她的自杀，和记者有关，也是真的。”
阮玲玉自杀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震动，有不少喜爱她的观众追随其香魂而逝。单是1935年3月8日这天，上海就有5名少女自尽，其他地方的追星成员也有多位。她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上海街头的阮玲玉出殡的队伍。美丽园 民国奇女子张爱玲的故事
延安西路379弄美丽园位于延安西路高架南侧，镇宁路东侧。民国元年至25年1912～1936年建。占地1公顷。小区整条弄堂皆为英式风格老洋房及里弄，经典的清水红砖外墙把英伦风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1944年一个春日的午后，一位陌生男子来到张爱玲居住的爱林登公寓拜访。依照一向的习惯，他并没有见到她。两天后，张爱玲按照拜帖上的地址，找到了美丽园28号。这里住着的是汪伪政权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胡兰成也是民国时期的大才子，他不仅是当时的一代作家，而且还能写一手好书法。他的长相英俊而且带着灵气，一幅文质彬彬的样子。偶然机会他读到张爱玲的小说《封锁》，爱不释手。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心灵相通，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回上海后，就去拜访她，却碰了壁。只得留下地址电话，悻悻而归。 但可能张爱玲早就听说过这位才子吧，第二日张爱玲便给胡兰成打了电话，告诉他要上门拜访。张爱玲走进了胡兰成的客厅。可能这第一次相遇，就注定了两人的命运。他们坐在了客厅，聊一些文学上的东西，这第一次会面，就聊了足足五个小时，到吃了晚饭才离开。第二天，他回访了张爱玲，这一次让胡兰成愈发欣赏张爱玲这个女子，又恬静又懂事，又有才华又有名气。最关键的一点，他也看出来了张爱玲对他有好感。回去之后，他连夜写了一封信和一首情诗。爱玲的回信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即使若张爱玲这样不寻常的女子，谈起恋爱，也与常人无异。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胡兰成提起他第一次看到张爱玲的相片。她特意取出，给他在背后题了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是张爱玲在豆蔻年华的少女时代，纯洁的情愫开出的第一束花朵。从此，他们情书往来，沐浴在热恋的爱河里。1944年8月间，两人结了婚，是年他38岁，她23岁，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 尽管张爱玲一生都有“独在小楼，不管政治”的姿态，但选择胡兰成无疑成为世人眼中的污点，人们可以接受不同政派，但绝不能接受汉奸。即使只论个人感情，这次选择也是失败的。1944年11月，胡兰成离开上海去武汉办报。很快又迷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护士，胡兰成回上海后，把这件事告诉张爱玲，爱玲内心伤心嫉妒，但表面仍是平静的。抗战胜利后，胡兰成在逃亡杭州一带时，化名张嘉仪，与一大户人家的姨太太以夫妻名义逃到温州同居。张爱玲在上海，却一直挂念着生死未卜的胡兰成，从胡的一个密友哪里知道他的去向后，只身一人从上海到温州去找他。张爱玲在温州和胡兰成还有他的情人一起待了20天，临行前，张爱玲对胡兰成说了寥寥几句伤心话：“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 怀着一颗失落孤独的心，张爱玲回到上海。 1947年6月10日，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张爱玲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了。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也是不看的了。” 张爱玲以理智自矜的姿态，淡出了对胡兰成的爱情，张爱玲是活得非常骄傲的一个人。尽管她曾经错嫁给胡兰成，但她的人格，绝对是一尘不染。 曾经的青春年少，曾经的倾城之恋。玫瑰别墅 名门四女之一蓝妮的故事
这是复兴西路上一条看似普普通通的弄堂，在弄堂里有7幢造型典雅三层楼洋房，七座建筑物有七种颜色，风格迥异。因弄堂口的地面上有“玫瑰”两个字样，故被称为“玫瑰别墅”。
而这玫瑰别墅曾经的主人——蓝妮女士，也拥有“风中玫瑰”般沧桑又美丽的传奇人生。 蓝妮出生于富贵之家，祖上曾是云南省的苗族首领，被当地人称作“苗王”。因而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她就是尊贵的“苗王公主”。蓝妮从小就是个美人，而且她的美有强烈的异域色彩，不同与一般的汉族女孩，她高鼻深目，眼睛瞳孔的颜色还有些湛蓝，看起来活脱脱就是个混血美女。18岁时，父母为生活所迫，将蓝妮嫁给了上海名门李调生的次子李定国。蓝妮嫁到李家后，且不说与丈夫缺乏共同语言，单就封建大家庭的种种清规戒律，也令她难以习惯，深感自己成了一只无望的笼中鸟。经过5年的单调生活，蓝妮生下3个子女之后，于1934年与李定国离异。蓝妮自从离开李家后，过了一段无拘无束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她在朋友的家里遇上了孙中山的长子孙科。身居高位的孙科虽已年过不惑，但风度、学识不同凡俗，再加上孙中山先生的背景，所以，蓝妮对他有一种崇敬感；而孙科已完全被蓝妮的美貌所倾倒，更兼蓝妮知书达礼，熟谙英文，使得孙科心驰神往。不久，孙科邀请她赴南京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蓝妮一口答应。孙科无论工作还是一般性交际，蓝妮总是陪伴在侧，感情与日俱增，成为形影不离的伴侣。孙科不顾家庭与社会的压力，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消息传出，自然引来社会舆论，说孙科不爱江山爱美人。为了不事声张低调处理。蓝妮和孙科结合既没有办理正式手续，也没有举行正式婚礼，只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蓝妮与孙科结婚后，一直非常恩爱，而且孙科的原配陈氏，以及婆婆卢太夫人，都对蓝妮很好。一家人相处得其乐融融，按道理，一切都很圆满了。但蓝妮必须要不断接济与前夫所生的三个孩子，因而考虑想去经商。1940年，在征得孙科同意后，她一个人回到了日伪占领下的上海，凭着她的地位与人脉，开始涉足房地产。她看中了法租界复兴西路的一块地皮，向上海当时的地产大王之一杨润身求助，在杨的帮助下，蓝妮很快将那块地皮拿下，然后请沪上著名建筑师进行设计，建造了七幢房屋，每幢房子风格各异，分别使用七种不同的颜色，外观十分醒目、别致。蓝妮亲自督工，依图建造。马路口的两幢洋房不是她的，不久蓝妮也出资买下。这样，整条弄堂都是她的了，被她取名为——玫瑰别墅。当时她何曾知道，日后这些房地产却是导致他们夫妻分手的导火线。 孙科和二夫人蓝尼 与友人合影。 解放后，玫瑰别墅被国家征收，其中一幢分配给著名演员秦怡等居住。 在国外漂泊了几十年后，1982 年在邓颖超的邀请下，蓝妮回国观光，邓颖超一见她，就亲切地称呼她为“孙太太”，令蓝妮感动万分。1986年，蓝妮终于回上海定居，1990年，蓝妮终于搬进了那幢她解放前居住的三层花园洋房。蓝妮晚年深居简出，几乎足不出户，偶尔到花园里散散步。她在花园里莳养花草，以寄托热爱生活的情愫。1996年9月28日，蓝妮在上海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站，享年85岁。蓝妮的女儿孙穗芬为她操办后事。当时，人们没有看到有关她去世的点滴消息。一代佳人，悄然离去。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上海老弄堂里的传奇故事”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